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刑狱制度所达到的高度，让后世王朝汗颜不已

随着隋唐两朝的发展，到了唐朝时，我国的司法制度已经趋于完善，在封建社会中，之前无法比拟，之后也没能与之相比，尤其在刑狱官员的设置和断狱的流程，让我们现代人都为之惊叹。

唐朝刑狱官员设置

唐朝大案刑狱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基本都在中央，地方政府则是由主官负责。其主要官职设置有以下几种。

首先管理刑狱的是“三省”。其长官集中对死刑以上的重大案件审议，是仅次于皇帝的最终审级。具体来说门下省执行司法职务的是给事中，此官职设置虽然只是正五品，但有干预司法的封驳权。中书省则由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御史组成“三司”，受理天下冤滞案件。尚书省是行政首脑机关，其工作的相当一部分就是狱讼，左右仆射和左右丞皆有一定的司法权和监督权，也就是《旧唐书》中所载的“左右丞勾徒刑，左右仆射判流、死刑”。

其次，唐朝中央司法行政机关是刑部。作为六部之一，刑部除掌握司法审判政令外，也肩负着复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州县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刑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为佐贰官，实际上侍郎主持刑部事务，刑部尚书大多为虚职。刑部下设四司，即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四司皆设郎中为主官，员外郎为次官，其中刑部司是主要的综合性司法审判部门。

再次、唐朝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其主要负责审判中央文武百官所犯罪行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另外对移交上来的死刑案件有重新核定权。大理寺主官为大理寺卿一名，大理寺少卿两名，之下还设大理正两名，大理丞六名以及主簿、主典若干人。同时大理寺要对囚犯和其家属要尽告知其义务和保证其上诉的权利，这是唐代人文法制精神的一种体现。

最后、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若遇到重大疑难案件，也可参与审判和直接受理有关的诉讼案件，《旧唐书》记载道：“大唐自贞观始，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另外，地方政府主官皆是负责刑狱的，从县令到府尹再到刺史，莫不如是。

唐朝的断狱流程也很复杂，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诉讼制度。

从起诉开始，到司法机关审判结束，一般大案要经过七个流程。

第一、起诉与受理。唐朝起诉制度方面已经发展成为体系，其结构之严密，内容之丰富，堪称前代法制的集大成者。光一个起诉便分为告诉，也就是“告诉乃论”；告发，也就是“告言人罪”；自首，也就是主动投案的“自告”；此外还有官告，也就是由朝廷的专职机构提出诉讼，一般是御史台，或者是分道巡查的勾检制。

第二、强制。对人犯规定的强制措施，包括逮捕和囚禁。一般逮捕和囚禁的权利由地方官府执行并承担。州一级则是法曹参军负责督捕盗贼；县一级则是由县尉“主追捕盗贼、伺察奸罪。”另外对犯罪嫌疑人的拘捕行为也作出了规定：“若持杖拒捍，格杀勿论。”

第三、查找证据。唐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要“审查词理，验诸证信”，只要证据确凿，被告人不承认也可断案。但最重视的还是被告人的口供，但唐朝规定刑讯方式取口供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拷囚不得三次，总数不得二百”，限制了官吏滥用刑讯逼供的现象。

第四、审讯。法官必须根据告状内容进行审理，不得有告状之外的行为，这具有“不告不理”的性质。主持审讯的官员，至少是判官，如大理寺的寺丞、州府的法曹参军、县里的县尉等，但在实际中，一般都由各部门主官亲主刑狱。

第五、判决。在唐代刑事审判的最终结果被称为“判罪”，定罪量刑的标准其实是大唐的法律本身。在断狱前，如果法律发生变动，则一般要按照从新、从轻的选择来判决，这显示了唐朝在立法方面的宽厚态度。

第六、上诉。审案结束，案情事实证据确凿，能够定案后，司法机关须的告知罪犯及其家属，当面宣判。如认罪伏法则当时签名画押确认，如果不服判决则可提出上诉。在唐朝，除了向上级司法机关提出上诉外，也可通过登闻鼓、立肺石、投匦等方式向皇帝提出“直诉”。

第七、执行。对于死刑的执行，唐朝政府是慎之又慎的，一般都要经过长期的复核程序，另外执行死刑的时间也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依《狱官令》记载，死刑执行时间不得在“立春到秋分”，所以一年中只有六十多天才可执行死刑，需要注意的是，“谋反”大罪不在此规定范围。为防止死刑作弊，五品以上官员处死要由大理寺正监斩，地方死刑则由长史、司马、别驾等监斩。另外“流刑”也是重刑，按照其罪行大小分流两千、两千五百、三千里，俱在流所服役一年，流人妻妾必须随同前往，期满后编入流放户籍为民。其他刑法的执行，都由小罪而来，就不一一解释了。

结语：总的来说，唐朝的刑狱制度大多是继承隋朝刑狱制度发展演变而来，但唐朝更多加入了大量的人文关怀和监督机制，才使得唐朝法律制度趋于完善，正是这样，后世的历代王朝才皆以其为模本，建立了各自的刑狱制度，但从实质来看，后世王朝的刑狱制度无论怎样变换，都是依照唐朝刑狱制度的大框架下变动的，唐朝制度影响之大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