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年淮安简史之城市发展篇【一】

先秦时期淮安周边图（来源：谭其骧院士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与山阳城同时建造的镇淮楼（葛华/摄）

当我们坐着“小火车”沿着翔宇大道前行时，一般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当年淮河河道上行进。几千年以来，我们的祖先一直乘着小舟在这河道里或打鱼或赶路，偶尔抬头所见，无非是被栎树和竹林覆盖连绵十余里的钵池山脉而已。

翔宇大道上的“古末口”站（李正林 摄）

如果可以穿越回古代淮安的话，或许少数孔武有力的淮安帅哥愿意回到两汉，体会“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豪情；爱看宫斗戏的美女或许想尝试到大清，幻想一下“从宫女到皇后”直线上升的感觉；但我想大部分人应该更愿意回到北宋，那是帝制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淮安颜值与担当俱佳的时候，正如《清明上河图》里所描绘的那样：城市里热闹而不凌乱，农村静谧而不寂寥。如果有点小幸运，你也许会在淮安的街头看见欧阳修，澡堂里遇到苏东坡，饭店里碰见黄庭坚……为了一探究竟，让我们揭开时间的帘幕，开启一段并不十分轻松的淮安时光之旅吧。

从一个悲伤的故事开始　　

我们先到5万年前的淮安逛一逛，那时淮河也刚出现不久，河里畅游着让后代文人骚客们垂涎欲滴的淮白鱼，河两岸丘陵起伏，树林繁茂，不时地有老虎、猴子活动的身影。还有这么一群人：妈妈一边哄着婴儿，一边还把玩得很疯的小孩抓回来，忙得团团转；肌肉猛男死劲用石头砸另一块石头，只是希望引起旁边美女的注意；看惯了这一切的老人家只是安静地望着近处的篝火若有所思。是的，这些后来被称为“下草湾人”的人已经学会使用火与石器，然而在这表面平静的背后有个悲伤的故事。

为了把故事讲清楚，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风靡全球的赫拉利《人类简史》。在中国大地上曾生活着的元谋人、蓝田人、山顶洞人这些教科书里常提到的原始人类，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吗？可能不是。恰恰相反，他们被我们的祖先给团灭了。按赫拉利的说法，当下全世界人类的祖先都来自东非。东非智人7万年前从东非出发来到阿拉伯半岛、南亚大陆，继而从中华的南方进入中华大地，他们进入东亚地区后“相当狂躁”，简直可以说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对于老虎、大象这类大型哺乳动物尚肯暂时放过一马，但对与他们体型相似的东方直立人则毫不留情，最迟在3万年前的时候，他们就彻底灭掉了这块土地上所有其他直立人类。至于为什么是他们具备灭掉其他人类的本领，赫拉利给出的解释是因为他们基因中率先进化出了想象力，学会了“讲故事”，用故事凝聚共识，号召同类，于是他们与其他同样会使用火与石器的直立人争斗就变成了降维打击，几乎战无不胜。这样的假设让人一时难以接受，然而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基因证据，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支持这一假说。没人敢说“人类东非起源说”一定正确，但这确是当下最流行、公认程度最高的人类起源假说。

开始独霸一方的智人进入中国后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遍布中华大地的大江、大河两岸，以及所有他们认可的山沟、高地。大约在一万年前，他们中部分开始尝试过着以种植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的生活，定居下来形成村落。中华大地上多处同时进行着这样的演进，但以黄河流域洛阳盆地最为突出，可能和这里拥有着便于石器、木器开垦的松软土壤及气候有关。

洛阳盆地，最早的“中国”诞生地（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

在距今7000年到3800年这三千多年里，中华大地上很多部落突然疯狂痴迷于玉石加工，天然的玉石被加工成人工制品，风靡一时，于是中华大地由“石器时代”进入“玉器时代”。在约4000年前，青铜器从外部引入中华大地，中华大地进入了“青铜时代”。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研究员认为早在西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前2000年，中华大地和外界就有“青铜之路”联络。青铜技术绝对是那个年代的“核技术”，它的引入打破了原有的部落之间的平衡，极大促进了社会整合，整个社会面貌为之一变。而黄河流域的洛阳盆地引风气之先，完成的整合最快最彻底，于是最早的城邦出现在这里，城邦出现加青铜器的使用表明中华大地开始进入公认的文明时代。

对于青莲岗人的四个误会

7000多年前的淮河南岸的青莲岗附近，山岗绵延不绝，森林茂密，河里水产丰富，宛若一个巨大的生态公园。一天，突然来了一群人，他们带着不多的家当，几个男人四处张望，不时地用脚死劲踩一踩脚下土地，简单商量一下就决定留下来。他们选择在这里安家是觉得这里土质尚可，又临近大河。河流对他们而言不仅意味着日后灌溉方便还有交通便捷与易得水产的好处。于是男人们忙在山岗上夯土筑房，用石器伐木做独木舟，女人们则四处采集做饭。在当时，单纯的农业无法养活他们，渔猎、采集必不可少，于是他们很快在这个淮河三角洲上过上了亦耕、亦渔、亦猎的日子。

