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诸葛亮南征时期云贵高原的地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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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历史篇> [第84回]

　　作者：温骏轩

　　长篇连载，每周更新

　　第84回 征南中（上）

　　诸葛亮对刘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刘备三顾茅庐后打的那些仗，从博望坡到赤壁之战到谋蜀之战、汉中之战、夷陵之战，其实都是他亲自领军打的，诸葛亮之于刘备来说，更多是个战略设计师及后勤部长，类似汉初三杰中张良+萧何的定位。这倒不是说诸葛亮没有军事才能，纯粹是因为刘备纵横沙场数十载，临阵之事并不需要诸葛亮来教他怎么做。刘备一死，对诸葛亮来说是不幸也是幸事。不管他本心愿不愿意，都得挺身而出再为自己加个韩信的人设。

　　每当政权交接，内部总归会经历混乱，孙权接班时有，曹丕接班时有，阿斗的能力比这两位要差得多，蜀汉更没理由就此平稳过渡。混乱的苗头在刘备病重白帝城时就已出现。率先发难的是汉嘉太守黄元。汉嘉郡是刘备称帝以后新设的郡，前身为蜀郡属国（西汉曾经设过），地理上对应的是成都平原南部附属山地，行政上大体对应现在的四川省雅安地区，郡治为汉嘉县，与现在的雅安市相距约30余公里（四川省芦山县东北）。

　　汉嘉郡的北部流淌的是青衣江，南部流淌的是大渡河，前者因更靠近四川盆地而地缘地位更高，汉嘉县原来的名称也是青衣县。青衣江流淌到著名的乐山大佛所在的四川省乐山县，便可与大渡河合流，共同注入从成都平原南流而出的岷江。乐山大佛的功用便是在岷江西岸俯视保佑着这个三江汇聚之地。不过要是要是走水路由成都平原去往汉嘉，会绕了一个很大圈子，二者之间可经由蜀郡最南端的临邛县（四川省邛峡市）中转，打通更接近直线的陆地通道。这条道路当年是临邛女婿司马相如建议打通的，汉武帝亦因此将政治版图扩张到汉嘉地区。

　　听闻刘备病重黄元非常紧张，他是刘备的忠实拥趸却不太受诸葛亮所待见。其实也不难理解，刘备为了他的人设会很包容一些缺点明显的人，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比如托孤这事，刘备知道自己没有宗亲相助，以阿斗的能力分分钟会被人取代，倒不如以退为进找个既忠诚又有能力的人全盘托付。诸葛亮在刘备称帝之时，已经被任命为蜀汉丞相，托孤的话不会有人比他更合适。临终时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说如果阿斗不才，诸葛亮可取而代之。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身后名还是很重要的。君臣共谱一段周公吐哺的佳话，可比自己当皇帝更有诱惑力。刘备不说这话，以诸葛亮的人品来说也是不会有僭越之心的，这种话一说，更是唯有肝脑涂地方能对得起这份信任。在用人方面，诸葛亮也与刘备不太一样。看书喜欢观“大略”的他，如果觉得一些人长期看忠诚度有问题，会宁愿不用或者慎用，这点从他对刘封的处理就可以看出。

　　黄元在刘备病重后的举动（章武二年十二月），亦验证了诸葛亮的看法。听闻刘备病重，黄元便在汉嘉有了举兵之意，但还只是表现的不听调度。次年三月知道诸葛亮去白帝城后，黄元更是举兵向北，攻陷临邛城。临邛城不仅是蜀郡最南端的县，它的辖区也是广义成都平原的最南端。换句话说，占据临邛城的黄元如果想北取成都的话，后面将是一马平川。

　　正常情况下，黄元已有反意，诸葛亮应该先把他解决了再去白帝城的。问题在于一是托孤事大，耽误不得；二是黄元虽然已经不听他的，但一开始并未明确造反。这就好像企业里一个部门经理对总经理有意见，跟董事长又有交情，在董事长出差后表示我现在对你的指挥有意见，要等董事长回来再说一样；三是诸葛亮在成都留了能让他安心的人。

