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说”：新冠疫情中的用户新闻生产研究

刘鹏，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兼职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新闻记者》主编，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当前仍在全球肆虐的COVID-19疫情可以看作一起传播事件——既是病毒的传播，也是有关疫情信息的传播。这次新冠疫情是进入社交媒体时代首次全球规模的疫病大流行。多项调查也表明，无论平时还是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获取信息主要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喻国明，杨颖兮，2020；楚亚杰，陆晔，沈菲，2020）。常规的变迁提示我们，传播环境和新闻产制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必要对专业媒体之外的疫情新闻传播做深入考察，从而对当前新闻传播新态势有所把握。因此，本文从“用户新闻”（刘鹏，2019）的角度，通过对2019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最严重时期的四个典型事件的分析，对不同样态的用户新闻进行类型化梳理，并剖析其生产特点、传播形态，希望借此勾勒这次疫情在新的传播环境下的突出特点。

一

用户新闻概念与理论综述

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新闻业中很多“元问题”发生改变，包括什么是新闻、谁是记者、何为新闻业等等，都处于开放待定状态，既定的边界被打破，出现了模糊的边界、不确定性、液态新闻业等形容（潘忠党，陆晔，2017）。对用户新闻的关注和考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既体现了数字新闻实践的新趋势，也是对传统新闻学以编辑室为中心、轻视受众的一种纠偏和挑战。

所谓用户（user），就是那些“原来被称之为受众的人”（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Rosen，2006）。数字媒体使人们在收集、报道、过滤、分析和发布新闻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控制权，在体现人们与新闻生产传播更具主动性关系方面，媒介使用者——“用户”成为比一直为大众传播理论所框定的“受众”更加合适的学术概念（Picone，2016）。

随着网络传播的兴起，用户不仅仅是受众，同时也成为新闻的生产者、传播者，原料——曾经的新闻原始素材——变成了产品（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11/2014：42），互联网也从“出版的媒介”变成“交流的媒介”，视频从中心发行的文化媒介变成了“人际化网络的延伸”（库尔德利，2012/2014：13）。布伦斯（Axel Bruns）（2008）创造了影响广泛的“产用一体”（produsage）一词，以涵括用户在媒介使用中主导的协作式内容创造现象。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模糊了公私领域的界限，使媒介技术深深嵌入人的日常生活甚至身体，用户动态、持续、渗透性的传播实践嵌入日常生活，传播、媒介成为建构主体的力量，微信等社交媒体成为人们的一种在世存有方式（孙玮，2015）。用户不再是“不定量的多数”，而是具有清晰存在感的“节点”（彭兰，2016）。新闻生产—消费、线上—线下的界限已难以清楚划分，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越来越受到重视。

本文认为，用户新闻（user journalism）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指的是媒介使用者通过平台媒体生产、传播泛新闻内容的现象。这一概念强调了新闻生产由专业媒体的职业行为变成普通用户人人都可为之的社会化行为，普通用户通过媒介使用对新闻进行自主建构，从而成为“过程性主体”（卡斯特，2009/2018：102-105）的特征。

用户新闻生产不再刻意将专业媒体作为传播的中介，具有“去把关人”的特点。也就是说，那些专业媒体使用用户制作的报道素材制作新闻的行为，以及像梨视频等招募大量“拍客”提供短视频，然后经编辑处理后发布的形态，都不属于本文所界定的用户新闻。仍然需要厘清的是，除了专业媒体之外，还有一些半（准）职业新闻工作者通过自媒体从事新闻生产，也挑战了何谓专业新闻人的界定。对此，可以援引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1999/2009：152）的思路，将新闻工作者视为一个阐释性社群，他们因共同讨论和解释真实世界而团结在一起，他们通过非正式谈话和讨论、专业期刊和评论、专业会议、自传和传记、谈话节目和媒体回顾展等，建立了对其挑战的集体解释。据此标准，一些线上新闻“作坊”尽管规模有限，也未能得到体制认可，但其从业者特别强调并利用“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及实践技术来构筑正当性（李东晓，2019），仍可认为属于专业新闻生产形态。而Maares和Hanusch（2020）所研究的Instagram上一些进行时尚内容展演的博主，尽管并不认为自己在从事新闻工作，但实际上他们生产了和专业媒体生活方式报道类似的内容，仍可以认为属于用户新闻范畴。