青莲岗文化遗址（来源：文史淮安网）

对于青莲岗人，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四个误会：

一、认为青莲岗时期距我们太过久远，其实不然。举个例子，假设当初一个青莲岗人每天都节省下一元钱用于未来购房，7000年来从不间断，节省至今，也勉强只够在淮安生态新城买套普通的“双学区”房而已。历史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7000年对于一颗小石子、一件器皿、一块骨头而言都是一瞬间的事儿。

二、认为青莲岗人一定长得跟猴似的或像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原始人”模样，和我们长相区别很大。其实，青莲岗人与我们外形上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有个青莲岗小伙子在理发之后到浴室请人搓背，只要他不开口说话，搓背师傅从始至终是不会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的。单从体型上看，青莲岗人与我们的最大区别可能就是他们中没有今天所常见的因为营养过剩而产生的大腹便便之士，他们中部分人可能会如同今天马拉松运动员般的干瘦，但更多的青莲岗年轻人应该是体态匀称、身手矫健的，不乏彭于晏、赵丽颖这样的帅哥美女。

三、认为青莲岗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青莲岗附近。淮安大地和青莲岗人的关系如同棋盘和棋子的关系，更形象地描述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根据最新黄岗遗址考古表明“先民们在黄岗生活了600年左右后离开”。不断迁徙才是刻在智人基因深处的东西，他们早就不知道自己祖先是从哪里迁徙来，只知道为了更好生存就应该不断迁徙。青莲岗这样临海丘陵地带还远算不上是他们的理想伊甸园。

黄岗泥塑人面（祁宏 摄）

四、认为青莲岗人遇到事情连一句卧槽都不会说，他们的幸福指数一定很low。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活富裕程度和幸福指数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今天喝着牛奶长大的00后就一定比他们吃酱油泡饭长大的70后、80后爸爸妈妈们小时候更幸福吗？恐怕未必。黄岗遗址中出土了精致的陶埙、泥塑的人面、彩绘的跳舞人、金枪鱼骨头做的装饰品，这很容易在我们的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小伙子姑娘们盛装打扮后参加在淮河岸边篝火晚会的场景。考古发现青莲岗人的食谱中除了谷类、鱼类，还有麋鹿、梅花鹿、水牛、猪和狗。如果让我比较当时青莲岗人和后来所谓康乾盛世时期青莲岗附近的农民谁更幸福，我毫不犹豫将自己一票投给7000年前的青莲岗人。乾隆时期被圈在土地上的农民已经很难感受到祖先们那种与天地共鸣的感动了。无论人类怎么发展，无论哪个团体讲的故事如何动人，作为一直没有停止演化的“猴子”，人的思想和身体一定是向往自由的，而帝制中国时期帝王最擅长干的事情就是禁锢民众的思想和身体。

黄岗人用骨器磨制的箭头（祁宏 摄）

假如我们赤手空拳地来到7000年前的青莲岗，看着他们用着简单工具磨制精美的骨器一定会羡慕不已，自己在旁只会显得笨手笨脚，帮不上什么忙；而一个青莲岗人如果穿越到现在则更有喜感，他会急匆匆回老家看看，然后惊讶地发现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大河（淮河）居然没了。相信当他知道后世以诸位皇帝领衔各位玩家居然将在淮安大地上流淌了近十万年的淮河给玩没了，一定会倒过来喊我们叫“小祖宗”。如果他非要追问我们一句大河是什么时候没了的，我们只能告诉他是在慈禧老公手里玩没了的，至于慈禧是谁，问度娘去。

淮安进入了玉器时代

在2018年江苏省考古学会年会上，淮安黄岗遗址被认定为江苏省2018年度重大考古发现，称它“属于青莲岗文化序列”“不仅丰富了淮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而且大大提升了淮河流域在构建中华早期文明中的地位。自成谱系和发展序列的淮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我们常常将黄河比喻成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淮河就是小姨妈了，而淮安主要是由小姨妈带大的。这个比喻的狗血之处在于，黄河母亲一直试图抢夺淮安的抚养权，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她们的互相争夺构成了决定淮安兴衰的主脉络。南宋之后，脾气暴躁的母亲更是一巴掌扇退了小姨妈，接管了淮安，从此淮安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清末，黄河母亲北上，淮河小姨妈入江，淮安一时成了清王朝和大自然的双重弃儿，跌入谷底。

考古中发现，黄岗遗址虽然出土了很多物件，却没有玉器，说明在青莲岗人活跃的年代里中华大地尚未完全进入玉器时代，因此青莲岗及黄岗基本没有成熟的玉器出土。不过很快这个遗憾就被复兴镇城头村遗址给弥补了。城头村遗址距今约4000～5000年，属于良渚文化晚期遗存（良渚古城遗址2019年7月6日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淮安城头村遗址也在2019年被评为省级文保单位）。城头遗址目前尚未进行大规模的考古挖掘，但专家们相信会有不少玉器出土。既然当时中华大地已经进入玉器时代，淮安也不会落后。四五千年前的淮安绝不是孤岛，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蛮荒，应该有很多陆地和水上通道与外界相连。当然，在城头村遗址4000～5000年的土层中也不会有青铜器出现，如果有，中华文明史就要改写。当我们以足够粗的线条（比如以一千年为一个单位）看一块区域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个人意志几乎可以忽略，比如5千年前淮安必有陶器，4千年前淮安必有玉器，3千年前的淮安必有青铜器，这和当时是哪些部落酋长统领淮安，他们个人对陶器、玉器或青铜器是否持抵制态度无关。

