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芦苇虹(北京家长)
来源 | 思想潮
女儿上三年级时,开学(北京一普通公立小学)第一天,家长群里铺满了图片——按要求上传学生假期社会实践的图片。还只是部分家长上传,就多达上百张。
图片的背景差不多,有的是孩子站社区服务站的大牌子前;有的在垃圾桶旁边,孩子拿着扫帚在摆拍(有个孩子还穿着洗澡的那种拖鞋,手里握着大扫把);有的是孩子在做清理小广告状,对着镜头嘻笑,基本上就是这几类。
女儿的实践,是她爸爸带着在社区完成的。听说是居委会组织片区的几个孩子,每人发个红袖标戴上,然后在外面走几圈,拍拍照就结束了。
红袖标还在家里,上面印着“治安巡逻”,昭示着滑稽和荒唐。
二年级临放暑假前,老师只拿了几张社会实践表,问谁愿意参加。女儿积极举手,领了表格回来,还要求到居委会盖章。
我看一眼,也没当回事,苦笑着和女儿说,下次这种事,你就别举手了。哪知孩子反应很激烈,特别委屈地说:“你说过,让我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现在我参加了,你还不支持。老师说开学要交呢!”孩子一边说着,又急又气地哭了,我实感无奈又纠结。
我是孩子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一会言向东、一会行向西,不但自相矛盾,还让孩子迷惑而无所适从。
但我假装配合,貌合神离,也等同助纣为虐。虽然是非主观,可以没有良心上的谴责,没有道义的负疚,但也只能骗孩子一时,不能骗她一生一世。孩子总会长大的。
这学期末,孩子不必为难了,我也不用在分裂感中纠结了。老师在群里给发了电子表格,要求家长全部自行打印、填写、盖章,开学上交。如此便有了以上家长群里热热闹闹的情景。
后来这种上传照片的事,就成为经常性任务。看开学第一课要拍照,周末做家务要拍照,疫情期间不能按期开学,在家要穿校服戴红领巾看在线升旗拍照……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都不是班主任的要求,班主任只是传达要求。有时班主任会把上面的要求转发到群。
照片还有些视频汇总到学校德育处,挑选一些上传学校的官网或公众号,配合宣传内容。这是学校工作的需要,学校的工作要“可视化”,至于学生的感受和收获没人去想。
可能大多数家长也像我一样,鼓励过孩子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其实,鼓励的前提,是家长默认学校的各种活动是有益学生身心的——也应该是有益身心的。
为了孩子的成长,家校共育,家长支持学校的各种活动,责无旁贷。
但现实中,学校的各种活动,实际情况又很复杂,像社会实践、拍照应景这种,纯属走形式的还好判断。有的虚虚实实,家长实在摸不着头脑。
讲座,一些人的奶酪
女儿所在学校每学期都和校外机构合作,请个所谓专家做讲座。学校发宣传页,名头都是教育部什么的,家长填回执留个人信息。
第一次, 家长都很认真并满怀期待地推开手边的各种事务,带着孩子远道赶赴现场当听众。专家先讲一点教育理念之类的内容,慢慢转入“正题”,和传销一样,有的卖书,有的卖课程,总之是各种产品。
第二次, 散会后,一楼大厅就成了大卖场,孩子也不懂,哭着闹着要买,很多新手家长一时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再加上孩子的施压,就出手买了。买到手里,慢慢才能回过味来。
这种活动,每学期都有,去过几次的家长就懂了那是谁的奶酪,但总有新生的家长不明就里,欣欣然奔赴韭菜的命运。
据说,这种童书营销模式始自2006,不知是何人创意,但谁是利益方还是显而易见的。郑渊洁因为经历过感受过,早在2016年,他就陈情给教育部长袁贵仁,未得到回复。
那时,他在信中还是比较客气和克制的,没对作家点名道姓。后来,他出离愤怒了,公开炮轰曹文轩让人看到了更多童书市场的乱象丛生,“文化繁荣”的真相也引发了更多关注。
曹文轩进校照片
郑渊洁是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不像那些财迷了心窍的名人,他有传统文人的风骨,也有胸怀苍生与天下的责任和担当。他还对公款看电影发表过见解,这也和学校活动相关。
“三道杠”优先:多么痛的领悟
还有一次区里组织诗词比赛,班主任在群里发通知,让全体孩子准备,测试后择优参加。
孩子精心准备,家长也全力支持,过一段时间,孩子放学回家很委屈地说,学校直接让各班的“三道杠”去参赛了,一点也不公平。
我宽慰她,咱们准备的过程中,收获很大,不要计较比赛的事了。但她深觉不平,我含混的解释也显苍白无力。
孩子虽然不懂程序正义,但她已经有了基本的认知能力。我能和她解释通的是,你们老师是想公平选拔的,这不是老师的错。我没有说学校简单粗暴图省事,也没说这种做法对孩子的打击面有多广。
我更没说,孩子,这只你感受人世不公平的起点,尽管这是成人“多么痛的领悟”。
孩子还说过学校迎接检查的情形:比如,明天教委督导来学校检查,各班老师都要提前对学生们培训一番,就是对督导可能问到的问题,统一答案,让学生像背台词一样学会。如果到时随机问到谁,要按标准回答,弄得孩子很紧张。统一回答问题的口径,就是怕童言无忌,说了什么大实话。
一线的教师反映,一来检查,学校就会启动迎检机制。成立迎检领导班子,全校动员,分工负责,落实到人。学生停课搞卫生,贴标语。老师准备各项记录、资料,没有的就上网下载,找模板拼凑或互相抄袭。
