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波：去了解去经历才能记录土地的真实

曾用30年的时间拍摄《俺爹俺娘》，记录父母晚年喜怒哀乐的摄影师焦波，在用了10年的时间去记录和拍摄汶川的地震孤儿后，从2012年起将镜头对准了中国乡村——从第一部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开始，到第13部纪录片《老窝》。

为了这些纪录片，焦波和他的摄影团队扎根乡村，与村民们同吃同住，拍摄了几千个小时的中国乡土画面，记录了中国乡村脱贫攻坚的历程，记录了乡村的改变，也记录了那些来自土地和基层的真实。在焦波的镜头中，乡村揭去了那层“田园牧歌”般的滤镜，风景优美同时也有贫困、冲突，质朴而有力，真实而珍贵。近日，正在云南忙着为《老窝》杀青的焦波，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

精神

乡村赋予农民骨子里的坚毅

北青报：为什么选择了乡村作为拍摄对象、农民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焦波：中国的农民最特别、最让人敬佩的是他们的那种精神。中国的农民，不论生活在哪里，骨子里始终有一种坚毅的精神，不论生活多难，有多少挫折，他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我家乡有一句俗话：“庄稼歉收年年种。”意思就是对于农民来说，就算今年收成不好，他们也不会放弃土地，明年依旧春种秋收。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团队里无论是90后、80后，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了解农民骨子里的这种精神，也从土地中继承了这种精神。我们团队一般四五个人，有时候是八九个人同时驻扎在一个地方拍摄。拍摄环境非常艰苦，但我们团队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片中的农民从春种，到夏管、秋收、冬藏，我们也把这几个“环节”做了下来。最后，农民收获了庄稼，我们收获了故事。

乡村赋予农民骨子里的坚毅，所以我觉得农民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拍摄乡村中国这一系列的纪录片也是向中国农民致敬，向这种农民精神致敬。现在我想再加上一句，向我们团队中的这些年轻人致敬，这种坚毅的乡村精神也融进他们的血脉里。

拍摄

每部片都在村里住至少一年

北青报：拍摄过程中，您和摄影团队都会在村子中生活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焦波：我们摄影团队的成员中有很多年轻人，但我们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任何学历或拍摄技巧都无法代替的。我们的每一部纪录片都需要团队在村子中居住长达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要去了解、去经历，然后才能记录下这片土地的真实。

尤其我们拍摄的是村子脱贫攻坚的历程，这种村子里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在云南拍摄《老窝》的时候，我们住在老窝村里。那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老窝村属于高寒高海拔的少数民族村落，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不适应，我们经常煮方便面吃。如果没有这种情感基础，是很难锲而不舍地守在这样的一方土地上去耕耘故事、收获故事。

北青报：纪录片里的农民，对摄像机没有任何紧张或者畏惧。怎样才能让村民展现其最真实的一面？

焦波：对待拍摄对象，我们不仰视也不俯视，始终是平视他们的？为什么农民在镜头前也可以那么自然、为什么愿意告诉我们他们内心真正的感受？是因为他们能感受到和我们是相通的。我们永远没有高高在上的态度或语言，有些地方即便语言不通，但当我们坐在傈僳族大娘身边，握着她的手向她问候的时候，这些行为依旧是平等的，有温度的。

我们去村民家中拍摄的时候，都是把自己当成要去串门的亲戚朋友，而非冷冰冰的摄影师。我们会买些水果、买点礼品提过去，和村民一起吃饭、聊些家长里短。赶上家里有喜事，孩子满月、新人结婚，我们也都会去庆贺。所以对于村民来说，我们不像是在工作，而像是他们的邻居，像是在外上学的人回来了。我们与拍摄对象是没有“距离感”的。

选角

有故事有精神 有表达的力量

北青报：什么类型的村民才能成为您纪录片的主人公呢？

焦波：首先他要有故事，也要有那种精神——骨子里边有想要做好一些事情、干成一件事情的精神，这是我们想记录下来的。比如《进城记》的主人公覃猛，我们在社区里寻找这部片子的主要记录人物的时候，他的那种积极和阳光吸引了我。

其次他要有力量，表达的力量。最经典的就是《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杜深忠夫妇。他们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农民形象，但杜深忠会在土地上练毛笔字，攒钱买琵琶，喜欢那些对农民来说“不必要”的文学，他和他妻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对话也都让人耳目一新，觉得非常有哲理。

很多不了解乡村的人可能会认为农民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觉得他们“没有文化”甚至是“愚昧”的。但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小看农民，中国的农民拥有的一些土地和生活赋予他们的独有的智慧，是很多知识分子都难以企及的。

北青报：这些纪录片中的主人公有代表性吗？

焦波：这些主人公在中国的乡村中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绝非个例。比如《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杜深忠，几乎每个村庄都会有这种明白人和文化人，村子里大家有什么事都会去请教他。还有纪录片中的村支书张自恩，村民打架他要多次去两户人家走访调解；建设文化广场砍了几棵树，他要去安抚村民；有了矛盾和冲突他要去做思想工作。张自恩就像是一个陀螺一样永远停不下来。他所经历的这些酸甜苦辣几乎是每一个村支书都会经历的。这种代表性让大家在看完这些乡村纪录片之后都会感慨：“这也是我的乡愁啊。”

成就

纪录片上映后 村里苹果更好卖了

北青报：拍了这么多乡村纪录片，有没有给主人公的生活带来变化？

焦波：这个肯定是有的。比如《乡村里的中国》拍摄地杓峪村，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出售苹果。纪录片上映后村子里的苹果更好卖了。还有《乡村里的中国》中的老杜，片子上映后，有展览会请他去写字，很多人愿意买他的作品，他的字得到了认可，家里也盖上了他一直梦想的“阳光小屋”。

《进城记》的主人公覃猛，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告诉我：虽然出身无法改变，但人去努力追求，就能改变命运。在我们拍摄《进城记》的时候，他也开始用手机记录他自己的生活，拍摄的素材甚至放到了纪录片的正片中，那种鲜活的记录视角是我们都很难达到的。有了这个经历之后，他也开始跟我们学习拍摄，最后加入了一家影视公司，成了一名摄影师。

未来

不怕被指作秀 会继续拍摄下去

北青报：长时间就中国乡村这一个主题进行拍摄，有没有担心过外界可能会对您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焦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物，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我用30年拍《俺爹俺娘》，作品出来后有人指责我把自己家里这些事都公开出来。后来我收养了6个汶川地震的孤儿，花了10年的时间去记录他们，也有人说我就是在作秀。但我爹娘最后的30年我年年都会回家和他们在一起；我收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有的考上了上海交大，有的考上了四川传媒学院，也有的跟我一起做摄影，现在也成了很优秀的摄影师。现在我开始拍乡村，也已经8年多了。我热爱这些人，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想继续记录下去。

北青报：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仍然会选择走出村子、离开乡村，如果邀请您与这些年轻人对话，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焦波：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我那个年代，大家觉得“走出乡村”意味着脱贫，离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离开”不等于“嫌弃”，而是指到一个机会更多、更广阔的地方去学习去奋斗，报效家乡，报效祖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离开乡村时的追求，也希望这些农村出来的学子都有这种想法。

文/实习生 王润祺 本报记者 张恩杰

统筹/刘江华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