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的子女们：四个女儿个个成才，儿子分别17年，谅解了母亲

提起董竹君，脑海里总挥之不去一个旧照片模样的场景：一个绾着发髻，身着旧式旗袍的削瘦女人，牵领着四个少不更事的女儿坚定地朝前走的背影。

她们朝向的是混沌与未知，被她们撇在身后的是一幢散发腐朽气味的深宅大院。

1929年，四川都督夏之时的夫人，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女儿离家出走的消息不胫而走，四川各大报纸竞相报道，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八年后，上海《大公报》中，一篇关于青年钢琴家夏国琼即将登兰心大剧院演出的特写报道里，着重笔墨写了她的母亲董竹君的事迹。

彼时的夏之时夫人，此时的夏国琼母亲。这位“出走的娜拉”被社会各界关注，人们感佩她的勇气、猜测她的命运起伏。而这一切，都要从她迈出离婚那一步开始谈起。

图 | 离开四川的最后一张全家合照

带女儿离川

15岁便生了第一个女儿的董竹君，已经历了童年贫困、青楼卖唱、逃出火坑、私定终身、赴日学习等一系列的人生起伏。

为了追随在国内参加革命的丈夫，董竹君于1917年带着大女儿夏国琼踏上了回国的轮渡。然而迎接她的却是一个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家庭。

常言虎毒不食子，可是被封建思想荼毒的人们，为了满足畸形的性别偏见，竟做出诸多罔顾人性的劣行。

董竹君的婆婆年轻时为了能生男孩儿，亲手溺死了刚出生不久的二女儿，接下来得两子后，婆婆认为此方法有用，便命令生了女儿的三、四房儿媳妇把女儿冻死，幸而儿媳妇极力挽留，否则不知夏家多少个女孩儿的生命将夭折于这愚昧的思想之下。

自年幼就被卖进烟花之地卖唱求生，又在这样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连生了四个女儿的董竹君，看尽了世间对女性的偏见以及不尊重。

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积极参与革命的丈夫夏之时，虽然接受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新思想洗礼，却依旧残留着重男轻女的顽固思想。

丈夫虽不反对女儿求学，但是囿于封建礼教不让女儿去学堂。他答应聘请家庭教师，让女儿们在家中学习，董竹君就在家里精心布置了一间小小读书室，给女儿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

如果在女儿求学上，夏之时还算开明的话，那么在父爱这方面，他只能算是吝啬了，给到女儿的父爱寥寥无几。

到达成都第二年，幼小的国琼得了能要命的痧疹，董竹君特意做了一个消毒间，没日没夜地看守照顾女儿四十天，直至康复。

可是换来的却是夏之时的不体谅，他埋怨她因为一个女儿出疹症，就将家中的事情都搁置不管……

图 | 董竹君和幼小的夏国琼

后来，小女儿国璋腰椎积了脓水，三女儿国瑛从楼上摔倒昏迷……夏之时从未过问，董竹君只好顶着夫家人揶揄与不解的压力，尽心尽力地照顾女儿，没有丝毫懈怠。

虽未出怨言，但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她不敢想象，如果她不在女儿身边，这些女孩子将要经历怎样的人生？

也许在十七八岁时，由家人包办，寻了所谓的好人家嫁了，然后在夫家过着寄生的生活，生孩子、伺候丈夫与公婆，说不定还要容忍丈夫纳小，同别的女人分享同一个男人，继续被封建思想裹挟着，压制着……她不敢想。

所以，当她的婚姻不得不迈出离婚那一步时，她选择净身出户，唯一十分坚定的要求是：带走四个女儿！

其实，那时她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夏大明在四川老家，因封建习俗被过继给了三弟夏畴五。

董竹君原计划的是如果真到了离婚这一步，一定是回四川老家正式办理，届时再把小儿子带出来。可是，来到上海后，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打乱了董竹君的预想。

图 | 董竹君与夏之时的结婚照

有一次，夏之时因国琼在洗漱时与寄宿在家中的男同学打闹，而认为她不守礼法，有辱门风，打骂之余竟递了自缢的工具给国琼，让她自我了断！

幸而被董竹君发现，从他手下救出国琼，大女儿才得以保全性命，才有了后来在国际音乐舞台上散发光芒的钢琴家夏国琼。

紧接着夏之时又私扣董竹君与好友的信件，妄图干涉她的外部社交，这件事引发夫妻二人激烈的争执，离婚一触即发。

由于事情发生的突然，董竹君不得不让夏大明暂留四川，只带走了四个女儿。其实，董竹君内心也知道，于夏家来说，她想带走女儿容易，想带走儿子一定很难。

除了亲情上的难以割舍，董竹君要带走女儿，原因有二。一是夏家重男轻女，女儿如果没了她的庇护，在夏家难以得到很好的照顾；二是她希望女儿可以接受教育，成为有思想有能力的新女性。