通过上述补充界定，本文进一步强调了用户新闻作为日常生活实践，是用户在数字媒介使用中发生的新闻生产传播行为，具有非专业化、非制度化的特点。它超越了传统新闻生态，与专业新闻实践及其文化构成互为补充、互为竞争、互为挑战，但又并行不悖的关系。对用户新闻，特别是不同类型生产者及其新闻实践的研究，有助于对当前新闻场域变迁有更深刻的理解，以及对建基于行业实践的传统新闻理论在新传播环境下的调适甚或颠覆，有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将围绕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初期的四起重要传播事件展开，分别为李文亮“传谣”事件、“方方日记”事件、“敲锣救母”事件，以及艾芬专访用户传播事件。之所以选择这四起事件，因为其中三起都是这次疫情期间“引发全社会关注从而成为刷屏级舆论事件”（陈力丹，2020），而“敲锣救母”事件则反映了疫情高峰期医疗资源极度紧张的一个侧面，并且也是中央“应收尽收”政策出台，从而彻底改变疫情走势过程中具体而微的一个案例。这四起传播事件不但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从不同维度反映了用户新闻生产传播的不同类型，便于我们从微观角度探讨用户新闻的相关特点，并借此对作为传播事件的新冠疫情的特点做总体性勾勒。

二

用户新闻生产的基本类型

（一）人际交流的公共化：李文亮“传谣”事件

作为传播事件的新冠疫情，是从一条用户新闻的传播开始的。

2019年12月30日17时43分，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自己“武汉大学临床04级”微信同学群中，转发了同事发给他的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以及一张标有“SARS冠状病毒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等字样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图片、一段时长11秒的肺部CT视频。尽管随后李文亮就在群里提醒“大家不要外传”，但这段并非完全准确的消息，还是以微信聊天截屏的方式被广为传播（新华社，2020年3月19日）。4天后李文亮因此被武汉警方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为由进行了“训诫”。然而随着后来疫情的发展，李文亮发布的信息体现了预警的意义，他甚至被称为疫情的“吹哨人”（财新网，2020年2月7日）。

尽管李文亮本人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其实他已经在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完成了一次用户新闻传播。

在李文亮看来，他当时“主要是想提醒临床工作的同学注意防护”，“强调了不要外传”，还因为有人把他的微信聊天截屏传播而“很生气”，但是后来想想，“别人可能也是一时着急，为了提醒家人朋友”也就释然了（财新网，2020年2月7日）。从本来的意义上考察，李文亮不过是和同学们在微信群聊天而已，他的传播行为有明确的、特定的对象，本属于人际传播、日常交往范畴。他对大家不要将此信息外传的要求，显示的也是费孝通先生（1998）概括的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的特点，而非公共新闻所提倡的现代“公民”“公众”意识。后来成为一起公共事件，完全是出乎他意料的传播失控。

早在传统媒体时代，从我们的生活体验就能发现，很多超本地化（Hyper-local）信息在媒体报道之前就以“小道消息”“街谈巷议”的口口相传形式在流传了。数字媒介整合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形态（延森，2010/2012），互联网被认为具有“网中之网”的性质——在网络内相互联系的行动者之间构成了更大的网络（库尔德利，2012/2014），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在同一个网络中发生，私人交往与公共传播之间也就不再有分明的界限（Papacharissi,2009）。因此，网络中“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很可能成为人尽皆知的“新闻”。O'Sullivan与Carr（2018）构建了名为“大众人际传播”（Ma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模型，对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网同构、界限模糊的现象做出了较好的解释。他们的模型通过传播后果而不是传播场景作为判定标准，以个人化（Personalization）和可及性（Perceived accessibility）两个维度组成坐标，即便是高度个人化的信息，只要在传播中形成广泛的“可及性”，也归于大众传播。

