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生育“偷”着生到开放二胎还不行，中国娃为什么生不动了？

　　半个月前，“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1.5警戒线，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的新闻引发了一波热议。

　　这两天，关于放开三胎的讨论，也热了起来。

　　我们国家的人不够了？

　　为了刺激生育，国家做了很多努力。

　　早在2011年，就开始施行"双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二孩政策。2013年又施行"单独"二孩政策。

　　2016年1月1日之后，全面开放二孩。

　　这些年的政策，也的确起到了作用。2010年，我国出生人口只有1588万人，随着政策逐步开放，出生人口数量逐年攀升，到了2016年，出生人口高达1786万人。

　　然而，2017年之后，出生人口又降下来了。"二孩红利"已然消退。

　　2019年更惨，出生率创下了20年来最低纪录。

　　生育率不断下降原因，很多人都知道，房价高，工作压力大，育儿、教育成本高 —— 桩桩件件算下来，普罗大众哪里敢生？

　　"不愿生、不敢生"的背后，是"生不起、养不起"。

　　（图：养一个孩子总花费钱，在 62 万到 198 万之间，成本已经接近一个中国家庭平均收入的50%）

　　不过，这些还都只是现象。

　　出生率的"跌跌不休"，其实是国内产业迭代的副产物。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教育解压，是杯水车薪；通过提升单身税更是饮鸩止渴；而二胎新策也已经证明，放开"额度"管制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权宜之计。

　　产业的问题，还是需要通过产业来解决。

　　让年轻人有光明的前途，自己生活不愁，生育才能顺理成章。

　　回顾建国70多年，我们会发现，人口的生育率一直跟随中国产业发展起起伏伏，产业需要的人口多，出生的人口才会多起来。

　　或许，现在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才是中国人口主要的生源地。

　　曾经我们拥有一段人类史上，波澜壮阔的生育高潮，根本不用为生育率发愁。

　　时间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年，我国还只有5.4亿人口，而跃升到10亿规模的人口（1981年），中国只用了32年。

　　在新中国成立第14年，即1963年，中国0-14岁人口比重就达到了40.7%，这也就是说，当时每5个人中，就有2个是建国以来的新生儿 —— 在生育率如此低迷的现在，这绝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1962~1973年短短10年间，全国共出生了2.6亿人，考虑到当时的不足8亿的人口基础，不算男女之别，可以说在这10年中，平均每3个人就生出一个新生儿。

　　那么，不过距今数十年时间，我国之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育盛况呢？

　　因为当时的国内支柱产业 ——农业，需要大量人口。

　　建国之初，农业经济占绝对的主导地位，1949年农业在GDP中占比高达68%。当时的5.4亿人口，约90%是农业人口。

　　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都是我们国家GDP的支柱，也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

　　由于当时，育种、种植、灌溉、施肥、收割等的整体水平落后，且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所以在那个时代，"人多力量大"，人是最大生产力。

　　再者，还有一项制度，让生孩子这事根本停不下来。

　　当时举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的农村生产合作社运动：每个劳动力只根据出工天数，来拿口粮和现金。在这种平均主义的计算之下，无论努力偷懒，都会被全体成员照单全收。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 —— 这个千百年来不变的真理，落在人口增长上也同样适用，而当时，最大的需求缺口在农业。

　　农民们也不是算不过这笔账，由此，出工不出力的行为开始泛滥开来。

　　一边是生育的汹涌热潮，一边是低效的劳动生产。新生的劳动力仍不断试图挤入农业生产，但土地已根本无法负荷更多人，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就这样隐性地"剩余"了下来。

　　而这一切，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推行的1980年代，终于藏不住了。

　　这个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的自主生产、激励劳动的改革，无疑给当时冗余的农业经营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更重要的是，随着1960年代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一台一台地开进农田，1970年代，播种机、施肥机等更多的机械化农具普及了。

　　到1980年代，我国的人口总量突破10亿大关之时，中国机耕的面积，已经达到了全国总耕地面积的4成；机电灌溉面积更是达到了总面积的将近6成。

　　农业机械化预示着，迈入10亿人口大关的中国，大量农业劳动力被释放了出来。

　　而农业人口的饱和，也带来了巨大的粮食负担 —— 在当时，如果多生1亿人口，就必须多生产800亿斤粮食，在农业为主、工业尚未完全发育的国情下，快速出生的新生人口正在把国家吃穷。