让检查来得更频繁一些吧,只让你看到想让你看到,听到想让你听到的。当社会爆出各种新闻时,我们都渴望真相,殊不知,掩盖真相的“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很早就已经做得足够充分了。
上周有一天,女儿回家和我描述,那天上信息课时,所有同学在电脑上填问卷。问卷是调查学校的日常情况:文体活动等时间是否被占用,留作业情况,孩子睡眠时间,教师是否体罚学生等,后面有不同选项(符合/不符合/不确定等)。
女儿说校长和教导主任等五六个人亲临“指导”(就是横竖解释学校每项做得很好,让孩子选最符合老师期望的选项),孩子们在诱导下填完问卷,还不能提交,填完就可以离开了,接下来老师检查负责提交。
女儿一边讲述一边笑,我问她同学都什么反应,她说男生都无所谓的样子,有几个女生偷着笑,大部分同学都像是无感,没有觉察什么不正常。
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老师像对待马戏团的小猴子一样。没过几天,老师在家长群里也发了同类问卷让家长填。对照女儿的描述,我感觉和孩子们在学校填的应该一样。学校的手这次没有那么长,没有伸到家长的屏幕上。
作为家长,想起来我心里就堵得慌,那种悲愤感难以言表,因我连明确的指责对象都没有,学校老师也是不得已,他们本身就扭曲着。更何况很多孩子回家不说,说了家长也不往心里去。
荒唐之后是悲哀
流于形式的活动,从学校到老师到家长,人人心知肚明,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人人积极配合,在形式上,哪个环节也没有马虎,都执行到位了。
抵触的家长也很多,但也都按要求完成、上交。原因很简单,哪个家长都不愿意让孩子为此受批评。
对于人人习以为常的事,谁要是认真,那才是小题大做,不正常呢!当这种想法成为社会的共识时,社会实践本身再有意义,价值再大也不过是痴人说梦了。
小学生的实践稀里糊涂,人们可能觉得没什么意义,也没什么危害,所以游戏化了。其实深层原因是,重名头和过场不重实效。这种行事方式不改,再好的规划也是纸上谈兵。
现实中,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也一样有戏对待,只不过造假手法体现了版本升级,从找熟人帮忙盖章,延伸到在网店买实习证明。店家的各种创新服务也应运而生,包括提供电话回访,如果有电话打到“单位”询问学生的实习情况,店家能够协助“核实”。
这种“与时俱进”的下有对策,已经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诚信体系;网店参与合谋欺诈,“超范围经营”更是违法。
这个生态链条,从下到上有多少人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装不知道?看似小事,其衍生出来的各种社会危害,已经难以监管和控制。
从小学就搞的社会实践,一直伴随孩子上大学,也没能让孩子受益多少,反而危害社会。回头溯源一下,对此,有多少人曾经和正在群策群力做着自己的“贡献”呢?其中,耗费的各种社会资源更是无法统计,也不忍统计。
掺杂一些利益纠葛的活动,受益者自然乐此不疲,虽然打着高大上的旗帜,化装成教育活动,但还是难掩其虚假的本质,对学校的负面影响更是深入人心。
当家长从被蒙蔽和欺骗中醒悟时,对学校以后真正有意义的活动,也会失去关注的热情。学校不是名利场,不能不慎重对待每一次活动。
学校的教育功能不只体现在课堂,平时的很多做法,对人生的影响是长远的、隐性的,特别是对于低年级的孩子,他们对待学校的要求像信仰一样虔诚。
学校的教育好比在童年期埋下了一粒粒种子。行文至此,想起我小时的经历。
小学时学校要求每个孩子背小学生守则。从第一条背到最后,背熟了还不行,要达到随机抽一条都能流利背出的程度。为能达到这种熟练,老师经常在放学时,对学生逐个过筛子,背不下来的不能回家。
经常有孩子连续多天不能按时回家,要家长来学校求情才能接回,那时孩子为这事哭哭啼啼,甚至厌学也很常见。
当年,老师家长都认为学校的任何规定都是天经地义的,学生理所当然应该达到要求。多年后,除了那种荒谬让我深深铭记,别的都随风而逝了。
类似的经历,总让我很痛心地默念起一句话“当你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都忘掉以后,剩下的就是教育。”现在,孩子的在校经历,又时常提示我想起这句话,它总像画外音一样萦绕不去。
那些声势浩大的活动,其正向的教育目的没能够达成多少也就算了,至少要把其副作用降至最低吧。喧嚣沉落后,其副作用是一种不言之教,意义实在太过沉重。
孩子长大具备成熟的认知时,回头看学校、看教育,那种荒唐感所带来的内心坍塌,虽然不可见,其社会危害性之深之广却是可以想象的。
社会的信任危机,学校能免责吗?学校是育人的地方,育人而不能以人为本,其教育功能必然难以发挥。活动,就要严肃对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我不怀疑各种活动的倡导初衷都是好的,但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再大,如果限于实情,难以操作或难见实效或监管不力走向初衷的反面,就该及时叫停止损。或者换种别的方式,哪怕不合适,它也有试错的意义,试错—调整—再试—再调,才会日趋完善。
闭目塞听,罔顾实际,只会错上加错,错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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