　　想想也是，丞相以后不是南征就是北伐。既然赶鸭上架要去做韩信，身后若没个萧何怎么行。最先被诸葛亮选定的人是杨洪，犍为人杨洪是刘璋旧部，蜀地本土人才。后为诸葛亮所重视，汉中之战时前线打得辛苦，刘备可以说是发举国之兵为战，一直在向后方要兵要粮。英雄也好，枭雄也罢，能在乱世中C位出道者都有是有些赌性的。不是赌徒的诸葛亮当时有一丝犹豫，便与杨洪商议。杨洪的意思是汉中乃益州门户，没有汉中益州不保，便是把男人都征发至前线，女子来做后勤运输也要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刘备能打赢这场国运之战，诸葛亮的后勤保障居功至伟，杨洪在关键时刻也帮诸葛亮定了心。没有杨洪，诸葛亮自然也会全力支持刘备。这件事更多是证明了杨洪的大局观和决断力。这里得说一下，不要看到刘备、曹操这些三国诸侯们身上有赌性，就觉得他们的做法就是完全正确的。这只是个幸存者偏差，还有更多是输掉身家性命的案例。就个人来说，能不能走到最后还是要看点运气的。

　　杨洪在刘备那原是做李严下属，李严在绵竹率部归降刘备后获得重用，一开始被任命犍为太守。到任之后李严想迁郡治，身为土著的杨洪并不认为南阳人李严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坚决反对，甚至要辞官。李严觉得他是人才，于是把他推荐给了诸葛亮。从这点可以看出，杨洪对于益州的风土人情是相当熟悉，并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诸葛亮把大后方交给他，的确可以放心。

　　由于蜀汉各地的兵力，大都调往夷陵前线和白帝城，包括在汉中警戒曹魏，成都当下的守备十分空虚。官员们都认为黄元很可能会北上围攻成都，就算不围攻也会南下割据南中。只有杨洪认为黄元不会这样做，在他看来黄元性情比较暴虐，没什么人望。不管打成都还是下南中，都不会有什么人支持。黄元真实的想法，是顺江而下去白帝城找刘备。如果刘备没事，就主动负荆请罪（刘备见黄元如此忠于自己断不会为难他）；如果刘备真的不在了，那么黄元就继续顺流而下往投东吴。

　　简单点说，杨洪认定黄元是个投机分子，现在所做的都是为了自保。既然判定黄元会走水路东去，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个合适的关口把它堵住。在三峡堵他肯定太晚了。别急，四川盆地境内还有两个“小三峡”：一个是嘉陵江小三峡，由重庆（江州）溯嘉陵江而上，穿透川东岭谷到达合川（垫江）的这段河谷，被称之为嘉陵江小三峡。刘备和张飞入蜀都是由此进入盆地腹地；而顺岷江南下，出成都平原后还有一个“岷江小三峡”。

　　成都平原的东缘是龙泉山，岷江小三峡指的是岷江穿越龙泉山东南端的这段峡谷。又称“平羌小三峡”。平羌是乐山市在南北朝时代的行政名，由小三峡到乐山的这段岷江因此又名“平羌江”。所谓平羌小三峡，狭义的说指是是以四川省青神县汉阳镇为起点，向南穿透龙泉山的这段12公里长的峡谷。当日赵云入蜀就是溯岷江而上，经平羌小三峡进入成都平原的。

　　临邛位于岷江右岸支流南河之侧，黄元去找刘备，那么他的船一定会由南江进入岷江，然后过小三峡出成都平原。想堵的话，可以派人抢先在小三峡设伏。基于这个预判，杨洪在派遣了陈曶、郑绰两员将领在小三峡等着他。由于乐山当时叫作“南安”，小三峡当时跟现在一样，属于乐山的辖区，这个截击地点在史书中叫作“南安峡口”。

　　杨洪的判断是对的，黄元攻占临邛后既没有北上也没有南下，而是一把火烧了这个卓文君的老家，然而顺江而下，结果被提前准备好的陈曶、郑绰两人给伏击了。虽然侥幸逃生，但没跑出去多远就被属下绑了送入成都请功。一场危机算是有惊无险的化解。然而这仅仅是危机的开始，黄元没往南中跑，不代表南中就是太平的。事实上大部分南中地区在刘备死后都反了，而且并不是如三国演义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边疆部落属性的蛮夷作乱。

