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青山：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日本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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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作为殉道者的慷慨赴死令人敬佩，但是在危机面前拼力保存性命，留得一线生机，再寻救国之路，亦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梁启超便选择了后者。

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时许，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早已聚集了大批百姓。这次被处决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后世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和杨深秀。早在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鼓舞和推动，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进行变法。然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因袁世凯的出卖以及保守势力的过于强大而归于失败。曾经的维新志士转瞬沦为阶下之囚，“大逆不道”的罪名加诸其身，斩首示众是他们悲惨的结局。临刑前，谭嗣同还曾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热血青年杀身成仁。

“戊戌六君子”作为殉道者的慷慨赴死令人敬佩，但是在危机面前拼力保存性命，留得一线生机，再寻救国之路，亦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梁启超便选择了后者。

亡命序曲

日本公使馆暂避难

光绪皇帝所诏令的变法运动伤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实权派的利益，看似进展顺利的变法实则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所代表的守旧势力发动了政变，让这场历时仅百日的维新变法彻底画上了句号。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于南海瀛台，并以他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自己再次垂帘听政，与此同时，她也立即展开清算活动，下令关闭京师所有城门，急命步军统领衙门捉拿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一时间，政坛风云突变，北京城内密布兵丁暗探，气氛异常紧张。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

同一天上午，梁启超正在谭嗣同所住的浏阳会馆内与其商谈该如何挽救时局。没过多久，最坏的消息传来：康广仁被捕，南海会馆被查抄。事已至此，他们二人顿觉此次变法大势已去，当务之急是要筹划应对之策。谭嗣同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他已然怀抱必死之心，但是劝告梁启超赶紧前往日本公使馆求见正在北京的日本政界要人伊藤博文，请他致电日本驻上海领事，这样或许能够援救正在逃亡的康有为，进而令康有为设法援救被囚的皇上。于是，梁启超于当日下午二时悄悄来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

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日本公使馆旧址 松树林 摄

日本公使馆内，林权助一看到梁启超便感知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梁启超要来纸笔写道：“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欲有两事奉托。君若尤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他所说的两事即解救被幽囚的光绪皇帝以及正在逃亡的康有为。面对变法失败后许多维新人士纷纷被捕的局面，梁启超觉得自己也难逃厄运。林权助答应了梁启超的嘱托，但同时表示梁启超不必如此悲观，自己或许可以为其提供帮助。

林权助

林权助暂且将他安置在馆内，并向伊藤博文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伊藤博文从日本政府的立场出发，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局和国际形势，企图以保护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向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施压，阻止慈禧向俄国出让那些日本企图攫取的权益。所以他指示林权助应该对梁启超施以援手，助其逃脱清政府的抓捕。

逃出生天

经历曲折抵达日本

八月初七日(9月22日)，尚处自由的谭嗣同来到日本公使馆与梁启超相见。谭嗣同再次劝说梁启超保留性命，暂时离开以待来日。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写道：“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可以说，谭嗣同对梁启超做出流亡日本的决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荣禄

此时的京城仍旧处于动荡之中，街道上依然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兵丁搜查、喝叫之声不绝于耳。慈禧太后深知康有为与梁启超的重要影响，所以密谕直隶总督荣禄务必捉拿康、梁。因坊间传言他们二人都躲在日本公使馆内，所以日本公使馆瞬间成为关注的焦点，巡逻队、密探与看热闹的人群纷纷在附近徘徊。如此一来，公使馆也变得不再安全了，林权助遂决定在9月22日当天先护送梁启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再让他从天津乘船去日本。为了躲避跟踪，林权助给梁启超剪掉辫子，让他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陪同下出了大门，向前门火车站奔去，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据说在天津火车站月台上，梁启超被他的一位朋友偶然认出并向荣禄告了密。不过，梁启超和郑永昌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进入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清政府也许是察觉到了什么，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外安排暗探监视，因而梁启超被困在馆内，无法脱身。

9月25日晚九时，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与另外两名日本人陪同梁启超，化装成行猎者的模样，迅速离开领事馆，登上海河中的一条船，急向塘沽驶去。但是他们出发没多久，北洋大臣的小蒸汽船“快马号”就追踪而来，于当夜凌晨两点半在军粮城一带追上了梁启超一行乘坐的船只。小蒸汽船上的官差声称船内藏有清政府正在通缉的要犯康有为，要求上船进行搜捕。但郑永昌一再解释他们四人只是出门打猎，并未藏匿康有为。可官差却用缆绳拴住梁启超一行乘坐的船只，强行向天津方向拖曳，同时登上船来的官差指称他们其中一人就是康有为。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辩，最后达成妥协，“快马号”上的一部分官差转至郑永昌、梁启超等人乘坐的船上，同去塘沽，到那里再行商讨解决办法，另一部分官差则乘“快马号”回天津禀报上司定夺。

聂士成

次日晨七时，梁启超一行人乘坐的船只接近塘沽，当他们从日本军舰“大岛号”旁边经过时，他们挥动手中的白手帕，军舰上的日本人看到此暗号后便立即放出快艇，将他们接至舰上。这是因为之前林权助担心事有变故，所以做了应急准备，为梁启超等人和“大岛号”之间做好了联络。清廷官差见状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随后登上一条舢板仓皇而去。此时，“快马号”的急报传至直隶总督荣禄处，荣禄为了抓获康有为，特派武毅军提督聂士成、亲兵总教习王得胜等率武装兵丁三十余人在上午九点半赶到塘沽。聂士成等三人经过一番商议，担心贸然强行登舰抓人会引起中日冲突，因而举棋不定。不久荣禄又派人交涉，要求引渡清政府通缉的要犯康有为。舰长坚称康有为不在舰上，荣禄派去的人最后只得离去。虽然清廷的官差暂时离开了，但是“大岛号”军舰已成为他们的监视对象，梁启超无法实施换乘商船前往日本的计划。

梁启超在“大岛号”军舰上停留了数日。10月2日，林权助建议外务省同意梁启超直接搭乘“大岛号”尽快前往日本。为了不引起清政府的怀疑，林权助还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再派出另一艘军舰火速赶到天津替换“大岛号”。外务省批准了他的提议。待“须磨号”到来，“大岛号”终于由天津塘沽出发驶往日本。

站在“大岛号”甲板上的梁启超内心十分复杂，师生同难，亲友别离，命运竟是这般残酷。慨叹之际，他写下了日后著名的《去国行》：

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慷慨沉郁的诗风，抒发了梁启超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这最容易意志消沉的亡命之际，他依然能够振作精神，肩负起未完的使命，探寻祖国富强之路。

-未完待续 -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陆》

（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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