不仅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网络融为一体，人与媒介技术也融为一体，形成现代人“永久在线、永久连接”（Permanently Online，Permanently Connected）的生存方式。Watzlawick五十多年前提出的“人不可能不传播（One cannot not communicate）”的命题因此具有了新的意义（转引自韩义兴，2017）——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技术为人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更丰富的形态和更广泛的连接，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展示、微信聊天之类嵌入日常生活的网络人际交往内容，以及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内容，往往经过多层转播，或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被重新激活，就成为面向公众的用户新闻，源源不断地生产传播出来。

大众人际传播网中的社交关联，不但是用户新闻生产的源头，也为后续传播提供了极大的动能。李文亮发布的消息，一度被认定为“谣言”，揆诸后来科学研究的证据，一些细节确实不够准确。专业新闻学认为真实是新闻的本质（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01/2011：33），普通受众也认为真实是新闻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张国良等，2005/2016：176）。专业新闻业通过采访、核实以提供新闻真实性的承诺，成为其专业合法性的基础。而用户新闻生产一般没有采访、核实的条件，基于社交关系的传播主要是受交流引导，而不是受信息驱动的媒介形式，情感维度在其中至关重要（柯兰，芬顿，弗里德曼，2012/2014：144），用户在转播新闻时对真实性的判断，也由“事实性真实”向人际间的“相信的真实”“信任性真实”转变（杨保军，2017；李唯嘉，2020）。李文亮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并没有亲自诊断疫情病例，他传播相关信息的原因主要是对发送给他相关信息的同事的信任，而随后聊天截图被广泛转播，转播者除了对截图中透露出其来自医疗专业人士微信群及医院内部人士言论的信任之外，更多也是出于对转发信源的信任。

（二）公共事件的个人书写：“方方日记”事件

1月25日，大年初一，身在武汉的作家方方开始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在疫情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到3月24日结束，每天一篇，共计60篇。这些“日记”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渠道发布，被网友广为传播，也引发诸多争议。

与李文亮事件中“日用而不知”的人际网络内容外溢不同，“方方日记”更接近公民新闻形态，是用户在网络空间对公共事件的个人记录，代表了一种主动的用户新闻生产。

方方介绍自己写作的缘起，其实最早是上海《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约她写一写“封城记”，所谓“方方日记”其实是“为了完成约稿，以方便写文章而作的记录”（方方日记，2020年3月23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方方放弃了专业媒体这个中介，而是选择自己在网络上直接发表，传播权力的变迁由此也可见一斑。作为社会控制（整合）中介的媒体机构（甘斯，2005/2009：378），媒体组织与作者个人之间，既共生合作，也存在对抗关系。通过编辑室流程、惯例等“把关”环节，将作者个人的自由书写变成媒体制度下的产品，或多或少地去除掉作者个人化色彩，并打上媒体机构认证的烙印。而社交媒体则提供了无中介感的中介、非具身在场的体验，作为个体的作者可以更自由地表达，同时直接即时地面对其他用户的反馈。

“日记”并非方方自己的命名——最初时，我甚至不觉得这是“日记”。因为“日记”二字，不是我提出的。只是后来，这份记录，变成了一日一记，别人说它是“日记”，我也就没有表示异议（方方日记，2020年3月23日）。“日记”的命名具有偶然性，但体现了互联网技术的内在逻辑。博客（blog）一词的本意正是个人电子日记（Weblog），而博客的出现，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克服技术门槛就能使用的个人公共书写平台，标志着网络“社交媒体平台”阶段的开启。由此，新闻机构失去了它们作为面向大众的新闻提供者的垄断地位，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网页，创建内容，并向公众发布新闻，新闻（news）与新闻业（journalism）分离趋势愈加明显（Steensen & Westlund，2021：4）。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2013：199）也将1710年在英国创办《旁观者》杂志的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类比为今天的“博客作者”。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演进，博客逐渐衰落，但是微博、短视频、公众号、Vlog等随之兴起，日常化的个人公共书写媒体平台的性质没有变，技术门槛则进一步降低，并通过社交分享、算法驯化（Cotter,2019）等让更多用户不期而然地与这些普通用户所生产的内容相遇。