　　在这种情况下，生育该刹刹车了。

　　而现在我们能想到的，当时的学者们也能想到。新的人口决策呼声越来越大，终于，在1980年开始了计划生育。

　　不过，刹车只是权宜之计。

　　粗略计算，当时农村竟有3到4成的的劳动力是剩余的，而这个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恐怖的1.5亿。

　　如何解决过剩的农业人口的就业，才是真正的问题。

　　第一产业触及天花板，就需要迈进第二产业——工业。

　　而一旦迈入工业时代，出生率的变化，天翻地覆。

　　（图：1950-2008 中国分城乡生育率下降趋势）

　　20世纪50年代，与农业合作化并行，另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改造也席卷着神州大地。

　　举国上下，都希望早日把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从"一五"到"四五"计划，我国大力发展重工业，迅速形成了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而这个工业化的进程究竟有多快呢？

　　1952年，我国的工业还只占GDP的30％，农业占64％；到了1975年，这个比率已经被完全颠倒过来了。

　　产业结构的变动，背后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动。

　　劳动力从农业人口转向工业人口，大致分了两条，一条是宏观调控，一条是市场引导。

　　而农村招工，就构成了城市工业劳动力最初的主源。"收割农村、反哺城市"，大批人口向非农业转移。

　　1952-1979年，工业部门平均每年向农村招工90万 —— 换言之，在这27年中，工业总共吸收了2520万农业劳动力，而这个数字，占到了当时工业劳动力总和的61% 。

　　时间来到1978年，宏观的体制调控之外，又出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 改革开放继续推动着"农转非"的浮浮沉沉。

　　而如今看来，这是关乎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1990年代，借着小平南巡讲话的东风，赶上市场经济改革的南方，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尤其是东南部沿海城市，出现了大量劳动力缺口。我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当年就有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城市去。

　　1994年，随着外商和我国港澳台直接投资的增加，农民工数量以迅猛之势跃到了6000万；而仅2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8000万。

　　当时，一些人为了进厂甚至要交一两千块钱。但即使这样，人们依然挤破头想进去。民间有一首打油诗："马路是银行 , 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 , 回去盖楼房。"

　　（图：1989年，凯达玩具厂的女工们在去餐厅的路上。（江式高 1989年摄））

　　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被称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对上个世纪90年代汹涌的打工潮至今记忆犹新：年后，河南省上蔡县，十几辆发往广东的卧铺客车整装待发。

　　张全收清楚地记得，核定40人的车厢内，生生挤满了160多人。

　　北上广深这些先占据发展机会、财富资源的大城市，像抽水机一样，虹吸着外来人口。

　　根据2000年的第5次人口普查，当时中国有14439万迁移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1.6%，其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人口达到了49.7%。

　　工业，消化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的主要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开始进一步优化升级。

　　而如此规模化的"农转非"，正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农业大国向制造业大国转变。

　　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由28：48：24，2000年这一比例变成了14.7：45.5：39.8，由"二一三"型结构变为"二三一"型。

　　10年之后，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在2010年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终于落定。

　　也正是在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首次突破了50%，以５１.２７％对比解放初期的１０.６４％，这样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举世罕见 ——

　　这一进程，英国大约用了100年，美国用了80年，中国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

　　第一产业不再需要人口，第二产业释放出人口红利。这意味着，城镇工业从业者，开始成为生育的主力军。

　　但是，时代早已经天翻地覆。

　　随着19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正式实施，以及义务教育普及，人口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少生、优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回顾2010年，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国首次进入了少子化、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的净增曲线，正在验证人口学家的睿智预言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增长不用控制也一定会放缓"。

　　然而，这个进程并没有停止，产业升级带来了进一步的生育率下降。

　　1994年4月20日，是被载入史册的一天，那天，中国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一条64K的国际网络专线，成为全球第77个有网络的国家。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将会沿着这条宽带出发，一路高歌猛进。

　　次年5月，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布道者"张树新创立第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瀛海威时空，普通的百姓通上了网，中国的第一波互联网科技浪潮，开始滚滚而来。但直到1997年，这代网民还只有区区62万人。

　　而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61.2%。

　　也就是说，短短22年间，中国网民数量飙升了1376倍。

　　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宣告着中国信息服务产业的崛起。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势，互联网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进而变革了整个市场竞争的格局。

