“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梁启超
甲午战争失败后，对当时的清朝震动巨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自信心损失殆尽，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离不开下面这三个人。
这个人，可能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罪魁祸首。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报复李鸿章。
与李鸿章一样，翁同龢也算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还是有渊源的，论师门辈分，李鸿章是翁同龢父亲翁心存的小门生。
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性格上的差异，气味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
甲午战争前10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
翁同龢积极主战的另外两条原因是：因其不识洋务，不懂军事，以为中国必胜日本；“诸名士实怂恿之”：即张骞、文廷式等，翁同龢时为士林与清流魁首，为了维护这一派人心和利益，即便明知不能战，那也必须主战。
第一点是门户之见，后两点属于书生误国，为了一系之利，不惜牺牲国家。
在甲午海战中，他直接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断了李鸿章的想法，在北洋水师的炮弹中，绝大部分都由翁同龢监督制造，而这些几乎都是哑弹，最后北洋水师的士兵只能用撞船的方式来证明自己。
甲午兵败，李鸿章受命担任朝廷全权大臣赴日谈判，翁同龢当然知道此去对李鸿章意味着什么。而李鸿章自然也知道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脏水，李鸿章便向朝廷建议与翁同龢一同赴日。翁同龢死活也不肯与李鸿章同行。事已至此，他还顾及名声，怯于担当，君子爱惜羽毛而贻误国事，莫此为甚。李鸿章未必是个“真小人”，而翁同龢却绝对可称得上是个“伪君子”。
甲午战争前后，张謇即与翁同龢、李鸿藻等清朝军机大臣关系甚密，加上翁、李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由此更是积极为其出谋划策，成为“帝党”中的一名重要成员，参与到与“后党”主要官员李鸿章之间的争斗之中。当时，翁同龢位居汉人军机大臣之首，与张謇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相互讨论中日战争的对策，并谋划削弱李鸿章的势力与影响，借由这种方式他向翁同龢提出了不少建议。
甲午战争爆发，张謇对翁同龢说：“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对抗中国大军，不重创之，则无以宣我国威。”主战派觉得中方舰艇吨位、作战地理皆有利，无不胜之理；而一旦战败，马上又变为最积极的主和派，让李鸿章去收拾烂摊子。
甲午海战前的一个月，朝廷调任李秉恒为山东巡抚。
他早期曾是李鸿章的幕僚，但他却并不买李鸿章的账，后来却投靠清流派张之洞手下，成为一个头角峥嵘，喜欢咄咄逼人，自作主张，自有一套顽固不化观点的著名清流派人物。
1894年9月28日，李鸿章致电给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要求李秉衡严加防范，增强荣成湾一带的守军兵力，因为日本人很可能会从荣成湾登陆，进而进攻威海卫。李鸿章希望李秉衡派遣部队早日驻扎。 但是对于李鸿章的这一指令，李秉衡完全是置若罔闻，没有任何的回答。
更好笑的是，当张之洞曾热情地表示愿意从已经订购的毛瑟步枪中调拨一批给山东布防之时，李秉衡却并不焦虑于“筹饷、购械”，对此并无反应。相反，李秉衡却有30万两白银拨给翁同龢去填户部的窟窿。
如果不是这些人一起联合抗李鸿章，或许中国也不会遭受那么大的屈辱。
如果晚清时期不是这三个败家汉奸，中国历史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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