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晚年故事

作者 | 孙国栋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 | 學人Scholar

在疫情期间，有部纪录片悄然开播，这给难熬的疫情增添了几分春色，他就是《通往北京的道路》。

该片讲述了五位外国人赫德、丁韪良、莫里循、威妥玛和司徒雷登的故事，从晚清到民国。但《通往北京的道路》并不是五人的传记，而是在那个复杂时代里，他们的抉择。

看完纪录片，思绪将我带回了2018年的那个冬天，我在哈佛大学访问，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哈佛燕京学社。这是个兼具中美的名字，事实上它的取名便来自于哈佛大学和曾经的燕京大学，而它的创始人之一便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说起司徒雷登，人们更熟悉的或许是燕京大学的创办者兼校长、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始人、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创始人、民国美国驻华大使等等，更多人关注的是他在教育领域的成绩斐然。

但最让我触动的是司徒雷登在中国的谢幕，司徒雷登辞任燕大校长后曾做了三年美国驻华大使，时值抗战胜利到内战结束。当时的国民党一方面面临着共产党的反击，一方面面临党内腐败和通胀危机，民国政府二号人物蒋经国打出了“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的战略，来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民国。

民国财政危机和来自共产党压力迫使民国政府努力争取美国的援助，而这之间的桥梁便是司徒雷登。这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是一阵艰难的岁月，一是因为司徒雷登不是一位政治家，接受驻华大使多数因为爱中国及爱他所创的燕京大学；

二则因为燕大学生多数思想已经倒向支持共产党，而司徒雷登作为民国政府支持者，受到来自学生和教授的抵制。 作为把学生当成自己孩子的司徒雷登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痛苦。

1947年10月27日，在司徒雷登大使协助下民国政府与美国签订援助协议，民国政府试图以此来稳定国内物价，保证国民生活保障，遗憾的是这并没有挽救处于螺旋通胀的法币，次年国民党宣布币制改革，收缴百姓手里的黄金、白银和美元等，并以此为锚发行金圆券。

1948年11月16日，根据当时央行总裁俞鸿钧报告，收到黄金166.3万两，白银893.7万两，银元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元，合计1.9亿元。但民国政府很快丢弃了自己的信誉，截至当年9月下旬时金圆券发行便接近20亿关口。

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曾提出一个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货币自主权、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显然民国政府放弃的是汇率稳定，金圆券崩了。当然事实上民国政府这一举措损害的不只是汇率稳定还有货币自主权，货币的自主权不是天然来自于政府。

在民国时期曾存在政府发行法币和美元、黄金、白银、银元及共产党发行货币并行场面，虽然民国政府法币崩溃时民间依然很艰难，但部分百姓还能依靠赚取银元、美金等购买物资，这就是197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说的货币竞争的优势，当一种货币丧失信用时，可以由其他货币竞争并取代它，经济秩序仍在。

遗憾的是民国政府强制将黄金、白银等收归国有，破坏了这一秩序，同时破坏了真正的货币再自主权，百姓丧失了消费者主权，只能坐以待毙，坐看物价飞涨，甚至买不到基本生活用品。

司徒雷登的善意没有拯救他试图挽救的中国国民，民国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司徒雷登也失意的离开了中国，至此告别了他出生的故土，直至08年骨灰长埋于西湖河畔，司徒雷登才回到了他念念不忘的故国。

当时的民国政府对美国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他们依赖美国，但又处处防备美国。今天相似的环境似乎又出现，我们的贸易和美国有着千丝万屡的关系，但又不得不打着贸易战，那时我想起了司徒雷登离开时的背景，如果他在现世，难免同样的落寞。

更为相似的是我们今日经济也迎来的通胀时代，我们的政府一直试图利用货币政策重新刺激经济复苏，不可否认，货币政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财政政策，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一味的放水是否会重蹈覆辙。

《通往北京的道路》让我们看到更为丰富的司徒雷登，他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教育付出，以及他的失意。在本集纪录片末，摄制组很有心的将燕京大学培养的大师名单打了出来，他们是：韩素音、费孝通、黄华、冰心、孙道临、黄昆、周汝昌、周一良、林耀华、许地山、严景耀、齐思和、侯仁之、焦菊隐、白寿彝、萧乾、袁家骝、赵萝蕤、黄宗江、周南、资中筠等，同时钱穆、吴宓、顾颉刚、容庚、张季鸾、吴文藻、钱玄同、周作人、郑振铎、陈垣、冯友兰、张东荪、赵紫宸、张友渔、江平、沈尹默、顾随、韩绍虞、俞平伯、朱自清、雷洁琼、斯诺、林迈可、韦尔巽、班威廉、高本汉、鸟居龙藏等在燕大任教。

“大学之道，非谓有大楼，谓之有大师也”，感谢司徒雷登和这些大师，至今影响着中国思想史，并为“自由意志、独立精神”传承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的哈佛燕京学社已经因为燕京大学解散，没有了国内的办事处，如同它老校长的命运一样。站在燕京学社门前时我在想会不会有一天它会像司徒雷登一样回到它的故国。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