“日”，既是时间的连续，也是空间的日常。用户新闻并不是从传统新闻生产和消费空间中进行共同创作的实践，而是用户在日常生活的空间讲故事，并以进一步为这些空间注入意义的方式来讲故事（Papacharissi，2015）。方方一再强调其记录的私人独白性质——“微博本来就是一个闲扯的地方，我就随便写着，没有任何其他想法。”“这是我在疫情中的一份个人记录，属于纯粹的个人记忆。”“写日记，其实也是自己帮助自己疏导心理的一种方式。”（红星新闻，2020；方方日记，2020年3月23日）作为电子日记的博客，既是私人写作实践，又是面向公众的演讲；既是具有物质性的个人空间，又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领域（Boyd，2006），“方方日记”的吸引力及其引发争议，正是肇因自网络个人书写空间的这种矛盾性组合。以个体为半径的事实视野、思考框架、情感维度极富个性化色彩，且往往带有具体、微观、细腻、真挚的特点，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体的局限。“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视角看到的东西。而且掺夹着很多我个人的想法，所以，它就只是日记，是一个人的记录，而不是别的”（红星新闻，2020）。这类个人写作进入公共空间，既可能吸引、感染很多用户，当然也可能被很多用户排斥、反感。

用户个人对公共事件的记录，比较常见的应属“目击媒体”（eyewitness media），也就是作为旁观者的用户对突发事件现场的影像或文字记录（黄雅兰，陈昌凤，2016），其真实性来自用户的具身“在场”（on-site presence）。“方方日记”内容更加丰富，既有作者身临其境的观察，也有源于专业媒体的报道、官方发布的信息，但更多则是出自网络的信息，以及作者本人、同事、亲戚、朋友、邻居、网友的经历和感触。普通个体日常琐屑的记录映照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将私人生活与公共体验联结起来，不断在公共与个人、事实与议论、理性与情感中穿梭，编织了一幅与专业媒体并不完全相同的武汉疫情画面。在60篇“日记”中，叙事者“我”出现了1900多次，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将其称为“第一人称权威”（first person authority）。“在直觉上，一个人关于自己的心的状态的第一人称陈述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心的状态的自我归结并不需要行为观察或其他方面的证据来支持，但心的状态的他人归结则必须以对他人行为的观察以及相关证据为依据”（转引自赵宪章，2006）。“方方日记”建构的真实，既有当事人具身在场的客观真实，更主要的则是主观性的个人体验真实、情感真实，而非专业新闻要求的“核实的真实”。就像方方说的：“只是随手记录，......想到哪写到哪，根本不需要什么构思，就是即时即刻针对某些事情的想法而已。这种我手写我心的状态，是我很喜欢的。”“日记”里也经常出现“我无法确定它是不是真的，但我希望它完全是真的”之类表达（方方日记，2020年2月1日）。不过，由于发布周期和发布渠道相对稳定，这类用户新闻带有一定的制度化特征，意味着写作当中更多的自我约束，就像“方方日记”误报了援鄂护士梁小霞去世的消息后，会在后续日记中澄清和道歉（方方日记，2020年3月24日）。

专业新闻业常自诩“今天的新闻就是明日的历史”。而钱念孙（2002）则认为，日记文体直承中国古典时代的“编年纪事体史书”，两者都是“随时据实直录，一事一条，如登流水账，先后次第依年、月、日时间顺序安排”。在现代社会，作为“国家日记”的编年纪事功能主要由权威主流媒体来完成，而网络日记则似私人修史、民间著史，当然更多的不是国家史、社会史而是个人史、微观史。无论新闻还是编年史、日记，共同特点都是通过明确的时间框架对现实进行结构化存储，并成为“历史记录”的文本。在本次疫情中，不仅仅方方在写“日记”，公开和未公开的还有很多普通用户以“日记”形式记录这场疫情的各个微小侧面，这些都作为用户新闻“代表了和大众媒体有所不同的多样的‘现实’版本，这些多重版本显示出新闻的社会建构：没有主导的叙述，没有对事件的单一解释”（阿顿，2009/2014：291）。这些用户新闻叙事与专业媒体报道形成了具有张力的竞争话语，同时也是有益的补充，并且构成新冠疫情这一历史事件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三）自我曝光的可见性追求：“敲锣救母”事件

