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大饥荒悲剧是谁造成的？毫无疑问，老百姓自己是有责任的

　　对于饥饿的书写，在现当代文坛中，不乏名家高手，但张浩文的《绝秦书》却仍能展现出其独特价值，就在于他能把饥饿放入宏大的历史语境中来思考。正如单正平曾对张浩文的饥饿书写作过一段评论：“高尔泰的饥饿书写是诗意的控诉，莫言的饥饿书写是喜剧性的荒诞，杨显惠则力图客观冷静。张浩文呢？他是把饥饿死亡当作宏大史诗来写的。饿死的各种类型，人相食的各种形式，各种动因及其后果，都被他囊括殆尽。”

　　在《绝秦书》中，饥饿充当了历史前行的源动力，像决堤的洪水，喷发的火山，无情地摧毁了一切。也摧毁了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当一切有形的无形的毁于一旦时，历史的选择也就失去了从容地规划和预设。

　　饥饿的生存体验塑造着作家的乡土情感也影响着他对于饥饿背后的社会历史的考察。对于如此惨重的灾难，读者不禁会问，民国十八年的大悲剧是谁造成的？毫无疑问，首先应是老百姓自己一手造成的。

　　在当局政府利益的驱动下他们放弃了自己作为农民的本分，忘记了粮食对于他们生存的重要性，在政策的利诱下不管不顾地种起了祸国殃民的作物。自古以来粮食本就是农业社会中十分脆弱的链条，一旦中断，就会对农村以及整个社会都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因此当民国十八年的旱情出现之后，这些弃粮的农民不得不为他们的逐利行为首当其冲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作者对此也表达了他对老百姓这种愚昧行为的批判，但更为可贵的是，他看到了这场悲剧的发生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全面崩溃与混乱有着极大关系。

　　所以作者用了小说一半的篇幅来介绍灾难发生的背景，力图给我们呈现当时社会的全貌，当时的中国处于极度的混乱时期，虽然民国推翻了大清，但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大地仍然处于政治的无序与混乱，军阀割据与相互争霸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怂恿、利诱农民种大烟就是西北军阀及其当地政府为了争权夺利的需要，在灾难发生到蔓延再到越演越烈之际，当局政府都始终对农民不管不顾，反而变本加厉地强征粮食。面对周克文的质问，当地县长的回答是：“这事我不管，也管不了，咱只管催粮。”这样的回答，已经不是“出离愤怒”所能概括的了。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用鲁迅的这句话来概括最为再恰当不过。小说用大量篇幅揭示出社会政治经济的严重痼疾对于饥荒愈演愈烈的深刻影响。

　　陕西当局威逼利诱农民种植害人作物导致了大批良田荒废，使得在旱灾来临之际粮食出现严重匮乏，当饥荒发生的时候，陕西当局不但弃民于不顾，反而变本加厉的盘剥，冯玉祥同蒋介石中原争霸，为了筹措军饷，居然在大灾之年要预征五年的赋税，本该放赈的义仓的粮食被用来充当军饷。

　　可以说，这场旷日持久的大饥荒是烟祸横行、苛捐杂税军阀混战造成的。小说对这场灾难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其实质是在进行社会批判，揭示中国社会灾难的人为因素。天灾不易躲，人祸更难逃，双重压迫下的乡土人民就像是涸辙的小鱼，苟延残喘，半死不生。

　　其次，在近代中国，饥饿可以说事关重大，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象征着传统文化的周克文，饥荒一度将他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但同时也将之毁灭。

　　因为不能接受西方基督教的赈灾，他自觉担起保卫儒家道统的历史责任，但儒家文化终究抵不住饥饿所隐含的洪大力量，小说最后写到“他们被踩扁了，踏碎了，撕烂了。粥棚淹没了，圣人牌位踢翻了，绛帐镇挤破了，周家寨踏平了，这里的男女老少瞬息间被卷入漩涡中，他们呼喊着，哭泣着，挣扎着，被浩浩荡荡的洪流裹挟而去……”，周克文也因此毁灭于饥饿的无穷力量之中，小说末尾的情景表征了在灾难面前，个人的道德良知，甚至儒家阶层的力量都已无力回天。

　　与此同时，饥饿也同样击碎了以周立功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实业救国的梦想。小说最后他力图借助实业来救国。但苦于没有资金支持，现实中更得不到消费市场，政局混乱，百姓流离失所，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秦岭大地，根本无力发展实体经济，周立功的一腔热血最终也只能止于空想，死于萌芽。

　　周立功的失败当然与他本身的性格特点，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却是饥荒的无休止蔓延，使他的所有计划毁于一旦，甚至个人也走向灭亡。

　　小说结尾，周立德骑着战马奔向村口，但眼前除了村口的大槐树其他都已不复存在，虽记忆尤在，却物非人非，饥饿的洪流吞噬了过往的所有。大槐树下，一封递上的军电报，一身戎装的年轻人即预示了未来的可能性，暗示了现代性进程的历史走向。

　　真实的大饥荒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感受到，唯有在作家的笔下，清晰地展示出了当时的画面。《绝秦书》带你一起去见证那个时代的最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