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箴：公务员"行为规范手册"，清正廉洁、忠君爱国是业务指标

古代官员

官员作为皇帝施加自身治理手段的唯一渠道，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强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皇帝也因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在这方面加强对官员的考验。首先在选拔上，古代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并提高官员质量，由原来的贵族世袭制度变为了察举制，之后又发展为九品中正制，最后则是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而为了将在任官员的治理能力提高，统治者还建立了官箴这一改进官员思想的制度，尤其是在明代，这一制度更加盛行。

明代官箴的盛行是传统继承和现实需要的结合

• 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

封建社会的本质就是掌握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皇帝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地主。虽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天生就存在着十分深厚的矛盾，但如果能够适当弱化这种矛盾，便可以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促进国家强盛。

因为即使广大中下层农民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对他们来说，如果能够保证自己的日常所需并稍微有所剩余，就已经十分满足了。而要做到这一点，便需要由皇帝制定合适的治理方针，再由众多官员发挥各自的能力来实行具体的政策。

明代官员

在这一步中，官员的品性、能力、态度如何等等都是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稍微有所不当，甚至还会激化阶级矛盾，从而引发社会动乱。也因此，皇帝一直都十分注重官员质量，清正廉洁、忠君爱国是业务指标。

“即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不自爱也，宁不为世所消耶。”

他们不仅一直热衷于对官员的选拔做出改进，也会对已经在任的官员进行培养，如举办考试、进行官箴便是如此。无论是对哪个统治者、哪个朝代来说，这一需要都是存在的，明朝也不例外，这也是官箴存在并盛行的本质原因。

• 历代传承与朱元璋的大力推动

官箴几乎在历朝历代都有所出现，只不过在早期它的存在并非是以制度的形式，而是更多出于官员们的自发行为。虽然君王拥有治理天下事的最终权力，但并非每一位君王都天生贤德，爱民如子，也并非每一位君王能够制定出合适的政策来推动国家发展。

每当这时，官员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他们需要对皇帝进行劝诫或者做出指导，从而使君王避免失误与做出不当行为。此外，他们本身也会树立高标准高要求，尽力做到品德上的清正廉洁，正如屈原所说：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

而到了唐代，自武则天作《臣轨》和唐玄宗作《令长新戒》之后，官箴正式转变为皇帝单方面对官员规定的一些行事、道德标准，即“儆戒训诰之词”。

此后历朝历代，官箴一直被皇帝用来管理官员，其中的主要思想也是归正行为、注意励精图治、不要贪赃枉法等等，尤其是宋朝，官箴更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有着前朝如此之久的发展，明朝自然没有理由不对官员进行官箴活动，甚至还对其中的思想做出了一些创新，“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将清正廉洁放在了官员为官准则上的第一位。

朱元璋

此外，朱元璋的个人经历也推动了官箴活动在明朝政府中的盛行。朱元璋出身贫穷，深受地主的剥削与压迫，而地方官员也对促进民生毫无兴趣，只以收取贿赂、大肆敛财为乐，这就使朱元璋自小就树立起了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之情。

朱元璋成为皇帝之后，恰好碰上了户部侍郎郭桓的贪污案，其牵连人数之广、贪污金额之多无不让人震惊，“共折米算，所废者两千四百余万精粮”，这一事件让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更加痛恨，并开始格外注重对官员的品德教化。本身就拥有深厚的官箴基础，再加上朱元璋的大力推动与重视，官箴在明朝时期进入了一个兴盛状态也就理所当然了。明代官箴的内容包含丰富且覆盖面较广。

• 将官员的品德放在重中之重

官员总共有两个需要面对的阶级——下层平民与上层皇帝，也因此，如果一个官员能够同时做到对这两方的妥善对待，便足以称得上是一位好官。对下，他需要做到勤政爱民，“敬以临之，不可忽也”，同时关心民生，以民众的利益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在本身的修养上，官员也需要适时增进。

正如张养浩所说：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容；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而如果能够做到以上几点，便可以在民众中收到极好的口碑。