2月8日，武汉市民李丽娜因母亲疑似患上新冠肺炎，病情加重但无法入院。无奈之下，她在自家阳台上“敲锣”哭诉。这名女子“敲锣救母”被拍成视频传到新浪微博，“第2天我手机就被打爆了，海内外的记者、志愿者、老中医，还有一些爱心人士，不停打，我的手机都被打到要关机了”（新京报，2020年4月12日）。当天晚上其母被送医治疗，并得到康复。

与方方作为旁观者的记录不同，“敲锣救母”是用户通过自我曝光，向公众呈现个人生活。这类内容未必都有公共价值，但是通过“可见性”的追求，得以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新闻”。

“可见性”（visibility）研究近年来在新闻传播领域中渐成热点。正如约翰汤普森（John B. Thompson）所指出的，媒体行业是围绕着能见度的参数而建立的。如果不想阐明、揭露或告知公众以前不为人知的事情，媒体的存在就没有明显的必要性。可见性从根本上说是以媒介为媒介，并受媒介本身的影响（Bucher，2012）。在法国传播学家戴扬（Daniel Dayan）（2013）看来，可见性是每个人的权利，它包括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赋予他人可见性的权利。在这个案例中，李丽娜自述敲锣救母的动机：“首先需要有人注意到我，注意到我发出的信号”，“我只是希望自己发出的声音能被听得到”（新京报，2020年4月12日）。这位武汉女子就是在行使她“被看见”的权利，而网友们的热心转发，则体现了“赋予他人可见性的权利”。

在传统媒体时代，可见性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资源（潘忠党，2003）。媒体机构作为“集体注意力的授权管理者”，“是赋予事件、人物、群体、辩论、争议和叙事以可见性的机构”（Dayan，2013）。普通人需要通过大众媒体的报道，才能获得可见性。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2018：284）比喻说：新闻媒体就像“探照灯射出的一道躁动不安的光柱，一个接一个地照亮原本藏匿在暗夜中的事物”。虽然“探照灯”成为激励专业新闻工作者揭露社会黑暗的象征，但李普曼的隐喻同时也意味着，探照灯不停地照来照去，没有节奏或理由，武断地照亮一部分现实几秒钟，而把光束之外的世界置于黑暗之中（保利，1999/2009：131）。对此，戴扬也指出，通过展示一个事件，你宣告了这个事件的存在；通过不显示它，你就把它从存在中剔除。不显示的事实起到了沉默墙的作用。它压制了报道，阻止了讨论。新闻媒体经常使用这样的沉默墙（Dayan，2013）。

数字媒体的出现，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普及，给普通用户，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弱者带来“赋权”的力量（黄月琴，2015），在可见性理论框架下，新媒体赋权被理解为赋予普通用户处置自己的可见性的权利。“网络媒体、手机、便携式摄像机，以及它们提供的多种组合，已经成为重新部署可见性的工具。它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生活的演员，而不再是他人生活的旁观者”（Dayan，2013）。用户不再通过专业媒体，而是在平台媒体上展开自我叙事，让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的身体和声音能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被看到和听到”（刘涛，2017）。既有像李丽娜这样为了申张自己权益的，也有很多美食、时尚、旅游类等博主展示自己的生活。正如塔奇曼（Gaye Tuchman）（1980/2008）在《做新闻》中所指出的，新闻具有一种公共品质，一旦某件事情被转化为新闻报道，它就不再是个体的悲喜故事，而变成公共事件，并被放到存在前因后果的意义世界中理解（李红涛，2013）。可见性的获得将用户重新塑造为传播主体，“重返公共领域”，通过被“看见”，“构成了公共生活的意义，也是人类获得存在感、确认自身以及这个世界的方式与源泉”（孙玮，2014）。

