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尼破镜重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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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与印尼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曲折复杂历程。1950年至1965年苏加诺总统执政时期，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有团结有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尽管印尼排华问题始终未获根本解决，但印尼一度成为与我国关系最密切的民族主义国家之一。1965年10月，印尼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并掀起反华排华浪潮，致使中印尼关系急剧恶化。不久，我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外交工作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双方在处理两国关系问题上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过激行动。1967年10月，终于导致两国外交关系中断。此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松动，直接贸易逐步恢复。1989年2月，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90年8月，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重新揭开两国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友好合作 不断发展

印尼原属荷兰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在印尼的总领事馆和6个领事馆是通过同其宗主国荷兰的外交关系设立的。1945年印尼独立后未予承认。因此，中国与印尼建交时不存在印尼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问题，无需通过谈判，而是由两国总理兼外长函电往来实现建交的。新中国成立不久，1949年12月27日，荷兰移交政权，印尼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1950年1月11日，印尼总理兼外长哈达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通知印尼联邦共和国成立。同年3月28日，周恩来复函，宣布我国承认印尼联邦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4月13日，印尼总理哈达复电，接受我国承认，并建议两国互派使节。5月31日，周恩来复电，同意两国互派大使，并通知我国任命王任叔为首任驻印尼大使。至此，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

印尼同我国建交后，由于在华侨和共产党问题上心存疑虑，对华关系一直摇摆不定。建交初期，印尼奉行亲美反共的外交政策，建交半年后才派临时代办赴华，两国关系相对冷淡。但随着印尼和东南亚形势的发展，两国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的合作不断加强。1953年3月，印尼派出曾任内阁宣传部长的莫诺努图为首任驻华大使。同年11月，两国在北京签订了贸易协定，印尼开始秘密向我国出口被列为“禁运”战略物资的橡胶。1955年4月，周恩来应邀率团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亦称万隆会议)，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会后，周恩来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同印尼领导人举行会谈，并以外长身份同印尼外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访问结束后，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提到双方“对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的基础上作为良好的邻邦和平相处表示满意”，并“希望在互相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两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助合作”。周恩来访问印尼后不到一个月，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于5月对我国进行回访。1956年9月，苏加诺总统应邀首次访问中国，他在讲话中公开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尼共同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建立新的世界和争取世界和平而并肩前进”。

1958年，印尼发生地方武装叛乱，叛乱者夺取苏门答腊中部和苏拉威西北部等地方政权，甚至另立“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并得到荷兰、美国的支持，导致政局动荡并威胁到以苏加诺总统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对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企图通过扶植和支持印尼叛乱，颠覆印尼合法政府的行径。中国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向印尼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帮助其克服由于国内外斗争造成的困难。1962年9月，印尼在雅加达主办第四届亚运会，由于台湾参加问题同国际奥委会发生矛盾，受到奥委会的无理制裁。1963年2月，印尼退出国际奥委会。为了同国际奥委会抗衡，印尼倡导并于1963年11月在雅加达主办“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给予大力支援并派出庞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

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因对抗马来西亚，同英、美矛盾加剧。随着对抗马来西亚形势的发展，印尼反帝的调子越来越高，军事对抗的气氛越来越浓，各方面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对我国的要求日益增加，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1964年3月，苏加诺号召印尼人民参加志愿军，加强印尼人民的防御力量和反对马来西亚斗争，进而发展到派遣武装人员进入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等地。印尼共产党积极支持和配合苏加诺这一决策，并提出组建武装民兵作为第五军种编入武装部队建制的建议。美国为了支持马来西亚，迅即将其第七舰队驶入印度洋游弋，对印尼进行军事恫吓，接着宣布停止对印尼的经济援助。印尼同美国的关系顿时趋于紧张。1965年1月，马来西亚被选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激起印尼的强烈反应。苏加诺宣布印尼退出联合国，提出另立新的联合国的倡议。

为了协调和推动亚非各国团结反帝事业，支持印尼的反帝斗争，1965年4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印尼，参加亚非会议10周年庆祝活动。同年5月，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应邀参加印尼共产党成立45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又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应印尼国会的邀请率领人大代表团对印尼进行友好访问。同年8月，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访问印尼，参加印尼国庆。与此同时，印尼的各类访华团组亦日益频繁。仅1965年国庆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就有28个共500多人，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在当时我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少见。但谁也没想到这繁华背后，竟暗藏着外交危机。

两国关系 骤然恶化

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国内外斗争尖锐复杂。苏加诺宣布实施“有领导民主”，实行总统内阁制，亲自主持政府工作，并提出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印尼文简称“纳沙贡”)合作的主张，对印尼共采取又联合又限制的方针。印尼共同苏加诺的统战关系日益密切，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中印尼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协调行动，在国际上一时被渲染为“北京一雅加达轴心”。

