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国英
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关键讲话，很重要。
昨天，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喊话了：
“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特征。
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
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郭主席的喊话，其实是蚂蚁事件的延续性政策表态，没什么好奇怪的，也没有什么针对性。
但是，市场舆论却如惊弓之鸟，并联想到苏宁集团，传闻“苏宁集团资金链断裂”。
在营收规模上，苏宁集团是仅次于华为的中国民企第二大，也涉足银行、支付等多个金融领域，并且，还是混业经营。
当然，随后苏宁报案了。
在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政策纠偏之下，这几年的民企巨头，日子过得都不容易，苏宁当然也不例外，但是，非要说苏宁资金链断裂了，我是不相信的，毕竟，两个月前，苏宁还同意了恒大200亿元的债转股。
2020年，疫情的阴霾，让金融市场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尤其是寡头企业。
一是监管更强了。
这是有政策连续性的。
2018年，监管的重拳，砸向非法的金融寡头，2019年，砸向违规的地产寡头，今年，监管的重点，则在提示并预防科技寡头的风险。
二是市场形成了惯性担忧。
几乎是，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恐不已。
寡头企业，这两年，基本是每季度都有爆雷，各地的所谓“首富”，则是每个月都能听到一两个崩盘声。
比如，2018年排名的民营金控巨头（共28家），见下图：
仅两年时间，曾经无比牛叉的民营金控，在28家中，已有近一半雨打风吹去——在排名前5位中，现在，仅有联想系和复星系还安然无恙。
我一直在讲，要建大功，必须有大历史观和全局观。
中国特有的社会体制，在度过早期阶段之后，是否会任由资本膨胀？并且任由膨胀到波及金融风险、乃至与民争利的地步？
答案，肯定是不会的。
这其实在三年前，政策信号就已经明确了。
只不过，资本的力量，总是过于侥幸而已。
看一组信贷数据：
2017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20万亿，增长12.7%；住户贷款余额40.5万亿元，同比增长21.4%；普惠小微贷款余额6.77万亿元,同比增长 9.79%。
2018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36万亿元，增长 13.5%；住户贷款余额4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
2019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53万亿元，增长 12.3%；住户贷款余额 55.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5%；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1.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1%，
2020年三季度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69万亿元，增长13%；住户贷款余额6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4.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4.6万亿元，同比增长29.6%。
看出什么端倪没有？
仅2017年，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落后于同期人民币贷款余额增幅。其他，在近四年时间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以及住房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都遥遥领先于同期的人民币贷款余额。
高层早就认识到了，信贷资源要纠偏。
以前的信贷资源，是向规模企业倾斜，尤其是寡头企业，而现在是向小微企业倾斜，向民生倾斜。
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进步。
寡头企业是汪洋大海，规模企业是大江大河，小微企业和住户家庭是小沟小渠，良性生态当然是兼而有之。
规模企业，尤其是寡头企业，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系统风险都大。而且，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必定会对社会生态形成破坏。
汪洋大海，不能任其恣肆，否则神州陆沉。
大江大河，也要筑堤防洪，否则水漫金山。
唯有沟沟渠渠，宜拓宽拓深，毕竟，说到对民生的触达，还是沟沟渠渠最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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