　　南中地区地理、地缘结构复杂，的确有大量当时被统称为夷人的部族存在，这个带有贬义的“夷”字一直使用到上世纪中叶，其后才被改为字形复杂，意义却正面的“彝”字。夷人并不是蜀汉要面对的唯一民族问题，虽然中央之国经营四川盆地已经几百年，但盆地四周山地依然存在大量在文化上保持自身特点的部族。

　　用华夷五方模型来套用益州的民族结构，可以用“东巴西羌，南夷北氐”来概括。其中巴人指的是分布于东部山地，其直系后裔为现在主要分布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氐人主要分布于西秦岭山地。武都、阴平两郡是其主势力范围；南下的羌人，主要分布于成都西南山地之中。行政上对应西汉时期的汶山郡，蜀汉时代的汶山、汉嘉两郡。至于夷人的分布区，那就是盆地之南的云贵高原和横断山区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民族实际上都脱胎于原始羌人，只是分化时间不同。这其中氐羌的分化时间最晚，以至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已经有点模糊。这点在岷江上游山地属性的汶山郡，表现最为明显，由于处在黄土高原及河湟谷地的羌人，可以顺岷江而下，已经在西秦岭山地分化独立的氐人部落也可以就近南下。深入南部山地后，又因地缘环境变身为了“夷人”。为此在被汉武帝纳入帝国版图并建制汶山郡后，其民族结构有六夷、七羌、九氐之说。

　　东汉时期汶山郡北部并入蜀郡，南部改称“蜀郡属国”。刘备称帝后，南部的东汉蜀郡郡国，变化为了黄元事件的策划地汉嘉郡，蜀郡属国复名为“汶山郡”，以对应现在汶川县的绵虒县为郡治。一场地震让世人知道，这一区域为最后的羌人保留地。在蜀汉时代，汶山郡亦被视作羌人的地盘，被称之为汶山羌。刘禅继位后的第九年，汶山羌曾乘诸葛亮北代之机叛乱过，旋即被镇压。

　　通过上述解析我们清楚了，不管是在平汉嘉黄元之叛，还是镇压汶山羌，都与南中无关。即便黄元在汉嘉有足够的人望，让当地的羌人部落信服于他，也没有办法把这份人望带到南中去，更何况以他的性格，估计羌人也不会服他。正因为如此，杨洪才会判断黄元是不会南逃的。反过来，蜀汉对黄元和汉嘉的军事行动，同样对汉南中构不成威慑。想要让南中山地的夷人，以及那些移民南中低地日久的汉人豪强心服，蜀汉必须显示出足够的军事能力，这就是“诸葛亮平南中之战”的地缘背景。

　　接下来在解读的是南中的地理和行政结构。复杂的部分在地理篇已经解读了，在这里可以简单的用古今行政区划做一个比较。整个益州南部山地共在蜀汉初期共分为五个郡，包括：越嶲郡、朱提郡、益州郡、永昌郡，以及牂柯郡。诸葛亮平南中之后，将益州郡改名为“建宁郡”，又从建宁、越嶲分割出了部分土地建云南郡，建宁、牂柯分出部分土地置兴古郡。遂有“南中七郡”之说。