苏加诺的联共、联华政策，使其同印尼共和中国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发展，但与印尼极端反共的军人集团和右翼势力的矛盾则日趋尖锐。1965年8月，苏加诺患病，印尼左、右势力都以为苏加诺不久于人世，积极做应变准备。右派势力加紧了篡夺政权、消灭左派的策划，一场反共、反苏加诺的事变在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内部暗暗地酝酿着。以印尼共为代表的左派势力，不甘坐以待毙，遂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1965年9月30日午夜，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查克拉比拉瓦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亲苏加诺军官，在印尼共的支持与配合下，以陆军中有个“将领委员会”在首都大量集结兵力、阴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军事政变为由，在雅加达逮捕和处死了包括陆军司令亚尼在内的6名陆军将领和一名军官。苏加诺的政敌、国防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是逮捕名单的头名，则侥幸逃脱，其幼女被误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世人皆知的印尼“九·三○事件”。

这一事件触发了以纳苏蒂安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他们不仅要推翻苏加诺，而且要铲除支持苏加诺的印尼共产党。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军事政变，中国事前一无所知，感到十分震惊，对印尼局势突变未立即表态。此时，军人集团一方面逼压苏加诺总统逐步让权，一方面不断通过媒体诬蔑中国支持“九·三○事件”、干涉印尼内政，煽动反华情绪，另一方面，印尼军方还利用“挂旗问题”大做文章。10月5日，纳苏蒂安下令全国和驻印尼的外交使团降半旗一周，为被杀将领致哀。中国使领馆对此予以坚决拒绝。印尼军人集团借题发挥，横加指责，说中国使领馆的做法“伤害了印尼的民族感情”。10月16日，4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他们用枪威逼中国外交人员，逐一搜身盘问，并用刺刀撬开办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物。

随着印尼右派对中央政权的进一步控制和对印尼共镇压的得手，其反华活动愈演愈烈，各种诽谤、诬蔑、辱骂中国的言论连篇累牍。从11月2日起又连续发生了数千人袭击我国驻棉兰、望加锡、马辰等地领事馆和驻雅加达总领馆事件。1966年4月15日，千余人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蜂拥冲进院内，疯狂破坏使馆的办公室、大厅和宿舍，捣毁了门窗、家具和客厅的全部陈列物品，劫走汽车3辆，砸坏7辆。他们把掠去的所有文件档案和书籍付之一炬，并将贵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车公开劫走。当中方人员严词斥责时，他们竟悍然开枪重伤使馆护旗赵小寿。另外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也被殴打致伤。这次事件是印尼军人集团控制政权后对中国大使馆第一次最大规模、最野蛮的袭击。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和封锁中国大使馆，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紧接着，印尼国会又通过决议，表示印尼政府可“根据情况发展，就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采取坚决措施，必要时断绝外交关系”。

1967年3月，苏加诺被解除“终身总统”头衔，苏哈托出任代理总统后，印尼反共反华浪潮更加凶猛。8月5日，由大批军人带领并开枪助威，上千丧失理性的不法之徒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砸毁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室内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当天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激愤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部分群众不听劝阻，于当晚再次强行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8月24日，印尼外交部照会中国大使馆，以无法进行正常活动为由，决定将其驻华使馆全部人员撤离中国。10月1日凌晨，印尼军人集团再次出动大批武装军警，伙同千余人，疯狂袭击和捣毁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大使馆全体20人均被打伤，临时代办等数人中弹重伤。接着，又烧砸了中国使馆的房屋、全部设备、汽车和其他公私物品，烧毁了中国国旗和毛泽东画像，抢走了发报机、文件档案和大量财物。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非法对中国使馆人员搜身。这是军人集团上台后对中国驻印尼外交代表机构的第43次武装袭击，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最罕见的暴行。

10月23日，印尼外交部分别照会中国驻印尼使馆和外交部，宣布印尼政府决定关闭印尼驻华使馆，要求中国保证其使馆人员安全撤离中国。同时，要求中国自1967年10月30日起，关闭驻印尼大使馆、驻雅加达总领事馆以及驻棉兰、马辰和望加锡领事馆，上述机构的全体中国人员在最短时间内离开印尼。10月27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的中断，责任完全在印尼方面，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印尼现政府承担。10月28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使馆，除告知罗马尼亚驻印尼大使馆将全面代管中国和中国公民在印尼的合法权益外，同时提出，中国民航专机于10月31日前往雅加达，接回使领馆全部人员。为使印尼驻华使馆全体人员尽快离开中国，中国政府愿意为他们提供搭乘上述中国民航专机返回印尼的便利。1967年10月31日，我国同印尼的关系中断。