董竹君发愿于此，但那时她还没有十足的把握，甚至只算得上是孤注一掷的决定。前途未卜的她和女儿们，受到诸多的猜测、质疑和冷眼旁观。

在舆论哗然之际，董竹君的决绝，让她和四个女儿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1991年元旦，与世纪同岁的董竹君女士收到一张来自海外的贺卡，贺卡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永远感谢您带我们离川，在沪艰苦奋斗，培养我们成人，不然在那闭塞封建的地方长大，后果不堪设想……”

寄来贺卡的，是董竹君的小女儿夏国璋。贺卡中提及的“带我们离川”，恰是这个混沌时刻。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女人的柔软和坚毅，大抵在儿女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董竹君因“锦江饭店”创始人的身份而声名鹊起，殊不知，支撑她在男权当道的社会里独闯一片天的内在动因，来自于她对孩子们能拥有美好未来的热切期望。

图 | 董竹君与女儿合照

牢握风筝线

离婚后的董竹君，日子不好过是必然了。一个女人，又要闯事业，又要照顾家庭，又要关注孩子们的教育，她怎么能做得到呢？

1930年，深知所处社会丛林法则的董竹君创办了群益纱管厂，她知道只有赚更多的钱，才能让家人生活的更好，才能让女儿接受到好的教育。

那时，有音乐天赋的大女儿国琼如愿考上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成为上海著名的俄国音乐教授查哈罗夫的得意门生。三个小女儿被她安排在学校住宿，只有周末可以见面。她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厂运营管理中，为未来的生活和对女儿暗许的承诺打下物质基础。

图 | 拉大提琴的女孩儿是夏国琼

随着群益纱管厂的规模扩大，她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上海“一二八”事件中，群益纱管厂却被日军炮弹击中，一夕之间，赖以生存的事业化为乌有。

祸不单行，董竹君因参与革命宣传活动而遭牢狱之灾。几经辗转侥幸出狱的董竹君，为了全力解决眼前的困难，将三个小女儿安排到苏州景海女子中学附属小学寄读。

这个小学是一家教会学校，虽然教学环境好，但毕竟是西式教育，董竹君担心女儿们受到西方糟粕思想的不良引导。于是，她化身为放风筝的人，抓住一切机会引导她们，告诉她们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

虽然不能时常在女儿身边照顾和监管，但是她从不松懈地利用各种方式，例如写信、寄进步书籍、带她们听进步讲座、看进步电影等，对她们进行思想引导。

有一次，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去听鲁迅的演讲，鲁迅还调侃地问道：“这样小的孩子也能听得懂么？”

董竹君在子女教育上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深知环境对孩子的教育意义。或许尚幼的女儿们还无法完全理解鲁迅先生所讲的深奥道理，但在她们的身心深处已经种下了榜样和学习的种子。这一点，倒颇有“孟母三迁”的意蕴。

随着董竹君锦江川菜馆生意越来越红火，她手里的风筝线得以放得更长。1946年，大女儿国琼、二女儿国琇、三女儿国瑛分别赴美学习音乐和电影技术，1947年，小女儿国璋也赴美学习西洋文学和图书馆学。

图 | 女儿夏国瑛与夏国璋

很多人欣慰于董竹君终于带着女儿活出了新女性的风采，但也不禁要问：她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她怎么不管不顾？

其实，如果说子女是董竹君手中的风筝，那么自董竹君与夏之时离婚时，她手中夏大明这根风筝线其实是断了的。

她曾托四川的朋友在回乡时代为看望大明，朋友给董竹君的回信里说，大明在听到是否想妈妈和姐姐时，他生气地回答：“她们都把我忘记了！”董竹君闻此事伤心落泪。

好在四川家中有熟悉董竹君为人的勤务兵经常和夏大明讲述母亲董竹君的故事，夏大明才转变了态度，知道母亲是个好人。

他们母子分别长达十七年，夏大明这根线才又重新回到董竹君手中。

1944年，正读高中二年级的夏大明，耳闻目睹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无耻的侵略行径，血脉里的革命热情在国家危急时刻喷涌，他毅然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投身抗日战争。

但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所在的军队即将赴东北投入内战。夏大明托战友给董竹君带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家，不想参加内战的心情。

于是，董竹君利用杨虎的关系，给夏大明的上司写了请假信，又派三女国瑛乘飞机往返，将夏大明接回上海。1946年，母子终于团聚。

之后，在姐姐们纷纷去海外学习的时候，夏大明参与到了国内革命当中，配合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积极宣传和组织革命活动，并于1951年入党。

