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突尼斯“英雄”自焚小贩成诅咒对象

十年前，突尼斯一名自焚摊贩点燃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西方媒体、政客摇旗呐喊下，多个中东北非国家随即出现政权更迭。然而十年来，这些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动荡，事实上面临“阿拉伯之冬”。

英国《卫报》16日报道，一度是外媒口中“民主转型典范”的突尼斯，至今依然深陷泥泞：政客与民众脱节、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民众的生活反不如从前。得到西方选举的突尼斯人，“生活悲惨、感到幻灭（miserable and disillusioned）”。

于是，那个曾被视作“英雄”的自焚摊贩，成为突尼斯底层民众的诅咒对象。“他毁掉了我们（的生活）。”

“他毁掉了我们：10年后，突尼斯人诅咒那个点燃‘阿拉伯之春’的人”《卫报》

2010年12月17日，名为布瓦齐齐的一名水果摊贩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兹德自焚，成为点燃该国“颜色革命”的导火索。原总统本·阿里的统治被大规模抗议推翻，突尼斯“复制”西方民主制度。

为了纪念布瓦齐齐，突尼斯首都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事发十周年之际，西迪布兹德市主干道一栋面对政府大楼的建筑，也挂出他的巨幅画像。

可是在当地居民眼中，布瓦齐齐早已不再是“英雄”。面对巨幅画像，54岁的路人法缇娅·伊曼显得颇为不忿。

“我诅咒它。我想把它（画像）撕掉。他（布瓦齐齐）才是那个毁掉我们（生活）的人。”

西迪布兹德街头打出布瓦齐齐的画像，遭到当地人鄙视 图自：《卫报》

布瓦齐齐的表亲卡伊斯说，他们的姓氏“曾经是令突尼斯人感到骄傲的象征”，如今却“仿佛一个诅咒”。友人加尔比称布瓦齐齐的家人“遭到污蔑”，已经移民加拿大，与故乡的联系几乎断绝。

曾几何时，突尼斯是西方媒体口中的“民主转型典范”，获得了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摇篮”、“阿拉伯国家民主化旗手”等集中“褒奖”。其他受波及的国家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至今仍处于内战，大量民众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

但西方民主并没有给突尼斯底层民众的生活带去多少改善。政治上，宗教与世俗势力反复争夺，十年间总理、总统换了十多位，政客与底层民众脱节；经济上，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卫报》形容，越是从地中海沿岸向内陆的落后地区走，突尼斯的“神话”就越是被彻底地击碎。

据英国民调公司YouGov的统计，相比2010年，如今仅27%的突尼斯人认为生活比以前更好，84%的人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只有22%的人相信该国儿童面临比2011年更好的未来。

民调也显示，70%的突尼斯民众支持当初的颜色革命，且59%“不后悔”

“颜色革命”前，突尼斯经济飞速发展，赢得了“突尼斯奇迹”的美誉。2009至2010年，世界经济竞争力论坛年报将突尼斯排在133个国家中第40位、非洲第1位。但到了2017至2018年，突尼斯仅排第95位。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8年，突尼斯人均GDP在持续增长下来到约4300美元。可过去数年人均GDP却一路下降，2019年约3300美元，还不如2006年的水平。该国失业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年轻人。

西迪布兹德市35岁的路边摊主阿什拉夫·哈尼认为，“什么也没有改变，情况变得更糟了。”

《卫报》提到，突尼斯是以人均计，加入“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意大利内政部长今年7月向突尼斯政府提出交涉，称今年乘船抵达意大利的1.1万难民中，近半（约5200人）来自突尼斯。这两组数字对欧美国家来说，可谓是避之唯恐不及。

突尼斯今年9月发生恐袭，《卫报》称，突尼斯是人均加入极端组织最多的国家 图自：澎湃影像平台

但在突尼斯首都，政客们依然忙于谈论妇女财产继承权、总统是否必须是穆斯林等议题，对西迪布兹德等落后地区的民众来说显得十分遥远。

当地人、布瓦齐齐的同学穆罕默德·提利利认为，“颜色革命”后，前政权官员与异见人士共同“攫取政府高位”。“他（布瓦齐齐）死了，其他的（这些）人赢了。”卡伊斯也提到，当初抗议的最主要口号是底层民众“要求工作与尊严”，但如今的政客已将其抛在脑后。

在中部城市凯鲁万的郊区，60岁的艾莎·库来希抱怨，突尼斯政府的腐败依然猖獗。住在用木头与帆布半堆起来的“房子”中，她说，本来有外国资金协助该地区兴建砖瓦房，但“绝大部分钱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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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12月17日，突尼斯小贩布瓦齐齐的自焚引发了一场“茉莉花革命”，随即又点燃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持续动荡的导火索。“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相关国家有的政权频频更替，有的陷入常年内战，还有的经济发展缓慢、安全形势难以恢复正常。回首十年，不少中东媒体在感叹“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从希望到痛苦”。“革命打破了社会的安宁，打碎了人民的安全感，这不是我们期待的革命。”近日，有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埃及青年这样反思。还有突尼斯人期待国家尽快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正确“钥匙”，而叙利亚人则希望用改革取代动荡和战乱。