捐弃前嫌 重归于好

两国关系中断后，20世纪70年代初，印尼曾通过罗马尼亚等国向中方转达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复交问题始终进展缓慢。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的对外开放，两国之间的关系渐有松动。1977年9月，印尼外长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见黄华外长时表示，印尼要在复交前同中国加强贸易和其他方面的接触。1978年4月，印尼工商会主席率团参加广交会时曾同中国贸促会就逐步恢复两国直接贸易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1985年4月，吴学谦外长应印尼外长穆赫塔尔的邀请去印尼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并同印尼外长就两国关系和柬埔寨问题举行会谈，但印尼外长在会谈中仍纠缠“九·三○事件”。吴学谦外长对此进行了澄清，明确指出“中国对恢复与印尼的外交关系持积极态度。中国与各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我们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这就是万隆精神”。1985年7月，中国贸促会主任王耀庭同印尼工商会主席苏坎达尼在新加坡举行谈判并签署《关于两国直接贸易谅解备录》。此后，双方官员在国际场合的接触日渐增多。1988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泰国时宣布我国处理同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四项原则，着重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并多次表明中国对恢复同印尼关系的态度。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作为东南亚一个大国，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考虑改变对华政策。1989年1月2日，印尼外长阿拉塔斯通过印尼驻联合国代表萨特雷纳斯纳大使转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大使，印尼将全力促进中印尼复交进程，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已经恢复，并表示欲与钱其琛外长尽早会晤。2月7日，李鹿野大使告萨特雷纳斯纳大使：中方赞赏印尼为推动两国复交进程所做的努力，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早恢复中印尼外交关系。钱其琛外长也希望尽早与阿拉塔斯外长会晤。钱其琛将作为特使于2月23日至25 日赴日本参加天皇裕仁的葬礼，如阿拉塔斯外长也去参加，将是会晤的好机会。如方便，钱其琛外长也愿意拜会苏哈托总统，并欢迎阿拉塔斯外长在方便的时候访华。据萨特雷纳斯纳所知，印尼只有国务部长穆尔迪奥诺陪同苏哈托总统参加天皇葬礼，阿拉塔斯外长不在随行人员之列。

2月23日，钱其琛在东京分别会见了印尼国务部长穆尔迪奥诺和苏哈托总统，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三点意见：(一) 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关系正常化；(二) 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三) 双方决定，通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谈，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

10月4日，钱其琛与阿拉塔斯在联合国会晤，商定由各自外交部司级官员率领7到8人的代表团，于11月或12月在雅加达会晤，讨论两国复交的技术性问题。如有必要，可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晤，达成协议并经政府批准后，再考虑由何级别官员签署复交公报。经过近20年接触和交往的漫长历程，两国关系正常化最终步入了实质性阶段。

经双方商定，有关中印尼复交技术性谈判定于1989年12月4日至9日在雅加达举行。双方就事先商定的议题进行了商谈和审议，其中包括双方互为对方在本国首都开设大使馆提供方便问题；双方大使馆的人数和规模问题；两国间过去遗留的债务问题；旅居印尼的华侨及双重国籍问题；中国在印尼的房地产问题等。真诚的愿望是谈判成功的基础。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都相同或接近。原计划一周的议程，只用3天就完成了。阿拉塔斯会见中国代表团时，对双方谈判的效率和成果表示赞赏，他还幽默地说：“你们也得留点事情给我们两位外长做吧!”12月9日，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指出，双方是在“建设性的和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会谈的，并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

1990年7月1日，阿拉塔斯应邀抵达北京。当日下午，两国外长就复交问题首先进行了单独会谈。阿拉塔斯说，去年2月东京会晤后，经过几次技术性会谈，有关两国的复交问题都已解决。关于复交时间和方式，苏哈托指示在年内合适的时间完成。鉴于两国50年代已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不是建交，而是重开大使馆，因此方式可简单些，采用互换照会方式。当然形式也可隆重些，以增强其重要性。为此，苏哈托有意邀请李鹏总理访问印尼，二者可同步实现。访问时间可在8月17日印尼独立日之前，也可在今年其他双方方便的时间。阿拉塔斯还说，考虑到外界对他此次访华十分重视，双方应签署一项公报。钱其琛同意以互换照会方式来实现复交。此后，两国外长就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双边关系中其他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7月3日，两国外长签署了复交公报和关于解决印尼所欠中国债务问题的协定。双方商定于8月8日正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李鹏总理届时将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

阿拉塔斯成功访华为两国复交谈判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正如江泽民在会见阿拉塔斯时所说：“笼罩在两国上空长达23年之久的乌云已经过去，晴天已经来临。”

1990年8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应邀正式出访印尼，这是两国断交23年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印尼，受到印尼政府和人民的隆重欢迎。苏哈托与李鹏进行了单独会谈，并为李鹏举行了盛大国宴，两国领导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李鹏表示：“两国应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基础上，改善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恢复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两国关系结束了过去，走向未来，开始了一个新里程。”苏哈托说：“我们同意以新的精神、新的步伐和新的目标，跨入我们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关系的新阶段。”8月8日，钱其琛和阿拉塔斯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的谅解备忘录》。然后，李鹏和苏哈托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两国关系的前景正像一首中国民间诗歌所说的那样，春梅已著一枝，繁花盛开的时节已经不远了。中印尼两国友好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