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因此，黄河历来被当作我们的母亲河来对待，但是，黄河的水量很不稳定，在一年四季表现出极大的不同。每到雨季，黄河水量大涨，就会变成一头愤怒的野兽，波涛滚滚，大有吞噬一切的架势，历史上，黄河沿岸的居民，经常受到黄河水灾的威胁。
怎样驯服黄河？从古至今，人们集思广益，想出了许多方式。
黄河在古代之所以经常泛滥，根本原因是黄河上流的水土流失很严重，让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底，随着泥沙越积越多，导致河水水位不断升高，遇到暴雨，河水很容易漫过河岸，发生水灾。
黄河上游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跟古代人欠缺环保意识息息相关。
中华民族最早从黄河流域发源，人们主要的人口聚居地，如，都城、城镇，以及一些大村庄，基本建在黄河沿岸，人类要生活，大到建造皇宫、官邸、庙宇，小到老百姓建造房子，而木材是古代人建造房屋的必备品，需求量很大，一片又一片森林，就这样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化为乌有，没有树木保护水土流失后，最终导致黄河水喜怒无常。
古代人在征服黄河，让黄河造福人类的活动中，花去了不少心思，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黄河上修建各式各样的桥，变天险为通途。
蒲津桥始建于战国时期秦襄王五十年，至唐代开元年间，蒲津桥的作用达到鼎盛，成为长安城通向河东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是沟通晋商来长安城做生意的捷径，对全国的经济、商业、军事等领域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连当时的蒲州城，因为长安城的繁荣而被带动起来，一举成为唐代的著名城市。
蒲津桥关系到大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因此，如何让这座桥更加稳固，永世长存，不会轻易被发怒的黄河水冲走，成为摆在唐代建筑师面前的重要问题。
经过一帮建筑师和匠人实地勘察，最终提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增加铁链的负重，让铁链有足够的强度去抵抗黄河洪水的冲击。
于是，在唐玄宗时期是公元725年，四尊铁牛和四个铁人，以及两座铁山和一组铁柱被铸造出来。
铁牛是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长、宽、高分别为3米、1.3米、1.9米，比真牛要大出不少。每尊铁牛单重达到40吨以上，再加上底座，总重量超过50吨，四尊总重超过200吨。铁人单个高度超过2.2米，重量超过5吨，加上其它装饰品，每个铁人的重量达到6——10吨，总重量超过30吨。
四尊铁牛和四个铁人的总重超过230吨，再加上铁山和铁柱，铸造这些物件，所消耗的铁料非常多，这对唐代当时的国力来说，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开支。据《唐书》记载，建造铁牛和铁人的当年，总共消耗唐代全年产铁量的80%，可见，唐代人为了保护蒲津桥，可谓是不惜血本。
它们都是在原地做模子、烧铁水，并浇筑出来的，依靠当时的运输能力，根本没有能力运送如此沉重的东西。
不论是铁牛还是铁人，做工都相当精致，整体造型圆润饱满，符合唐代人“以胖为美”的审美特征，对一些细节精益求精，身上的线条刚健、柔韧，勾勒出活灵活现的肌肉组织，展现出唐代人极高的制造水平和审美水准。
《易经》说：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俗话又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将铸铁牛安置在河岸，对肆意泛滥的黄河水是一种很好的震慑，因此，铁牛和铁人被铸造出来后，被誉为“镇河神兽”，河东河西各分列两组，把固定浮桥的铁链拴在它们身上，它们借助自身重量完全能抵消洪水的冲击力，任凭黄河水在暴雨季节有多么不可一世，也能保证浮桥安然无恙，给通过河两岸的人，提供极大便利。
蒲津铁索浮桥从唐代开元年间开始，一直到元代末年，以顽强的姿态，横跨在母亲河上，见证了黄河两岸600多年的兴盛。不幸的是，在元代末年，蒲津桥因为战火而被烧毁，一代名桥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只留下铁牛和铁人矗立在黄河两岸，见证着昔日的繁华。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约在明朝中期，靠近蒲州城的黄河经历了一次较大改道，随着河岸不断塌陷，铁牛和铁人逐渐被掩埋在泥沙中，再也见不到它们的真容，只能从历史记载里想象他们的雄姿。
发掘出这批智慧结晶后，当地政府只是在黄河岸边修建了广场，把铁牛、铁人、铁柱、铁山等物件，一一陈列在广场，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建造一个功能齐全的博物馆，把它们完整安置。
好歹它们是1300多年前的珍贵文物，这样做，难道不担心它们历经日晒、雨淋、风吹，生锈和腐蚀吗？
第二，铁牛自身重量很大，用什么材料做底架，来稳固地支撑它们，也是一道难题。
第三，即使有合适的工具能把铁牛搬运、提升起来，事后怎么安全着陆又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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