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浩，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的诗歌诗歌的世界——略谈翻译与诗体创新
傅浩
导读：2020年11月17日，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圆桌会议正式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傅浩老师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他提出：诗体从一种语言移植入另一种语言当然要通过翻译，但往往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有所改造。
上古中原华夏诸国的汉语诗歌体式主要以四言为主，现存实例可见于《诗经》。南方的楚辞是杂言，可以说是压韵的长短句，其实是受上古百越诗歌影响的汉语诗歌，其来源可见于我国已知最早的翻译诗《越人歌》。五言诗据说始于西汉李陵的《与苏武诗》。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有可能受到了匈奴诗体的影响。佛教于东汉传入我国之后，汉译佛经中大量的诗歌韵文对汉语诗歌的发展起到过重大作用。据说汉语的四声和反切就是受印度梵语的启发而发现和发明的。曹植借鉴梵呗发明了汉语诗歌的吟诵方法。谢灵运对梵语颇有研究，著有专文《十四音训叙》，他的诗歌创作在音律方面显然受到了梵语诗律的影响。其后才有了沈约概括的四声八病说。可以说，梵语诗律对于在唐代才得以完善的近体诗（律诗）的形成有直接影响。近体诗中的绝句尤其适合配乐歌唱，旗亭画壁故事中诸伶人所唱即皆为绝句。据说李白等人的绝句传到了西亚地区，化为波斯语诗歌中的鲁拜体——一种韵式为aaba的四行诗体，十二世纪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就颇得诗仙神韵。而这种诗体后来又传入突厥语中，成为维吾尔人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据说日本的俳句也源于汉语的绝句，而前者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流行诗体了。另一种世界流行诗体是自由诗体，而且它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诗体了。
诗体从一种语言移植入另一种语言当然要通过翻译，但往往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有所改造，尽管有时是不得已或无意识的。尤其宗教文献，重在达意，形式则不免被稀释简化。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由希伯来语译出的希腊语“旧约圣经”《七十子希腊文本》中想必就有把诗体译成分行或不分行的散文体的情况。公元四至五世纪译出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中则无疑有将韵文译成散文或将格律诗译成自由诗的实例存在。最明显的例子可见于1611年问世的英文本《詹姆士一世王钦定圣经》，其中《诗篇》《雅歌》《耶利米哀歌》等以及散见的诗体经文，都被译成了散文。这些散文体译诗即英语散文诗的滥觞。据说惠特曼也是受圣经中译诗文体的启示而始创自由诗体的。汉译佛经也是类似情况，只不过其中的伽陀（偈颂）大多被译成了五言或七言的无韵诗体了。与我国的五言无韵诗体极相似的是英语中的无韵诗体，其抑扬格五音步律是萨利伯爵于十六世纪在翻译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记》的过程中创用的，后来被确认为最符合英语习惯的诗律，对英国诗剧的贡献尤大。莎士比亚用这种朗朗上口的韵律把英国诗剧推上了巅峰。弥尔顿继而用它吟诵出了英国最伟大的文人史诗《失乐园》。尽管希伯来语、梵语和拉丁语原诗本来就是不压韵的，但经翻译引进后的散文或无韵诗体，在希腊语、汉语和英语中却是全新的创造。二十世纪初，庞德把费诺罗萨用散文体翻译的中国古诗润色成了自由诗，就被认为是为英语世界发明（或杜撰）了中国诗。而在许多近代语言中，包括汉语在内，新诗或现代诗几乎就等于自由诗，而自由诗无疑是翻译的产物（或副产物）。不妨说，诗体的创新大抵是横向移植的结果。
由上述可见，世界的诗歌从来就不是一座座孤岛，而是一个个开放的城市。诗歌的世界早已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网络勾连一体的宇宙。一代又一代知名和不知名的译者正是这伟大工程孜孜不倦的建设者。
202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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