尽管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能够非常方便地通过平台媒体进行自我叙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可见性不平等的状况。“低成本传播的能力不能和聆听划上等号”（柯兰，芬顿，弗里德曼，2012/2014：13-14），而且“万众皆媒”的情况下可见性的获得越来越困难。就像新冠疫情爆发高峰期间，由于本地医疗资源挤兑，大量用户在微信、微博求助，一时无法解决。李丽娜“打电话、找熟人，在微博上求助，然后发各种求助的链接，但没有特别有用”（新京报，2020年4月12日），无奈之下，这名女子才采取了公开的、戏剧性的、景观化的抗争表演，使自身叙事更具“新闻价值”，从而被观众、媒体和网络传播开来。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新传播环境下机构媒体赋予可见性的权力并未丧失，在中央下达“应收尽收”的决策后，人民日报、新浪微博超话等都直接参与病患救助（李泓冰，周玉桥，2020），通过媒体融合的方式，达成了疫情患者的可见性。

（四）新闻分享的意义再生产：“艾芬专访”事件

3月10日，《人物》杂志微信公众号推送了对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的专访，随后删除。之后，这篇报道被网友以各种形式、各种版本转发，形成互联网上一道奇异的景观，也体现了用户通过分享进行新闻意义再生产。

无论是专业媒体报道还是普通用户生产的新闻，一旦发布就失去对文本的控制，而转由用户接手。用户从巨大的新闻流中挑出一则新闻来分享，本身就意味着与专业媒体不尽相同的价值判断，同时用户以“分享包”（sharing profiles）的形式增添或修改文本，从而实现意义的再生产（Carlson，2020）。“来自各方读者（或网友）的意见，透过‘分享’机制而持续在不同媒介与社群媒体转载、改造、增添、拼装、反拼装、挪用、再挪用、重新配置，甚至盗猎”，从而使用户再生产后的新闻本文与其原型之间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蔡琰，臧国仁，2017）。

拉图尔认为，任何行动者都是转义者。二者的区别在于，行动者强调自身在网络上的节点意义，而转义者更突出地强调行动者能动的转译（translation）作用，也就是“造成差异”的作用，拉图尔引入“转义者”就是为了实现对行动者能动性的更深刻说明。转义者会改变（transformation）、转译（translation）、扭曲（distort）和修改（modify）本应表达的意义或元素。即便是一种相当不起眼的信息或程序，也足以成为复杂的转义者链条上的一个拐点，使情况在这个拐点上发生改变。这里可以把“转义者”比作一台复杂的机器，你能知道输入机器的信息、条件，但是却无法预测输出的是什么，因为转义者会“造成差异”（拉图尔，1991/2010：90-93）。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方向的不确定性，使用户新闻转播就像混沌理论所揭示的，也许只是蝴蝶翅膀的微微扇动，却会引发遥远区域的一场风暴（McNair，2006）。也有学者将这种互联网用户以多中心“节点主体”身份展开的一种参与式新闻实践模式称为协作式新闻布展（collaborative news curation），指出由于用户主体并不拘泥于传统职业化新闻生产的逻辑，通过意义生产与再生产动态交织的模式，与组织化新闻生产形成巨大张力，凸显出“液态”的新闻业这一媒介融合时代新景观（陆晔，周睿鸣，2018）。

三

全世界都在说：讨论与结语

如果将新闻业理解为把一个事件变成一个故事的当代实践，那么持续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将信息塑造成故事的新方式，并呈现出讲故事的新空间（Papacharissi，2015）。用户新闻的崛起，大大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传播格局。英国学者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2006：74）从媒介史角度指出，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媒体的出现，都引发主导性的威权结构内部日益激化的紧张状态，因为它能够绕开旧有的媒体传输机构而发布信息，并通过这种方式破坏控制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就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2009/2018：53）说的，“互联网上的任何帖子，无论作者的意图如何，都变成全球传播海洋中的漂流瓶，这种信息容易被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接收和再处理”。尽管每天用户新闻的产量不计其数，但绝大部分“漂流瓶”都永沉海底；但也有不少内容，就像李文亮医生对疫情的提醒，尽管发布者无心，结果却产生惊人的传播力。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新格局，不妨从各个角度评价，但不可回避、忽视。