董竹君和五个孩子唯一的一张团员照，拍摄于夏大明刚到上海，女儿出国前夕。照片中董竹君被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簇拥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短暂收线的风筝，又即将奔向各自的远方，这张充盈笑意的团圆照陪伴董竹君直到晚年，以慰藉其对孩子们的牵挂与思念。

图 | 董竹君与一子四女合影

彼此的依靠

1937年，年仅21岁的夏国琼登上了国内众多演艺人员向往的舞台：兰心大剧院。她的钢琴独奏引爆现场的气氛，“安可”声络绎不绝。

台下的董竹君，此刻早已摆脱四川都督夫人的身份，以锦江川菜馆老板和夏国琼母亲的身份坐在台下，与女儿共享高光时刻。

在台上享受万众瞩目的夏国琼，面容姣好，气质不凡，神似母亲。而董竹君在这巨大的掌声和“安可”声中，除了自豪和感动，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打开。

她记得国琼幼时，凌晨三四点钟便爬起来刻苦练琴的场景；也想到在家中困苦时刻，热爱音乐的国琼含泪典当心爱乐器时的痛苦。

她记得“九一八”时，与国琼一起走上街头和群众抗议日本侵略时，女儿脸上澎湃着的激情；也想到自己因家中被发现有“宣传品”而被捕入狱，国琼探监时的满眼泪水和无助。

她记得带三个小女儿赴杭州避难时，在火车站送别的国琼急哑了喉咙，也想到尚处花季的国琼因家变而不得已给别人当钢琴家教，过早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想到此，董竹君早已泪眼婆娑。

图 | 董竹君与女儿国瑛

自从双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董竹君的世界里，最亲的只有眼前的女儿和遥念的儿子了。艰难的生活里，董竹君是孩子们的依靠，而孩子们的体谅和懂事也给了董竹君极大的信念，支撑着她一步一步走下去。

兰心大剧院演出成功后，夏国琼应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参加其组织的南洋侨胞慰问团去菲律宾演出募捐。谁知到了菲律宾后，因国琼直言劝谏，被慰问团的团长污蔑为汉奸，处境艰难。

听到这个消息的董竹君内心极为惦念，恰逢锦江被日本人盯上了，她要出去避避风头，便选择去菲律宾看望国琼。

到了菲律宾后，她先是帮国琼重新租了住处，又细心地为她打点生活。国琼的状态逐渐恢复，并在一次演出上获得了广泛好评，彻底为在菲律宾的华侨争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二女儿国琇因要考菲律宾大学音乐院声乐系，于1941年前来菲律宾，与母亲和姐姐同住。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战争时代，谁能为第二天的平静做担保呢？

果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军占领南洋，菲律宾也被卷入战争。在无尽的轰炸中，母女三人共同躲过了炸弹，并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而不断地逃亡和避难。

战争导致她们无法回国，只能寻了被弃的房子，组建了临时“家”，母女相互支持着过活，艰难地度过了这一场长达四年的无妄之灾。

回国后的董竹君，将女儿们陆续送出国学习深造。她一个人留在上海，继续管理锦江两店并积极配合地下革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将自己苦心经营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交给了国家，两店合并迁址后更名为“锦江饭店”。

此时，国内形势相对平稳，远在美国的国瑛和国璋，在中美未建交情况下，纷纷逃回祖国。大女儿国琼也几经辗转，最后在国家领导的帮助下，顺利回到上海。只有国琇因家庭原因，留在美国。

回国后的夏国琼在上海音乐学院当钢琴教授；夏国瑛在国家文化部和政治部的领导下建成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小女儿国璋则先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翻译、在北京大学任教。

后来，国内运动此起彼伏，国瑛和大明儿也受到运动影响，被审查和劳改。国琼和国璋则因婚姻问题在运动开始前便去了美国，免遭一劫。

在浩劫中，经历了多年牢狱之灾的董竹君，时常梦见她的孩子们，醒来，却只能守着狱中冰冷的床铺发呆流泪……

图 | 董竹君与儿子、儿媳合影

所幸，董竹君在古稀之年守得云开见月明，1972年被释放，1979年被正式平反。1981年，耄耋老人董竹君赴美国看望她的女儿和孙辈，三代同堂，一家人其乐融融。她还即兴作诗，尽显乐观豁达的胸怀：

亲人欢聚

远涉重洋逾八十，儿孙笑声充满室。

去时春风归是菊，天伦乐聚几何时？

1990年，九十岁高龄的董竹君开始撰写个人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在书的后记中，她在第一条即补充写道：“因为我的一生与子女血肉相连、患难与共，故在回忆录里叙述了有关子女们的一些经历事迹。为了教育后代‘教育点滴’一节写得多些。”

当人们用“大女主”的角度去看待董竹君的传奇一生时，在她的内心深处，最享受的或许不是事业上的乘风破浪，而是和儿女间的平凡烟火。

图 | 董竹君与儿孙辈

文 | 艾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