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种族歧视为国策，一个民族灭亡，澳大利亚道歉了吗？

12月1日，乌合麒麟再次发布了一张与澳大利亚相关的作品以回应莫里森要求中国道歉的言论。

画面中莫里森一边掩盖被射杀的平民尸体，一边要求正在作画的小男孩道歉，而远处的背景则是澳大利亚军人正在射杀阿富汗平民。

目前没有看到澳方对这幅画作发表言论，不过在之前澳大利亚总理要求中国道歉之时，澳大利亚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接受澳天空新闻采访时同样表示，中国的行为“无礼且令人生厌”，称“他们（澳大利亚军人）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护了我们的安全，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我们的支持，而不是评判。”

言谈之中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军人罪行的自责与歉意，甚至已经忘记了，他口中军人对澳大利亚的保护完全是对阿富汗肆意妄为的侵略，不然一个隔了大半个地球的小国又如何会威胁到澳大利亚的安全呢？

以同盟为名入侵阿富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深受日本荼毒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了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积极寻求美国的保护。而美国同样需要在南太平洋地区构筑一个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桥头堡”，因此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三国于1951年9月1日签署《澳新美安全条约》结成军事联盟，约定共同协商、共同应对各类“威胁”。

但是，这一条约在签订之后并没有被正式启用过。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骤变，孤悬海外的澳大利亚拥有了足以保障自身和平发展的军事势力，即便没有美国也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

在大家都以为澳美同盟即将松动之时，澳大利亚反而不断维持和强化同美国的同盟关系。“9·11”事件之后，澳大利亚更是单方面宣布启用《澳新美安全条约》，以相关条约为依据联系美国，主动要求加入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澳大利亚之所以在能够与他国和平共处的前提下无条件追随美国，不过希望借助美国的影响力，抬高自身地位，成为南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国家，建立地区霸权。

2001年，澳大利亚国防军开始进入阿富汗，至2014年12月31日，此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被称为“Slipper行动”。这一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关于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犯下战争罪的传言开始流出。

2016年5月，澳大利亚国防军监察长着手调查2005年到2016年期间在阿富汗的澳大利亚士兵是否存在“非法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

2020年11月调查结果公布，澳大利亚国防军公开承认“有25名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士兵在23起事件中非法杀死39名阿富汗平民。”

报告指出，特种部队成员曾封锁村庄，将男人和男孩捆绑起来带去村子边缘的酒店进行虐待并将其杀死；将两名路过的14岁男孩割喉并装进袋子扔进河里；在巡逻途中如同打靶练习一般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并任由其被军犬啃食。

对于事发缘由，国防部称在阿富汗的澳大利亚特种部队中存在一种畸形的“战士文化”，将射杀囚犯作为初级士兵练手的“入伍仪式”，甚至有些小队成为“杀人小队”比拼彼此的杀人数量。

这种国家执法人员“草菅人命”的“文化传统”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算不得什么新鲜事。20世纪80年代，由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监狱中非正常死亡事件过多，澳大利亚还曾于1987成立了一个“土著监禁致死皇家调查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由于澳洲执法人员对土著居民的“过度监管”和“不当执法”，导致了至少99名土著居民的死亡，其中，33 人死于狱中，63 人死于警察拘禁，3 人死于青少年拘留所。

凸显出澳大利亚执法人员的武器不止指向他国异族，连一国同胞也不放过。又或者他们并未将土著居民看做自己的同胞，毕竟，澳大利亚的历史就是一部澳洲土著居民的“种族灭绝”史。

对土著的灭绝与隔离

18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将北美当作罪犯流放地，但随着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寻觅新的罪犯流放地成了英国的当务之急。

1786年，为了缓解本土监狱人满为患、暴力不断的压力，英国宣布澳大利亚为新的“海外监狱”用来流放刑事犯、政治犯等。

1788年1月26日，载有575名罪犯的“第一舰队”登陆澳大利亚，成为首批殖民者，1月26日也就成了澳大利亚这个没什么历史的国家的国庆日。

为了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发展殖民经济，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不断以“无主之地”的名义强占土著居民的家园，视土著居民为注定灭绝的低等种族，以屠杀、投毒等方式残忍对待澳洲土著。

其中典型事件有“新南威尔士麦艾尔溪大屠杀”，即1838年12名白人虐杀了30名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土著居民；以及1857 年秋天，殖民者杀光昆加里及其附近全部土著2000人的“弗雷泽惨案”。

除了有组织的屠杀，在日常生活中，白人殖民者还以猎杀土著为乐，将“猎取土巴佬”作为周末的游戏娱乐活动。

此外，白人男子暴力强占土著妇女所引发的天花、淋病、梅毒大流行同样加速了土著的灭绝。

1788年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约25万人，在1790年天花肆虐之后，仅剩12.5万人，而1830年的大瘟疫又使土著人口削减了一半，仅存 6.25万人左右。

分而治之同样被应用于土著的“种族灭绝”之中，澳大利亚殖民者通过收买、拉拢、欺骗青年土著，建立“土著警察”去屠杀与他们对立的土著部落。截止到1930年，数十万人的澳洲土著仅存6万余名。

经过百年的屠杀和掠夺，到了19世纪末期，白人殖民者已经占领了几乎所有有价值的土地，进一步的屠杀显然已没有必要，随即开始实施种族 隔离，将土著居民驱逐至环境恶劣的“保留区”，把他们当作动物一般严密监管。

同时在联邦宪法中明文规定：“统计联邦或州或联邦其他地方的人口时，土著居民不得计算在内。”因为他们认为低劣的土著人终将自行灭绝，只需要把他们隔离开来即可，没有必要进行人口统计。

伪科学的血统改造

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以“白澳政策”为立国之本，主张将澳大利亚打造成“欧洲以外唯一纯粹白种人的国家”，“种族纯洁”亦成为澳大利亚人的神圣信念。

