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心外无物”与“致良知”，令儒家纲常伦理思想强化
早在孔子时代，儒学草创之初，便已经展现出了非常浓厚的等级尊卑秩序，这也是在封建王朝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宣扬的重要思想之一。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当中，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认为礼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法的地位。
《王文成全书》载：“身之主宰者便是心；心之所发者便是意；意之本体者便是知；意之所在者便是物。如意则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
这是因为孔子十分推崇西周时期的礼治体系，他认为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人人都能够遵守的，并且能够促进社会秩序稳定进行的规则体系。
然而春秋以来诸侯争霸，周天子权威尽丧，这令整个西周时期得以建立的礼治，瞬时间崩塌，形成了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对此孔子本人是非常痛心和失望的。
因此他的思想充满了礼治规则，讲究上行下效，君臣尊卑，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也是将这一思想，提升到了天道的高度。
此后两宋儒学思想家们，进一步将这种君臣礼治，扩展到了寻常百姓的社会关系当中，加大了儒学思想的适用范围。
明朝中后期的著名心学家王阳明，直接提出了“心外无物”和“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传统的纲常伦理，应该内化于广大民众之心。
这种礼治尊卑思想，应该成为人们心中潜移默化的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所谓“三纲五常”，其实应该就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思想和品质。
只有每个人都能够保持这种“良知”，整个社会才会更加美好，王阳明的这种心学思想，实际上从更深层次阐释了儒学，因而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知行合一”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
王阳明对于儒学的重新阐释，除了前文提到的从精神层次，讲究内化于心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便是“知行合一”学说的提出。
不过读者们要注意，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和今天我们所讲的知行合一，并不是完全一回事。
首先由于所处的社会时代不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自然也就和我们今天科学的马克思思想，有着本质区别。
王阳明所讲究的“知行合一”，重点强调的是知和行原本就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人们在内心获得知的同时，其实也就完成了行的这一阶段。
而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行合一，主要指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二者一般来说是有时间顺序的，有可能是理论指导实践，也有可能是实践酝酿出了新的理论思想。
《明儒学案》载：“苟能于一起之时，察其乃为恶也，是则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恶念，亦则生一善念矣。念去恶为善，则意之所发也，心之所存，皆天理，此乃知行合一。”
虽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用今天的观点来解读的话，可能不太合适，但是要将其思想，放到其所生活的具体历史背景当中进行考察，或许我们就不会这样想了。
王阳明所生活的明朝中晚期，其实是整个封建体制，不断走向僵化和没落的时期，因此王阳明提出这种“知行合一”的思想。
除了是为了重振儒学思想的权威之外，更多的是想要通过自己对于心学和佛学的解读与创造，来帮助民众树立一个正确的为人准则，这在当时落后的社会当中，无疑是超前的思想。
注重“人欲”与“天理”的对立
儒学思想体系中的“天理”和“人欲”概念，其实在董仲舒时期并没有出现，这是自宋明理学中，开始凸显出来的。
而这两个概念的出现有其必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暂时将视野拉回到唐宋时期，唐朝时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和儒家思想挂钩，但是这种关联多多少少还是不够紧密，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可是当中古时期贵族政治逐渐破裂之后，紧接着便是五代十国战乱的冲击，这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礼崩乐坏的现象再度出现。
而宋朝建立之后，为了能够缓解武家政治的弊端，同时大肆打压武将，奠定了文人治国的指导思想基础。
不过北宋和南宋时期，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相继遭遇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威胁，这使得一大批儒学的坚定信仰者，开始纷纷著书立说重新阐释儒学思想。
这就是程朱理学诞生的重要时代背景，此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 被提出，到了王阳明时期，“天理”和“人欲”的内涵再次被重新阐释。
王阳明的心学注重的是人的内心的想法，特别是对于纲常伦理等儒学传统思想的消化和吸收，其更加强调精神层面的感化。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出现反抗政府的不理智行为，实际上是因为并没有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儒家思想，因此有必要对民众进行思想教化。
他的这种心学思想，很明显是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备受统治者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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