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斯坦福女神养成记：6岁生日礼物是「股票」，不练英语练中文！

　　文 | 星图
From 爸爸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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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充满变数。很多人有疑问：全球化是否要退潮？世界是否开始变得封闭？我们还要不要去留学？美国还是不是好的选择？

　　随着美国大选的尘埃落定，以及疫苗的初见曙光，上述问题的答案也许会越来越清晰。

　　在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Carol Li Rafferty）看来，世界的开放和融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她所在的家族80年来的出国留学史，可以作为大时代下的一个缩影，正说明了这一点。

　　△耶鲁北京中心董事总经理李恩祐

　　Carol的背景充满了传奇：

　　她是香港东亚银行李氏家族成员之一，其祖父为香港联交所创始人，家族成员从祖辈开始都曾赴哈佛、MIT等英美顶尖大学留学。

　　她本人的履历亦是金光闪闪，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及国际事务双学士学位，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瑞士信贷、中投等公司任职，2016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

　　现在的她除了在耶鲁北京中心任职，还参与创立女性志愿者组织“励媖中国”，并担任北京市鼎石学校董事。

　　在她看来，从19世纪50年代，容闳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远赴耶鲁大学求学开始，到120名“留美幼童”计划培养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等栋梁之材，100多年以来，哪怕经历了二战等巨变，中美教育的民间交流从未停止，也不会停止。

　　△从左至右依次为詹天佑、唐国安、李登辉、杨石先

　　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Carol家族成员和她自己的故事，希望给当下焦虑的留学家庭更多鼓励和信心。

　　*本文以第一人称展现

　　01

　　二战期间

　　我的姑祖母只身一人赴美留学

　　我在中国香港长大，从小我就知道我的家族有些不同寻常。

　　我祖父那辈有11位兄弟姐妹，无论男女，都曾到英美国家的高校留学，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

　　他们当时看到的美国，可能和现在的中国很相似，是一个发展迅猛、开阔多变的社会。我猜他们也是怀着学习，并且立志把所学带回祖国、贡献社会的心情去留学的。

　　我的祖父曾就读于沃顿商学院，另一位伯祖父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工程专业，而他们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姑祖母。1940年，她在哈佛大学主修物理学，之后又去了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物理学硕士。

　　当时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本就不多，女性更少。大多数中国家庭的女儿都受到包办婚姻的束缚，追求事业仅占少数，更不用说是在科学领域一展宏图了。

　　我的姑祖母到哈佛时，全校只有3名中国学生；而且当年留学可不像现在这样便捷。她坐船前往美国，途中经历了几个月时间；又正值二战期间，国际局势十分动荡不安。

　　今天我再回顾他们的故事感到尤为可贵，因为某种程度上，当时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都面临着一样的困难时期：我的姑祖母面临的是战役，我们面临的是疫情，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拥抱改变，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

　　从我的祖辈开始，出国留学仿佛成为了家族传统。如今，我们的家族三代人已经有超过100人都曾在海外留过学。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十几岁就出国上美高、美本。父辈希望我们多学习，多开阔视野，多了解世界上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创一番事业。

　　有意思的是，在出国留学之前，我一路接受的都是传统的公立教育。

　　△李恩祐祖父一家，照片摄于20世纪50年代

　　02

　　从小学好中文

　　是最重要的基础和远见

　　小时候，香港有公立学校和国际学校，国际学校偏向英语教学，本地学校更偏向中文教育，当然主要的语言是粤语。我当时上的是像北京实验二小这样的小学，所以我的英语可以说是从出国后才真正用起来。

　　我觉得这是我父母亲的一种远见，他们认为中文更难学，所以当时的选择是让小孩要先打好语文和数学基础，到了五六年级再巩固英语学习，并且利用英语去学数学、科学等其他学科。在当时的香港，很多顶尖学校的教育理念都是这样构建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特别感恩这段在公立学校的经历。它让我既能根植中国，也兼顾胸怀世界。

　　打好扎实的中文基础后，即便12岁的我就去读了美高，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我仍能说中文、阅读中文书，以及现在在中国从事中美交流的工作。

　　拥有了这段经历之后，我自己的三个孩子现在也都在公立学校就读。将来他们无论想在中国抑或是海外发展，中文都是最重要的基础。

　　除此之外，父母还特别重视我们的阅读和财商的培养。

　　阅读：我家唯一不受限制买买买的，只有书

　　我家的一些习惯挺像犹太人家庭，据说犹太人有一个成长仪式，家长会在书上涂满蜂蜜，让孩子去舔，从而令他们爱上读书。

　　我们家虽然没有在书上涂蜂蜜，不过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们对书的重视——父母对我的消费有诸多限制，唯一不受限制的就是买书或借书，他们会提供资金让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无限购买。

　　所以我家里拥有最多的，不是父母收藏的名贵摆设或者红酒，反而都是书。我从来不认为我家是什么“名门望族”，却更像是一个书香门第，很看重孩子的学习。

　　从小，我就喜欢阅读历史人物的自传，特别是对政治家、外交家的故事非常感兴趣。

　　从阅读中，我看到历史上从政的女性角色凤毛麟角，希望自己能身体力行地改变这个现状，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者外交官。这为我将来申请相关专业奠定了基础。

　　财商：富不过三代？只是不重视财商

　　另一项从小父母就注重培养的是“财商”。

　　我生长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正因为资源太多，财富也会成为一把双刃剑，令孩子失去努力的动力。所以父母一方面特别注意我们的价值观培养，看重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依靠所谓的“命好”来生活，另一方面也非常注重培养我们的“财商”。

