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作为两千多年前中国战国时代“七雄”里版图面积最小，综合实力最弱的一家，韩国在整个战国中后期，主要就给人一大印象——挨秦国揍！
被揍得有多惨？可以“不完全统计”一下：从公元前391年（韩烈侯九年）到公元前244年（韩桓列侯二十九年）这147年里，秦韩双方就爆发了二十次大规模战争，绝大多数都是以韩国惨败告终，翻看战国策里，动辄就是“秦伐我”“秦拔我”“秦击我”“秦悉拔我”等描述，战场上被花样吊打，国土当然也是被秦国肆意宰割，到了公元前244年被“秦拔我十三城”后，韩国已经丢光了所有战略要地，自然也不出意外，十四年后被秦国轻松吞并，变成了秦国的“颍川郡”，成了“七雄”里第一个亡国的国家。
换句话说，秦国一统天下的大业，“奋六世之余烈”的全过程，就是“踩着韩国”当跳板。而且参考一下秦国的整个战国时代的战史，虽然和“战国七雄”里的其他几家也不少打，可“揍韩国”的次数，统计下来就是最多。哪怕韩国多次臣服，几乎一挨揍就割地，可秦国就是认准了他，逮住机会就是一顿揍。战国“对手”这么多，秦国怎么偏偏这么喜欢“踩韩国”？
首先一个天然原因，就是韩国特殊的战略地位。
“战国七雄”里，韩国属于“四战之地”，几乎东南西北都有强敌包围。而对于秦国来说，韩国的地理位置更是重要：韩国的地形，是南北长东西窄，本身就是当时“天下咽喉”，特别是其境内的东西交通，更是沿着宜阳、洛阳、成皋、荥阳组成豫西通道。这一条要道，不止是秦国西进的坦途，到了后来的楚汉战争时期，也被刘邦项羽争到头破血流。秦国拿下韩国，东进就是一马平川，关东诸国取道韩国进攻秦国？那也同样是踩了跳板。
所以，正如苏辙所说，战略位置重要的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是“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这可不止是个“弱邻居”，更是必须首先拔除的心腹大患。特别是公元前266年，范雎正式在秦国拜相，“远交近攻”成为秦国东进的既定国策后，韩国的一座座要地，当然更成了秦国的靶子。从公元前262年到公元前260年，秦国步步为营，吞并韩国的南阳野王等地，朝着韩国重镇上党猛扑过来，这才导致战国“第二强国”赵国卷了进来，引发了战国历史上空前惨烈的长平大战。
以这个意义说，别看韩国在“七雄”里实力排最末，但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战国的各路强国只要“想干大事”，必然就要瞄准他。放在战国“强国对撞”的大战役里，韩国更常常扮演“爆发点”的角色。被秦国“瞄着打”，那是一点不奇怪。
而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自身强大的资源与军工业。
韩国坐拥“四战之地”，但其境内物产十分丰富，农业也十分发达，铁矿储量也十分丰富。对于战争扩张来说，这本身就是急需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虽然国力较弱，但韩国却有着战国顶级的军工业。比如作为核心技术的弓弩，韩国就有着“天下劲弩皆从韩出”的美誉。《史记》里更称赞“天下之剑韩为众”。即使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在郑州二里岗等地出土的战国时代韩国铁农具等物件，其强大的技术含量，依然叫多少后人惊叹。
可以说，放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四战之地”的韩国，却有着叫各强国垂涎不已的资源与“核心技术”。在志在一统天的秦国眼里，这些更都是千金难买的宝贝。自然不惜千军万马也要弄到手。
甚至到了战国末期，韩国登峰造极的“核心技术”，还给秦国来了个“神助攻”：公元前246年，韩桓王派工匠郑国入秦，打算用“给秦国修水利”的办法来消耗秦国国力，反而造就了战国历史上的骄人工程“郑国渠”。凭着这强大水利工程，“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秦国不但国力迅速富强，一统天下的脚步也从此加速。如意算盘，反而加速了韩国自己的速死。
而这，也恰是韩国“挨打”的最重要原因：自己“作”。
其实，位于四战之地的韩国，并非没有强国的机会，与秦国一样，韩国早年也曾有过“变法图强”，变法后的韩国，也紧跟战国潮流，确立了郡县制等封建制度。凭着自身的雄厚资源与强大技术，韩国的崛起原本不该是难事。
可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韩国始终没有理顺内部的关系，就以其历任相国来说，几乎多是宗室贵族成员，韩国历史上的14个相国，6人都有宗室背景，除了少数人才外，大多都是庸碌无能之辈。而且韩国用人，多用“相恶之臣”，且“主上卑而大臣重”。朝堂上的内斗内耗成了常态。战国法家韩非的那些激扬文字，振聋发聩的思想，绝大多数都拿着韩国当“反面教材”。
这样的情形下，就是有再雄厚的资源与技术，韩国也雄起不起来，反而是一打败仗，就给人做嫁衣裳。但更“作”的就在这里，本身国力有限，韩国却常常对于外部的战局，缺少清晰的战略判断。特别是强秦崛起后，面对“连横”“合纵”的战略选择，韩国的做法，往往是首鼠两端，“合纵”攻秦后吃了败仗，“连横”的时候又跟着秦国讨便宜，结果韩国无论胜败，就是先拿着他宰。
日久天长，韩国也就没了脾气，反而形成了习惯：一挨秦国揍，就割地换和平。就幻想着妥协能换来太平，吃眼前亏也无所谓。特别讽刺的是，到了亡国前夜，韩国还幻想着“换和平”。公元前233年，韩国末代统治者韩王安对秦称臣，公元前231年，割到“裸奔”的韩国，又把南阳割让出去，次年就被秦国灭国。可以说，就是活活“跪死”的。
内部倾轧，对外无能，下跪到死。这全程亡国的过程，对于后世两千多年的人与事，哪怕抛开立场，也堪称是生动的模板与教训。
参考资料：王山青《战国时期韩国政治的兴衰》、张人元《战国冶铁与棠溪宝剑》、陈峰《战国时期韩国交通问题初探》、柴敦仁《苏辙六国论 评点》、李晓杰《战国时期韩国疆域变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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