突尼斯：生病的国家需要一剂良药

“看看那些被所谓‘革命’风暴席卷过的阿拉伯国家吧——有的送走原来的独裁者，却迎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动荡局势。”突尼斯“地中海丝路组织主席”巴斯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2011年1月本·阿里政权倒台后，10年间，突尼斯的总统、总理换了十多位，但依然没有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正确“钥匙”，“突尼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不如以前”。

《环球时报》记者2018年到访过突尼斯自焚小贩布瓦齐齐的家乡西迪布济德。从首都突尼斯城驱车南行3个多小时，便来到种植着大片橄榄树和果树的西迪布济德。当地出租司机嘎努西并不回避2010年12月17日发生的那一幕，他认为市政管理人员对卖水果的布瓦齐齐太粗暴，让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深受刺激，“认为受到极大侮辱”。10年过去了，西迪布济德的居民对小贩仍充满同情。连日来，突尼斯人在一些地方游行示威，布瓦齐齐的巨幅照片又被挂在西迪布济德政府机构的建筑上。

在“阿拉伯之春”之前，《环球时报》记者也曾数次赴突尼斯采访。有着“欧洲后花园”美称的突尼斯与意大利隔海相望，原本各项经济指标和发展指数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都名列前茅。突尼斯国家竞争力排名从动荡发生前的全球第40位一度跌到第95位。“茉莉花革命”发生前，民风淳朴的突尼斯是各国游客青睐的国家，原因之一是有“安全感”。没想到，2018年记者去突尼斯采访时，却在街头被人偷走随身携带的现金。

作为席卷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肇始之地，突尼斯10年来经历了艰难的重建之路。除经济陷入困顿，通胀率和政府负债高企外，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形势恶化。2015年和2016年，突尼斯城和最主要旅游城市苏斯等地发生多起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造成外国游客伤亡。2015年11月总统卫队车辆遭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12名安全人员死亡，突政府被迫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近两年，突尼斯旅游业有所好转，但恐怖袭击，以及民众罢工、游行仍时有发生。突尼斯《晨报》15日的文章感叹说：“生病的国家仍在等待一剂良药。”

《晨报》资深记者塔希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和‘革命’前相比，突尼斯民主氛围增加了，大家可以随便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他也抱怨说：“这种自由和民主显得有些空虚，不能当饭吃，我更想让自己的收入高一些，可以更好地养家糊口。”塔希尔说，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他现在的收入还没有10年前高，这让他“没有什么收获感，更谈不上幸福感”。正像突尼斯前看守政府总理马赫迪·朱马曾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所说，一个国家平稳转型比一个企业想要成功转型难得多，经历过“革命”的突尼斯人正在谋求自身的发展道路，他们“需要社会的稳定、清晰的愿景以及持续的领导力”。

短暂的狂欢，残酷的考验

突尼斯的风云突变很快影响到埃及。从2011年1月开始，埃及爆发街头示威等反政府活动。统治埃及长达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于当年2月11日辞职。今年2月25日，穆巴拉克病逝，终年91岁。谈起穆巴拉克时代，毕业于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的埃及青年马德哈特最不满的就是“腐败丛生，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但他也怀念那个时代物价低，“很多人可以混日子”。马德哈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阿拉伯之春”在彼岸给人希望，但不幸的是，这场变革仅仅是一场表层的变革，并没有触及深层次的体制痛点。

“据说穆巴拉克执政时，年轻人大学毕业要是没有关系，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在马德哈特看来，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没有体面的工作，让看不到未来的埃及人心怀愤恨，他们渴望用一场大变革来彻底改变当时的境况。有专家分析称，经济改革的最终获益方是与穆巴拉克家族拥有裙带关系的官僚和资本家，这是导致2011年埃及出现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的根本原因。

“但事实却没有如大家所愿，在穆巴拉克下台后，我们的生存状况毫无改变，政局动荡带来的恶果却层出不穷——恐袭频发，经济崩溃。”有埃及朋友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一系列负面变化让很多人对于革命的心态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参加过示威游行的埃及人觉得当时自己的举动太蠢了。”但马德哈特说，认为革命没有必要的人还是因为他们对革命抱了太大的希望，想要一夜之间改变现状，让埃及变成发达国家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导致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埃及几乎没有一个政党能统揽全局，也没有施政纲领清晰的领导人出现。马德哈特说，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穆兄会一度上台是时代所推，但因为没有长远的政经计划和管理国家的经验，穆尔西担任总统后各种问题蜂拥而至。

如今，一些埃及民众对政府削减民生补贴导致物价上涨颇有不满，但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支持“街头革命”的人却很少。一些埃及人认为，塞西政府治下的国家已开始步入正轨，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谈论“革命让埃及倒退15年到20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发布的《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埃及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唯一一个2020年实际GDP将实现正增长的国家。马德哈特说：“尽管这个倒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治愈，但对于现状我还是感到满意，国家充满变化，我个人心里也有奔头。虽然生活压力变大，生活节奏变快，但毕竟这才是一个稳定且正常发展的国家。”