　　从小，我就知道要对金钱有概念。在我看来，财商包括自己懂得如何使用金钱，与金钱的关系，以及如何赚钱，这些都特别重要。

　　比如前面提到除了买书之外，其它都要用我的零花钱，所以我需要靠自己赚钱，像是帮家里干活、辅导弟弟妹妹的作业、做暑期工、实习等等。虽然最终可能赚不来多少钱，但我从中能了解到钱财真的来之不易，不能躺在前人的财富上，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赚钱。

　　同时，我的父母还会规定什么是我必须做的，比如完成学校的作业、用课余时间练琴，这些都是不能用来赚钱的。

　　我小时候的生日礼物也不是玩具，而是股票。家人希望鼓励我们从小学习如何进行投资，所以从6岁开始，我就有了自己的证券账户。

　　因为家里做金融的人比较多，所以小时候每天茶余饭后交流的都是例如当天的股票市场，或是世界大势。

　　我也会自己每天收看财经新闻，跟踪指数和活跃的股票，让父母帮我下单操作买卖股票。我还记得小时候我选的是八九十年代香港的一些房地产股票，到现在还会有增长，还在分配股息。

　　03

　　正是国际学生给美国校园

　　带去了活力

　　如果说之前，都是听祖辈、父辈讲国外的故事，那么初一年级后，我自己申请了美高，乃至后来就读耶鲁和斯坦福，亲身体验了美国的校园。

　　在大学里，最有意思的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交流。像我在耶鲁读本科时的其中一位室友，后来去好莱坞发展，成了《暮光之城》的制片人；在斯坦福读研究生时，有同学后来成为了Facebook的合伙人。

　　△2016年6月，李恩祐（左一）在北京与脸谱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中）见面

　　近几年，耶鲁还会通过交换项目和伊莱·惠特尼学生项目（Whitney Students Program）录取非传统本科生，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背景和经历。

　　耶鲁有丰富的国际学生群体。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耶鲁认识的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同学。

　　耶鲁毕业后，她去了湖南支教，现在她正在做一个创业项目，让很难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的非洲农村孩子，通过互联网学习英语或其他技能，将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在我担任耶鲁本科面试官的10年间，还接触到了大量优秀的中国年轻人。

　　他们并不是所谓藤校“优秀的绵羊”，而是特别有理想，希望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有使命感的学生。

　　大学的学习一部分在课堂，更重要的是和这些具有多元化背景的同学进行交流。这也进一步说明，世界的开放和融合是不可逆的趋势，因为开放带来了多样化，而正是这些多样化的国际学生，给美国的校园带去了活力，培养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们，也在不断携起手来，共同探讨、解决全世界面临的挑战，比如疾病、气候变化、暴力等等。

　　而在当下的疫情期间，交流看似减少了，但其实也孕育着很多新机会。

△耶鲁大学官网首页

　　04

　　新机遇：

　　从出国留学变成双向学习通道

　　今年留在中国的耶鲁学生，可以选择在耶鲁北京中心增进互动交流的机会；也可以通过实习或创业，让自己有更多选择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10月23日至25日，耶鲁北京中心组织了一场汇聚耶鲁在华本科生的特别活动。他们不仅与远在纽黑文的耶鲁本科学院院长Marvin Chun隔空连线，还聆听了前来现场的多位耶鲁资深校友的独家经验分享

　　不仅如此，我在耶鲁北京中心还看到了两个有意思的趋势：

　　教育交流反而有了更多开放的可能性

　　尽管线下交流活动大大减少了，但耶鲁北京中心线上的活动量却是有增无减的，而且原本线下活动仅限于在北京的耶鲁校友，改在线上后，参与者反而扩大到全球各地的人士。

　　我们曾邀请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安瑀卿（Woo-Kyoung Ahn）在今年4月将《读心术》（Thinking）项目搬到了线上；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2013年获得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首次围绕其学术历程与中国的参与者通过Zoom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席勒教授说，他此前很少参加这样的“隔空”分享，颇有趣味，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也是新课题。

　　△2020年8月12日，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讲席教授、耶鲁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2013年得主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通过耶鲁北京中心组织的线上活动首次公开讲述学术历程，围绕其七本重量级专著，分享他在经济学、金融学和叙事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前沿思考

　　我们一直认为疫情使得世界变得封闭，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线上交流逐渐变成了“新常态”，也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有可能让教育交流变得更加开放。

　　人文交流“双循环”

　　相比过去，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出国接受优质教育资源，但现在家门口也多了很多选择。

　　比如耶鲁北京中心每年都会举办耶鲁全球青年学者-北京项目（YYGS-Beijing），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高一或高二的优秀学生，从不同文化的视角探讨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生物基因等前沿话题。

　　疫情之后，我认为会形成一条双向甚至多向学习的快车道。除了继续到海外进行人才交流，未来也会有更多资源被引进来，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会到中国学习交流，让中国的学生在国内就能获得与全世界不同国家学生交流的机会。

　　「写在后面的话」

　　从Carol的故事中，我看到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那就是“开放”。即使是战争都无法逆转一代代学生希望往外看的愿望。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根基的重要性，在Carol小时候八九十年代，她的父母意识到了中文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这一点直到现在仍未有变，甚至在这个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

　　这些也许可以给迷茫中的中国家庭带来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