本文通过对新冠疫情期间四起典型案例的分析，展示了不同类型的用户新闻生产及其特点，包括私人交流内容的公共化、用户个人对公共事件的记录、用户的自我曝光，以及用户新闻分享形成意义再生产。它们出于不同的传播目的，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并在不同程度上颠覆了专业新闻学所强调的采访核实、事实与意见区分、公正客观等操作原则。尽管用户新闻具有与专业媒体报道截然不同的对规范的理解，但很多内容呈现出涌浪式的传播，成为与专业媒体竞争真相的力量，并在不同程度上建构了广大用户对当前现实的认知。

通过对四起典型事件的分析，从用户新闻角度对新冠疫情传播整体特点的总结也渐趋明朗，本文拟用“全世界都在说”来加以概括。“全世界都在说”受到黄旦教授2003年论述“非典”疫情传播的一篇文章的启发。这篇题为《全世界在观看》的论文标题借用了吉特林（Todd Gitlin）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的书名，指出“强光四射社会”之下，“非典”疫情受到全世界媒体关注的境况（黄旦，严风华，倪娜，2003）。2003年我国网民总数大约5910万（CNNIC，2003），“非典”信息传播仍以传统媒体为主，网络媒体也主要转载传统媒体的报道，网络论坛提供了受众参与的渠道，手机短信使相关信息流通加快加广（夏倩芳，叶晓华，2003）。17年后爆发的新冠疫情与当年“非典”非常相似，但是病毒传染力更强、造成感染者更多、涉及面更大，每个人都是疫情当事人，他们不再是旁观者，对事件的卷入度更高。传播技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2020年网民规模已达9.04亿（CNNIC，2020），中国社会也从传统媒体时代转向移动社交媒体时代，因此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传播特点，每个用户都被赋予大众传播的力量，成为两次疫情期间传播生态的最大变量。凯瑞（James W. Carey）（2009/2019：71-72）指出杜威与李普曼新闻观念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杜威对“听觉隐喻的认同胜过了视觉隐喻”，“视觉是一个旁观者，而听觉却是一个参与者”，“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一种再现系统”。借用凯瑞的阐释，可以说传播技术革命带来了从“看”到“说”的转变。

“全世界都在说”使无数普通用户个体的声音浮现出来。塔奇曼以“新闻网（newsnet）”隐喻专业媒体对新闻的捕捉。既然是网，网眼就有大小，新闻价值低的小鱼小虾就会漏网；用户新闻异军突起，让每个个体从“网眼”中发出声音。就像疫情期间屡被提及的两句话：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灾难并不是死两万人这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疫情期间，除了专业媒体的报道，更令人瞩目的是普通人奋力发声，讲述自己的亲历故事，并通过数字媒体碎片化地弥漫式地传播开来，极大地引发了公众的共鸣（周海燕，2020）。库尔德利（Nick Couldry）认为这是数字化媒介带来的“一种新的交流情境”，它扩展了个体的社会实践方式，让那些从未参与过故事分享的人们，以数字交流的形式开始讲述个人故事、储存和交换网络上已分享的故事。倘若没有互联网，这些故事本不会存在，而现在，正是因为数字媒体的“修补”（remediation）能力，这些故事的传递、再传递，乃至改变，也有了多重的可能性（转引自戴宇辰，2018）。用户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专业媒体“新闻网”的编织结构，相比“非典”，更多普通人在新冠疫情中的经历得到报道（周海燕，2020）。“新闻网”是给社会生活设置某种秩序（塔奇曼，1980/2008：47），在“全世界都在说”的环境下，社会生活的秩序正在悄悄重塑。