安禄山

对皇帝来说，官员对他的尊重与忠心甚至还要比其对平民的治理能力更加重要。如果一位官员有反叛之心，那么皇帝还依旧重用他，便是在直接帮其扩大势力。而官员在任职期间所获得的名声、赞誉和在当地培养的势力也可以成为他日后反叛的资本，从而对皇帝的统治造成莫大威胁，安禄山等人便是如此。因此，在对官员思想的教化之中，忠永远是第一位，而无论是对儒家思想中君君观念的推行，还是官箴中的“对君以忠”，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 官员本身的政治能力也极为重要

在处理诸多繁杂的民间事务时，官员需要将公平公正放在重要位置，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民愤。贪赃枉法之事更是需要远离，“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玷污，终身玷缺”，这不但是一个名声败坏的问题，更是一个实际行为上的问题。一旦被欲望所控制，官员的一切行为都将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标准，对民生不管不顾之后造成吏治的腐败。

中国古代刑法中尤其对法情两者十分兼顾，强调在遵守法律的同时体现出人文关怀，这不仅是由于人性本身的同情，也是因儒家的“以人为本”观念所导致。也因此，许多官员在从政时都会树立起“德主刑辅”的执政原则，“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以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为主要目标，很少出现滥用刑罚的现象，仁政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从而尽力创造一个和谐相处的良好社会。

官箴的盛行为明朝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 促使了大量政策的良好实行

当官员的执政能力、道德水平等显著提高之后，首先体现出来的便是大量政策的良好实行。他们不但会将上层的方针政策化以具体的措施加以实施，同时还会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根据当地的具体环境、条件等客观性因素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进一步推动当地发展。

皇帝获得个明君的称号，官员会赢得一片称赞，民众对此也喜闻乐见。此外，轻徭薄役、土地的一些改革措施也会降低广大中下层平民们的生活成本，并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富强，可谓是双方共同作用下的良好结果。

•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皇帝与大臣的矛盾

当官箴在大臣中普遍实施之后，许多原本就忠正不阿的官员思想会变得更加固执甚至是僵化。他们忠的不再是君本人，而是整个国家，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了国家的整体发展而着想。也因此，如果君王做出对国家发展不利或者不合礼仪有损传统的的事情，他们便会极力制止，甚至被罢官也在所不惜。

这也就使明朝时期形成了独特的言官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矛盾。但无论这种矛盾爆发如何、解决如何，其主导依旧是皇帝，这也体现出了深深的封建特征。

杨慎

以杨慎为例，武宗在位期间，他就曾批评其“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在武宗置之不理之后，他更是选择辞官回乡，远离政治。嘉靖皇帝即位之后，因“大礼议”一事，其与当时的大臣们爆发了严重的矛盾，杨慎更是“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

这使得世宗更加震怒，并将其流放滇南。杨慎只是明朝众多君臣矛盾爆发中的典型一例，从其不顾生死也要规劝皇帝这种行为来看，他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颇为固执的了，官箴在其中必定是发挥了不小作用的。

• 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都对如何改进官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在进行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将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融入到官箴文化之中。久而久之，虽然这些官箴是针对为官而言，但其中蕴含的许多内容都可以用在为人处世之上。

如“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虽然强调的是官员要做到廉洁，但如果其他人能够学习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也势必会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中华文化就是在这种对已有知识的不断改进中丰富起来，包含甚多的同时也富有道理。

明代官员

总结

对思想的培养不是一个朝代、一个君王、一群官员的事，而是历史赋予给每一个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的重任，需要大家共同完成。只不过在尚处于封建制度下的古代，皇帝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将这种思想培养以官箴的形式来施行，内容方面也以忠君爱国为主，官箴相当于公务员"行为规范手册"，也具有浓浓的封建意味。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官箴在为皇权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重要影响，如推进了人们道德水平的增长、社会总体稳定于发展、普及了教育等，它的历史意义也因此变得更高了。

参考资料：

1、《古代官箴重“廉”的理念论析》

2、《明代官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