　　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对应，越嶲郡主要对应的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其郡治邛都即为现在的凉山州首府西昌（就是那个经常放卫星的地方）；朱提郡对应的是云南省昭通地区，郡治朱提县对应的是现在的昭通市；益州郡的郡治则是对应云南省会昆明的滇池县，原始范围包括云南的昆明、曲靖、玉溪、楚雄、红河五地区；牂柯郡对应的主要是贵州。其后分割出来的云南郡，对应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加上楚雄彝族自治州（前者原属越嶲郡，后者原属益州郡）；兴古郡对应的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同属云南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还有一个永昌郡的地缘结构最为复杂，对应现在隶属云南的：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五地区，以及缅甸北部部分地区。其中德宏为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为傣族自治州。整个古南中地区，除了这些经历两千多年依然存在于行政版图中的地区级民族自治地区以外，更有数量更多的民族自治县、自治乡。在对国家认同度远没有今天高的1000多年前，诸葛亮所面临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蜀汉叠代之时出现动荡的是越嶲郡、益州郡、牂柯郡三郡，也就是说除了最北端的朱提郡，以及最南端的永昌郡以外都叛了。如果以五郡之数来计算，相当于五分之三叛离，如果以七郡之数也计算，相当于七分之五。因为演义的渲染，后人很容易把南中这场动荡视为一场西南边缘少数民族，脱离蜀汉政权的叛乱。鉴于七擒七纵之举，又有暗合民族大团结之意。孟获及南中之战的定性问题变得更加的模糊了。

　　其实最初的举事者当中并没有孟获，三郡之乱各有领导者，包括越嶲郡的高定，益州郡的雍闿，以及牂牁郡的朱褒。而三个人的身份又各有不同，其中高定是越嶲夷王。考虑到凉山地区的民族结构一直到现在都是彝族的核心区，高定当年能够在这片山地中做大丝毫不让人意外。高定也是南中之乱中，唯一的夷人代表，如果凉山地区一定要找个三国时代的蛮王做旅游代言人，尊重史实的话应该是选高定的。可惜因为演义的渲染，高定的名气远不如孟获。问题是，孟获真是所谓的蛮王吗？

　　再来说说雍闿的地缘背景。雍闿的出身在史书上被描述为“益州大姓”。这个益州指的是益州郡。整个南中地区在地理上对应的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可以分为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横断山区也可分为云南高原以北的大凉山区，以及以云南高原以南的南横断山区。整个区域中平原最多的云南高原，几乎都是益州郡的属地。换句话说，如果要解决南中问题，最关键的是要解决益州郡，更简单点说你得拿下昆明和滇池所在的这个坝子。

　　这片土地上分布着数量繁多，但面积都不大的河谷、盆地，被称之为坝子。包含滇池在内的昆明坝子是最核心的一个，亦是中原王朝向西南移民的重心。古代中原王朝向边缘地区迁徙人口，大多是整个家族迁徙。汉家经营西南已经有三百年，在云南高原上形成焦、雍、娄、爨、孟、量、毛、李八个本土化大族。这些大族之间很大程度是利益共同体，包括建立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这些汉地移民当时有个专门的称谓——南人，以区别于夷人。如果说越嶲郡是夷人在举事，那么益州郡是南人在造反了。

　　在牂牁郡的谋反的朱褒则是地方官（有太守和郡丞两种说法）。牂牁郡对应的是贵州高原，坝子的体量与云南高原不是一个数量级，本土部族受限于这一条件，很难聚落成国。历史上自夜郎国之后，大家几乎看到不贵州出现本土政权。相比之下，云南的政治史就要丰富多彩的多，后来出现了南诏、大理两个著名的地方政权。平地太少，同时也影响到对中原移民的吸引力。然而贵州高原又处在四川盆地、云南高原、岭南三个中原王朝重点经营板块的中间。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的作用就会更加凸显出来。

　　三个叛郡一个位于四川最南端，一个代表云南，一个覆盖贵州；为首者一个是夷人，一个是南人，一个是地方官。天高皇帝远的地理属性，则是三者的共性。为了治理这片地缘结构复杂的土地，蜀汉除空降部分地方官员以外，还设置了一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职位——庲降都督。刚才说了，朱提郡并没有被卷入这场叛乱，而这个对应现在云南省北部的郡之所以没有叛离，有两个原因：一是朱提郡是著名的“五尺道”所在地；二是为庲降都督的直属区。

　　五尺道是秦国征服蜀地之后，以四川省宜宾市为起点，通过云南省昭通市的官道。宜宾位于四川盆地的南部边缘，时名“僰道”。西汉时期，僰道和朱提都是犍为郡的一部分，中央之国凭借这一行政区设及五尺道，向云贵高原延伸控制力。东汉中期以朱提为中心分割犍为南部为犍为属国，刘备定属后又将犍为属国升级为朱提郡，僰道遂成为犍为郡最南部的县。

