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汉朝的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在选拔人才方面都差了一些公平。动辄满朝诸公皆出身世家，庶族寒门子弟没有进身之阶。自从隋炀帝开创科举制后，经过唐朝、宋朝的完善，到明清时期，趋于顶峰状态。从隋朝到清朝，科举取士的制度传承了十三个世纪，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
任何制度的出台必定有一定的背景基础。隋唐时期，庶族地主阶层掌握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当他们有了经济实力之后，他们对政治也有了追求，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迫切地希望有一种公平的环境可以让他们进入仕途。就在这种环境下，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出现之后，门户之见有所削弱，庶族寒门子弟即使出身条件没有士族优越，但是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十年寒窗苦读获得进入仕途的机会。只要符合报名条件，他们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和士族子弟公平竞争，再也不会出现士族子弟一家独大的局面。科举制或许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相对前代的选官制度而言，公平性还是有很大保障的。
科举制让庶族寒门子弟有了追求和希望，他们可以有机会让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家族更上一层楼，他们也可以为天下百姓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的心中少了许多对旧制度的不满情绪，他们可以和天下人一起建造美好家园，共享太平生活。
科举制出现之前，朝廷选官基本由世家大族所操控，比如九品中正制，世家子弟只要担任了中正官，就可以替朝廷给人才定品级。时间一长，那些被定为上品的人才哪里还记得朝廷的恩德？世家大族将这张选官制度发展成打造关系网的利器，今天王家帮谢家，明天谢家帮顾家，一来二去，不是门生关系，就是姻亲关系。
本来世家都是以家族的形式独立存在的，结果却结成了势力错综复杂的一张大网，皇帝无论是想动谢家，还是王家，都不能只考虑一家，而得考虑很多家。皇权被世家所掣肘，甚至还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事情。
科举制出现之后，考生们不仅需要参加由各级主考官主持的各级考试，还得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能通过最后一关。考生们一旦成功考中进士，那就成了天子门生。皇帝与人才之间有了更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些人才都是散乱的，再也不像原来一般，只限于一些世家大族，皇帝有了更多的选择，皇权得到了保障。
任何圈子或者个人，只要没有了竞争，那么就睡如同死水一般。科举制出现之前，世家大族们不需要考虑由庶族寒门子弟来和他们争夺政治资源。他们可以一边当官，一边游山玩水，因为他们就算履职情况不够优秀，也很难被处罚，来来去去，都是他们世家大族的人。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虽然也产生了很多人才，比如王羲之等人。然而他们的履职情况又如何呢？天下还未安定，大量的百姓还生活得很贫困，他们作为朝廷的官员，却把大量的时间拿来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当然，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和环境的问题。
科举制度出现之后，世家子弟也有了危机感，一旦他们不尽职，随时有庶族子弟可以顶替他们。相比而言，庶族子弟憋闷了几百年，他们一旦进入官场，那真的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敢于进取，敢于为天下百姓发声，使得吏治情况得到了很大的好转。
纵观历史，再好的制度，只要时间长了，必然会滋生出很多问题，比如井田制、府兵制等。科举制虽然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很多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弊端也越来越多，比如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章，考生们只需要按照规定格式写好文章就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人才培养机制。
有句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官员很多就只配回家卖红薯，他们种的很多人不是不想为民做主，而是不知道如何为民做主，他们的所学都是为了科举考试，对于天下大事没有太多的见解和看法。
制度的本身其实很难说好坏，只是看制度能够合时宜，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制度，科举制传承了一千多年，虽然中间有过很多次的改革，但是都是换汤不换药。时间一长，问题自然就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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