“可悲的是，我们学会了‘拷贝’民主，却不知怎样真正抵达。”采访中，马德哈特的这句话让记者印象最为深刻。埃及《金字塔报》近日也刊发评论文章称，“阿拉伯之春”让西方民主在阿拉伯的土地上实现短暂狂欢，但这场狂欢所引发的暴力、战争和恐怖主义却摧毁了不少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秩序，在过去10年中，该地区经历了一系列残酷考验，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严重侵扰这一地区。

赛义德失去了小腿、妻子和18岁的儿子

冬季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空气中多了几分清冷。45岁的赛义德一大早便拄着拐杖来到打工的大饼店。“当动荡和战争来临时，一切都变了。”趁着还没有太多的顾客，赛义德一边喝着红茶，一边和《环球时报》记者讲述过去10年的悲剧。赛义德原本居住在叙北部城市阿勒颇，家中祖传一手制作月桂香皂的上乘工艺。在阿勒颇老城中，他曾拥有一个小门店，生意还不错。2013年初，叙反政府武装控制了阿勒颇很大一部分城区，持续的战乱让赛义德决定带着全家逃难。可就在出发的前一天，他出门采购时遭遇炮火袭击，虽然捡回一条命，却永远地失去了左小腿。

在亲友的帮助下，赛义德一家辗转来到大马士革，但那时的大马士革同样是“枪声、爆炸声不断，永远不会知道下一发飞来的炮弹会落在哪里”。回忆起初到大马士革的那两年，赛义德说：“尽管日子十分艰难，但那时我没想过离开叙利亚，因为这里是我的祖国。”不幸的是，2015年夏天，赛义德的妻子在大马士革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因伤势过重身亡。处理完妻子的后事，悲痛欲绝的赛义德一度想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到黎巴嫩。

赛义德一家的悲剧也是过去10年叙利亚人的梦魇。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登记注册的叙利亚难民有近560万人，叙国内还有约620万人流离失所。让最终选择留在大马士革的赛义德想不到的是， 2019年他又失去就要年满18岁的儿子——悲剧发生在市区倭马亚广场的一次爆炸中。谈到两度失去亲人的悲痛经历，赛义德说：“原本以为身体的残疾会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苦难，后来才渐渐明白，那不过是悲剧的开始。这些年如果说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我想那就是冲突、袭击、爆炸……你会从最初的惊恐、悲痛、愤怒，慢慢变得平静，然后继续为生活寻找机会。我甚至不能允许自己花太多时间去难过，因为我还得全力保护和抚养女儿，我想未来有一天能看着她在叙利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真正拥有幸福的生活……”

11月底12月初，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小组第四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尽管这个有叙政府、反对派和公民社会代表参加的会议收效甚微，但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吉尔·彼得森还是表示，会议能举行本身就是积极信号，“叙利亚人民也因此遭受了沉重的苦难，他们需要在2021年看到政治进程向前发展”。

“被西方利用的革命”

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哈吉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反对派必须清楚，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需要系统性改革，而不是动荡和战乱，更不应以牺牲人民的生命安全为代价。”哈吉姆认为，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小组会议的现状也折射出叙利亚问题的僵持态势：西北部的伊德利卜，作为反对派武装最后盘踞的大本营，战局仍胶着难明；东北方向，一些事实上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地区，未来究竟与叙政府以一种怎样的模式协调立场和定位暂没有明确方案，而且，库尔德问题的背后始终也难以避免美国和土耳其方面的插手干涉；东南方向，美军在一部分实控区域对叙油气资源大肆掠夺，已在过去几年间严重损害了叙能源和电力供应能力；此外，美军还通过该区域周期性地向叙境内不断输入武器装备，为地区冲突埋下祸根。

“叙利亚人权观察机构”12月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近10年的战乱中，叙境内约有38.7万人丧生。哈吉姆说：“过去10年间，无论西方国家在口头上如何美化措辞，其根本目的和险恶用心从未变化，它们给中东地区带来的纷乱、动荡和威胁也从未终止。今天，当人们回首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在过去10年的经历时，有一件事已悄然发生改变，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叙利亚问题应该由叙利亚人为主导来解决，中东地区内的问题应由中东地区内国家来主导解决。西方国家不应再强行推行所谓‘西式民主’和治理模式，不要在不同民族、宗教及教派势力间挑拨关系。”

“革命大部分动因是民众掀起的，但之后却被西方国家利用了。”埃及开罗大学教授拉万迪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为推动埃及“民主化”可谓“用心良苦”，通过扶持和资助当地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逐渐渗透西方民主理论，一切看起来都很自然，但潜移默化中埃及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民众价值观已被悄悄改变。埃及青年马德哈特很是愤慨地表示：“只要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的地方，都是家破人亡，满目疮痍。美国事实上就是要推进实施它们的‘大中东计划’，而我们就是‘被西方国家民主’的殉葬品。”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