　　2000年时，三大上市门户网站新浪、网易和搜狐成为互联网领域的"三座大山"，但是很快，后来者就从别的赛道反超——百度、阿里和腾讯三家互联网公司分别从搜索、电商和社交出发，在各个领域的C端市场展开竞争，到2010年前后，BAT三巨头格局形成。

　　到2012年，手机网民已经超越了PC网民数量，O2O模式开始风靡全国，一轮又一轮的补贴大战你方唱罢我登场，团购服务、打车软件、共享租赁...各种互联网企业好不热闹。

　　广义上的第三产业，还包括了餐饮、娱乐、房地产、金融、保险、旅游、运输仓储等方面，而互联网几乎对上述所有产业带来一轮重塑。

　　新世纪以来，产业的变化再次提升了劳动力水平，产生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网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到程序员、网络媒体人、时尚买手等，岗位愈加多元、复杂化。

　　比如电竞产业，我们从2000年几乎为0的状态，发展到2019年实现超1000亿的市场规模，提供相关就业数百万计。

　　2010年O2O概念提出之后，发展到今天，仅外卖员和快递员数量就超过1000万……

　　中国的互联网产业，用25年时间展现了"中国速度"。

　　从中国互联网元年至今，25年时间，中国GDP从7345.48亿（占世界2.3782%，1995） 指数级增长到了14.34万亿美元（占世界16.3550%，2019）。

　　—— 其中，2019年的数字经济总量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达到36.2%。

　　而其实而早在2013年，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就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改革开放之初，两者差距一倍的格局被彻底扭转。

　　但在各项经济发展指标飞跃上升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增加率，却呈现“跌跌不休”之势。

　　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3.34%，全国出生人口创下近40年来的最低点，只有1465万人，比较1980年代高峰时期2500万人的出生人口，整整少了1000万。

　　而如果现在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高度敏感警戒线"的1.5来看，中国已经"低生育率陷阱"附近徘徊，未来还很有可能出现人口的负增长。

　　那么，如果经济已经发展得那么好，为什么年轻人不想生孩子了？

　　本质上，这还是一个供求问题。

　　而这也和产业升级有关系 —— 发展高新技术业，需要的是高端的技术人才，与之相应的是，大量的基础性岗位会被机器人取代。

　　与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的同时是，第一、第二产业的自动化水平也在继续提升，低价值的劳动力正在被进一步淘洗。

　　2018年，利用北斗导航技术，无人收割机、无人插秧机等开进农田，启动了我国无人农场的建设，一个人一天就能收割一百亩地。

　　也正是在这一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大刀阔斧改革，为提升生产车间自动化，当年即裁员３４万人。此举无疑放出了一个信号：即使是像富士康这样以廉价劳动力为标签的集团，也正在从制造业转型智能产业。

　　（图自：电影《摩登时代》）

　　的确，低端轻工业的人口需求量，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人被《摩登时代》式的机械流水线作业释放，仅以2017年的深圳为例，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来料加工贸易仅占出口额0.4%，与1993年相比，下降了多达47.7个百分点。

　　而中国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到2019年达到60.6%，几乎完成了翻倍式增长。

　　在产业都在升级的情况下，市场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有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大家都坐在影院里看电影，本来大家都在坐着，突然前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为了看到电影也只能跟着站，大家的座位票都白买了。

　　—— 这种竞争压力大，但又暂时无法升级到另外一高级模式的状态，就是"内卷"。

　　如今，应届生不仅面临毕业之后可能找不到对口工作的窘境，"毕业即失业"的学生也俯仰皆是。

　　于是，越来越多人选择提升学历，从小镇做题家到"清华卷王"，焦虑正在学校中蔓延。

　　而校园之外，社会是一场更大的内卷戏台。岗位名额不够多，蛋糕不够大，不够所有人分，就必然导致内卷。

　　但是，这并不是说，产业升级不好。

　　这只能表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还无法创造出等量的工作岗位，去容纳相应的人才。

　　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把影院的设备提升，比如要不要把银幕升级下巨幕？怎么把影厅扩充下空间？ —— 只有这样，才能让电影院的人都坐下来，所有的参与者才会舒服安定。

　　换句话说，产业升级，还升得不够。

　　中国需要更更多高端的产业，来容纳更多的人口。只有让更多人口衣食无忧，生育率才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