然而，在实施种族隔离控制土著生育之后，土著人口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但是白人男子对混血女子的肆意强占使混血土著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增长率自1901年开始便远远高于白人。

由于这些混血土著无法像外来的有色人种一般被驱逐出境，于是联邦政府开始实施“血统改造”计划，以避免白人被混血土著取代，使“白澳”理想功亏一篑。

该计划由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赫伯特·巴斯道首次提出，即通过让混血土著女子与白人男子通婚来稀释土著血统，通过五六代的繁衍生息，彻底清除土著血统，将混血土著同化为白人。

这一理论在提出之后得到了澳大利亚多个地区的支持，特别是西澳大利亚“首席保护官”内维尔和北方领地“首席保护官”塞西尔·库克，他们两人成为开展“血统改造”计划的代表人物。

计划的实施从混血土著儿童开始，他们将混血土著儿童从土著保留区和他们的亲生父母身边强制带着，送进专门的孤儿院、修道院、以及部分白人家庭，以白人的标准对其进行教育和培训，美其名曰去除土著的劣习。

1933年，西澳大利亚的内维尔建立了凯特修女养育院，是专门收养混血土著儿童的机构。北方领地的塞西尔·库克亦采取了类似措施。

在混血土著儿童们接受完教育和培训之后，会按照性别进行分类，混血土著男孩会被当作劳动力安排进养牛场等地从事低端体力劳动，女孩儿则作为“血统改造”的试验对象，被送往白人家庭充当家仆，鼓励他们与白人男子通婚。

这一方案在1937年第一次全国土著会议上得到了除昆士兰外的其他各州的认可和联邦政府的支持，并推行全国。

昆士兰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该地区白人人口稀少，难以实施“血统改造”，坚持采取种族隔离政策，不论纯血还是混血只要有土著血统全部与白人隔离开来。

“血统改造”计划持续到1970年才被彻底废除，最终并没有如实施者所期望的那样取得成功。

这些“被偷走的一代”在长大之后，既不能融入百人社会又无法回归土著社区，成为被双方排斥的异族人。

那些用来进行“血统改造”试验的混血土著女子更是沦为满足白人男子家内服务和生理需求的工具，几乎没有白人男子愿意同混血女子建立真正的婚姻关系，因为这会让他们成为白人社会中的“贱民”，影响自己和后代纯正白人的身份。

即使在大力推行“血统改造”的北方领地，十余年间成功与白人男子婚配的混血土著妇女也不超过50人。为了实现“白澳”理想而实施的“血统改造”计划，未曾想最终却因为白人男子普遍存在的“白澳至上”主义而功亏一篑。

白澳政策的由来

新航路开辟之后，陆续走上世界殖民道路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为了给自己的殖民掠夺、奴役压榨寻找“科学”的理论支撑，借用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人种的划分，以及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的学说，创造了一套完善的种族主义理论。

该种族理论称白种人是经过自然界优胜劣汰选择出来的高级人种，而其他有色人种则是应该受征服和奴役的低级人种。加之欧洲一神教天然的排他性，造就了欧洲殖民者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排外倾向。

澳大利亚的建立者是来自英国的流放犯，自然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白人种族主义，对土著居民的肆意屠杀和彻底征服更进一步助长了其自大心理和种族优越感。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开始通过颁布一系列法案来巩固白人的优势地位，如《邮政电信法案》规定“所有从澳开出的邮船，无论属于哪国，都必须无条件的只雇佣白人船员。”《联邦选举条例》规定所有在澳的有色人种，包括土著黑人、亚洲人、非洲人等均不得列入选民名册，剥夺了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利。

其中《移民限制法案》更以法律的形式限制欧洲裔之外的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包括驱逐早期入境的有色人种。

“白澳政策”正是在这些法案的相互交织之下形成，并以法律的形式成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即“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天下，所有亚洲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一律禁止到澳大利亚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白澳政策”逐渐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各族一律平等、无歧视的多元文化政策”，但是废止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澳大利亚突然的“幡然悔悟”，而是由于战后重建和发展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只有开放移民才能快速增加人口。

即便如此，澳大利亚最初还是将移民范围限定在英国等欧洲地区，后来由于收效甚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开了对非洲和亚洲移民的限制。

如今虽然没有了公开的“白澳政策”，但是澳大利亚被几个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浸染出来的自大与傲慢依然没有消失。

中国文化倡导“吾日三省吾身”以及“静坐常思己过”，劝导人们要讲究“反躬自省”，而澳大利亚则正好相反，好似过错从来不是他们自己的。

澳洲历史上的普通民众，在失去工作之后，不去改掉陋习提升自己，不去指责无限压榨劳工的雇主，反而去要求政府驱逐华人。政府高层自然乐于将雇主与员工间的国家内部矛盾，转化为种族冲突这样的外部矛盾，进而驱逐华人等有色人种。

当前的澳方政府同样如此，一国总理不去问责虐杀事件，不去阿富汗鞠躬道歉，反而要解决指出问题的人，意图将澳军虐杀平民的反人类罪行转化为中国对澳方的打压和抹黑。

同时，作为社会监督者的澳大利亚媒体，不去深入挖掘滥杀无辜的真相，不去探究往日最爱的人权、公平、正义，反而以“没有哪国的战争历史是清白的”为由来论证自己军队滥杀无辜的合理性。甚至在12月1日的节目中称中国历史上同样发生过屠杀行为，然而其列举出的“四一二政变”和“火烧长沙民居”死难三万多人的罪行都是国民党反对派所犯下的。

或许澳大利亚著名的反华媒体天空新闻是希望澳大利亚向中国学习，发动革命，改朝换代，建立一个新的澳大利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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