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用兵始终奉行一个“稳”字，哪怕违抗圣旨也在所不惜

纵观整部湘军创业史，不难发现曾国藩领兵的要略，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稳。这与曾国藩自身的性格不无关系，无论是用兵，还是为政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始终奉行稳、慎。他曾经给曾国荃送给一副对联：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妥，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曾国藩的“稳”字在很多时候都有体现，从不打无准备的仗，还几次为此违抗圣旨。比如1853年冬，湘军组建之初，咸丰帝几次下诏，令曾国藩迅速率部东下援皖。但都被曾国藩以准备不足为由，予以拒绝。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抗旨行为，十分恼怒，斥责他“偏执己见，漫自矜诩，以为无处己右者”。但曾国藩依然不为所动。直到第二年年初太平军连连攻占岳州、湘阴、靖港，两湖地区眼看就要不保了，而湘军水师也已经练成，曾国藩这才不紧不慢地率水陆军一万七千余人出师迎战。

湘军出师后，首战湘潭，大败南路太平军，接着又进行了岳州争夺战，太平军虽英勇善战，多次给湘军以重创，但胜少败多，终于被湘军赶出了湖南，湘军一出山便是巅峰，也由此成为了太平军起义以来从未遇到过得强劲对手。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咸丰帝再次下诏，让曾国藩率军收复苏常，可曾国藩却以兵力单薄为由拒绝，并上折说明，拿下安庆才是当务之急，至于收复苏常可以缓缓图之。此时的曾国藩从大局着眼，制定了稳慎徐图、谋定后战的策略，事实说明，他的这个方案是正确的。

需要说明的是，曾国藩这种稳慎徐图、谋定后战的用兵思想是始终如一的，不管遇到多大的压力，甚至遭到皇帝的斥责，都绝不贸然进军，打没有把握的仗。这在封建专制时期，是很难做到的，毕竟作为臣子，对皇帝的服从才是第一位的。其实，曾国藩遇到过很多次艰险，几乎身陷囹圄，但每次都是靠着“稳”这一秘诀，最终克服了困难。而且曾国藩不仅仅是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坚持这个原则，即使是形势十分有利的时候，为了减少伤亡，避免意外，也仍然坚持这个原则。1861年，已经攻克安庆的湘军，顺江而下，连克数城，距金陵不到40里，此时的形势对湘军十分有利。很多将领便提出乘势拿下金陵，建立大功。但曾国藩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屡屡告诫各路将领，对于金陵，还是要稳慎图之。

曾国藩的顾虑是对的，当时他对曾国荃孤军深入行进金陵很不放心。直到后来曾国荃打退了李秀成的援军，在雨花台立稳了脚跟，并且已经对金陵形成合围，才有所放松。不过，稳慎徐图、谋定后战，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不要冒进。相反，正如胡林翼所说的那样：“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对于那些过于求稳的将领，曾国藩反而有悖于稳慎的初衷，对那些敢于冒险的将领，也是十分欣赏的。曾国藩说：“军威所以大振者，全是打出来的。有四分是把握打的，有六分是冒险打的。从前楚军初立，塔军门有八分冒险，后来多、鲍有七分冒险，李忠武亦有六分冒险，近来各军专图十分把稳，不肯冒一二风险，以致穷蹙者不肯降，裹挟者不肯散。”

由此可见，对于曾国藩稳慎徐图、谋定后战的用兵思想，应该要作辩证的、全面的理解。用兵本是豪杰之事，作战必须将稳慎于大胆结合起来，一旦看准时机，也要敢于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