　　将犍为属国或者说朱提郡从犍为郡分割出来，在地缘政治上最大的影响是使得朱提所对应的昭通地区成为了云南的一部分。今天你在云南地图上，会看到其版图北部有一条迫近四川盆地的狭长突出部。这个突出部存在的地缘基础，就是五尺道和朱提郡。五尺道修筑的初衷，是向南部山地扩张帝国领地。然而这些土地并非无主之地，而是夷人们的世居之地。

　　分布于南中地区的夷人，在两汉并不能被统称为南夷，更准确的说法应是“西南夷”，包括地处四川和云南的“西夷”，以及贵州境内的“南夷”。云贵高原可以再细分为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朱提或者说昭通的重要性，便在于它既能向南直通云南高原的地缘中心昆明，也能东南对接贵州。前者可称之为“西夷道”，后者被称之为“南夷道”。不过在三国时代，这个分类已经有些模糊了。对于整个中央之国来说南中是西南，但对于蜀汉来说，这却是妥妥的正南方。因此当时亦有以南夷统称整个南中边疆部族的说法。一如江南这个词，在有关三国的史料中，有时也会用来代指江东，或者整个长江以南一样，具体要看使用时的语境。

　　不管叫西南夷还是南夷，五尺道地缘重要性都没有改变。拥有五尺道的朱提郡即与四川盆地相接，又有两道通往云南、贵州，自然是适合建做庲降都督驻地的。不过如果蜀汉和中原王朝的控制力能够进一步延伸到南中的地理、地缘核心——昆明坝子，将更容易对西南地区进行地缘融合。从楚人庄硚远征滇国，到汉武帝平西南夷，再到后世的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的出现以及颠覆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漫长和反复的。

　　毫无疑问，在中原王朝扩张至此时，昆明坝子是夷人们的地缘政治中心。一如巴人一样，夷人部落也有很多种其他称谓。聚落于昆明并建立古滇国的是其中的最强者，被单独称之为“昆”，昆明一名即是由此而来。像高定所代表的外围夷人则被称之为“叟人”。当然，随着昆明一带成为中原王朝的经营重心，高定所在的凉山地区在东汉末年已上升为了夷人的中心区。

　　然而昆明坝子和云南高原条件虽好，但毕竟南下之路艰险。在暂时没有办法做到的情况下，把西南统治中心建在朱提所对应的昭通，是退而求其次的最优解。这就好像你暂时没有力量控制西域，最起码也要先把河西走廊抓到手。五尺道于中央之国来说，就是一条西南的河西走廊。

　　第一任庲降都督为随刘备入蜀的南郡人邓方，同时兼任朱提太守。邓方为人轻财果敢，在任上深为南中夷汉之民信服。其驻地为朱提郡最东部的“南昌县”，对应现在的云南省镇雄县。地缘位置上正位于西夷道与南夷道之间，以同时控摄西、南两夷的要求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邓方虽然很合适这个位置，可惜的是在夷陵之战开打便卒于任上了。接任他的是益州郡人李恢（玉溪市澄江县人）。南人八大族中就有李恢所在的李姓家族，他原本在本郡任职，其姑父爨习同样出身八大姓，并在本郡做县令。李恢曾因爨习犯事受牵连，本应免职，不过当时的郡守因为李、爨都是本地大族，就没有免除李恢的官职，反而推荐他去州府任职。天高皇帝远的三四线地区，有这种地方政治土壤，想来今天的中国人也不会陌生。

　　李恢前往成都报到时，刘备正兵至成都。认定刘璋必败的李恢当即自命为益州郡的代表，北上拜见刘备，并受到重用。这样一个出身南人大族的人才，自然是接任邓方的最佳人选。而且后来有人诬陷李恢谋反，刘备相信李恢绝不会这样做，洗清冤屈后还升了他的官。这就是刘备的个人魅力所在，在他用人不疑的原则下，便是真有点小心思也能为之卖命（比如黄元）。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