“全世界都在说”创造了开放的新闻流，打破了机构媒体控制的结构化的新闻场域。结成“新闻网”的线是新闻业的专业规范，以及“通过复杂的行政体系以及编辑、记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对事件设置的框架”（塔奇曼，1980/2008：48）。正是通过新闻工作常规，保证了媒体机构按时按量生产出新闻。而用户新闻崛起将结成“新闻网”的网线也扯得七扭八歪，甚至断裂。因为用户在数字媒介使用过程中生产传播新闻，具有非结构化、去制度化的特点，生活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生活化，用户新闻将事实、观点、情感等混搭在一起（hybridity），事实当中又混杂了已经发生的事实、可能发生的事实、希望发生的事实等等（Papacharissi，2015）。不仅如此，用户在分享转发过程中不断进行文本的迭代、意义的再生产，呈现出永远处在未完成的演进状态中的开放新闻（open news）（Bruns，2010），在一个无边无际的流动的空间中此起彼伏，前呼后拥，同声共享（黄旦，李暄，2016）。这也提醒机构媒体，在用户新闻大行其道的今天，专业新闻人作为公众的把关人，需要更严格审慎地履行筛选和排列的责任，将含有事实、宣传、谣言和怀疑的混合物转换成真实的和可信的新闻（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11/2014：176）。与此同时，新闻机构要改变自己是议程设置者和对话管理人的角色定位，需要认识到，在这个新世界中，记者的角色是通过提供报道、背景、分析、验证和揭穿，以及提供允许人们参与的工具和平台，为对话增加价值。这一切都需要记者承认，他们并不垄断智慧。“新闻不再是讲授，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容更加丰富的对话。”（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11/2014：178）

“全世界都在说”也带来多种声音的碰撞。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恐慌的民众转发大量谣言，以致WHO提出“信息疫情”的警告（WHO，2020）；很多网络社群中对疫情的讨论出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现象，甚至导致社群撕裂的危机；围绕“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等热点个案，更是形成激烈争议，大量言论表现出缺乏交往理性的情绪化表达、极端化立场（吴飞，徐百灵，2020）。美国哲学家乔姆斯基（2020）更是严厉批评“社交媒体”再次证明了它们除了在充实亿万富翁的钱包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外，首先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充斥着精神瘫痪的大言不惭者的宣传，不受控制的谣言，对老掉牙的“新奇事物”的发现，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蒙昧主义的所在。的确，主要借助社交媒体传播的用户新闻除了对普通用户传播权力的彰显、对内容多样化的贡献之外，其业余化特质也造成内容品质的种种问题，对此有待专文做进一步探讨，而本文则希望指出，在多元主体并存的新媒体环境中，各种叙事并置在公共空间中，彼此的差异、冲突展露无遗，而这些多重叙事又不可能通过有效机制加以整合、改编、归拢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框架中，这和大众媒介独霸天下的时代已然不同（孙玮，李梦颖，2014）。这已然是我们今天生活其中，无法拒绝、回避的基础环境，认识到“全世界都在说”以及学会“听”以及“如何说”，可能更是当务之急。

还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全世界都在说”作为新传播格局下的用户实践被我们所关注，但90%的人“潜水”，9%的人偶尔参与新闻分享互动，只有1%的人积极主动发声的“沉默的大多数”现象并未彻底改变（Schmidt，Nelson & Lawrence，2020）。对此，Meijer（2016：546-561）认为，在新闻学研究中，把倾听作为一种独特的活动（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心态）的实践往往被忽视。用户被动地消费新闻，而不主动地评论、分享或补充它，有时被贬称为不劳而获，或者“潜水”。其实正是众多的“潜水者”积极登录并追踪其他人的贡献，提供一种接纳模式，以鼓励其他人做出公开贡献。只有在有人倾听的情况下，沟通才能发生。没有倾听，声音和语言就变得毫无意义。我们理解数字新闻，就应当认识到在数字时代倾听旁人的声音作为用户新闻实践的重要性和关键价值。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本期执编/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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