城头村遗址航拍（来源： 江苏网）

无论是六七千年前的青莲岗人还是四五千年前的城头人，他们来自哪里，又迁徙到何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到四千年前时，距他们千里之外黄河中游的各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建立了国家，他们所生活的这块土地就是“中原”，于是中国的空间成长故事就从“中原”开始，然后向外延伸，它的成长速度以人的一生时间为尺度来衡量似乎很缓慢，但放在上百万年的智人进化史中则无疑是极速扩张，从一百平方公里大小的洛阳盆地起步到实际掌控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秦朝也只不过用了一两千年的时间。“中原人”率先掌握了青铜器，掌握了文字，在他们的文字里，东边的部落被并不友好地称作东夷，淮安所在区域有个更细化的称呼——淮夷。自此，中华大地上如青莲岗时期那种满天星斗无中心的多元格局结束，变成了月朗星稀有中心的多元，这个“月”就是我们常说的夏商周，淮夷部落不可避免地受其节制。也正是因为如此，淮安跨进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清末及民国时期学者写淮安历史无不是从淮夷开始。

我们对于3000年以前的淮安了解，也就大致如此了。

淮安大地上神秘的三角函数　

古淮河发源于桐柏山，东流经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由盱眙入江苏界。进入江苏后的淮河如同一条飘动的丝带，上下（南北）摆动，飘逸而顺滑，也许是天意巧合，其中摆动幅度最大也最为精彩处恰是今淮安最核心地段。

面对先秦时期淮安周边地图，如果我们开个脑洞，在地图上建立一个坐标系，以淮安大剧院为坐标原点，指向大海方向为坐标轴正方向，你会惊奇地发现淮河的走向就是一个标准的三角函数图形，这个波形沿着今天的翔宇大道随着“小火车”一直跑到古末口站，然后转向东北经过高铁站到青莲岗。学过高中数学的都知道这个函数是y= -sinα 。古末口位置在α= 1/2π处，高铁站在α=π处，而青莲岗则在α= 3/2π处，这纯是巧合吗？未必。青莲岗位于河南岸，也就是淮河下游转弯最激烈处的凹面。在其它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先人们选择凹面的青莲岗而不是对岸的凸面自有其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凸面河岸会因河流冲击而逐年溃退，凹面的河岸却会因泥沙淤积逐年递进，凹面会给先民们带来更多的土地与安全感。

沟通江淮的末口为什么在波形的最下方？淮河有个特殊之处，大的支流全在北方，因而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是天然隔绝的，江南地区和中原地区无自然的水道直接相通。大自然十万年前给华夏大地布置下这样的地貌和水系，人工河流邗沟的开凿就是迟早要做的事情，夫差不做，其他人也要动心思去做。因此邗沟开凿时间和开凿人可能会有不同，但邗沟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开凿；而一旦开凿邗沟，从淮安末口入淮几乎是必然地选择。因为末口位置就在那个函数α= 1/2π位置的正下方，沟通江淮必然要借用古射阳湖等天然湖泊，古末口就在离射阳湖口最近的位置上，这是每个理智工程设计者不二选择。有了末口，继而人群在这里集聚并最终形成山阳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与末口及山阳县发展极其类似，处在青莲岗北岸的涟水城兴起逻辑也是如此。涟水县处于波形凸部，因此北部河流想引入淮河，涟水城所在位置便是最佳选择。如果历史可以倒带，重来一遍的话，山阳与涟水还会在这个位置兴起，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天意很大程度上就是大自然布好局之后的地利。

淮河在淮安大地摇摆出漂亮的波形，吸引着最早先人们在此定居生活，继而催生了淮安在唐宋时期的高度繁荣。当明万历之后，这个神秘波形从淮安大地上逐渐隐去时，帝制中国时期的淮安迎来了末日狂欢，并很快陷于死寂。

当下，这个波形两侧区域活力四射、愈发精彩，让人不禁感慨，如果一座城市真有地脉的话，那么没有什么比这个存在了十万年的淮河函数波形更适合代表淮安地脉了。

不是针对谁，论“运河之都”淮安才是NO.1　

如果吴王夫差知道后人把开凿邗沟作为他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一定会笑出眼泪的，同样如果让自杀前的夫差重新来过，他一定不会在公元前486年就早早地开挖邗沟了。

春秋末期，世态悄然发生变化，以前那种有限的、较为克制的、有一定礼仪性的争霸战争已变得落后、不合时宜；以灭国、杀人为最高目标的总体战争时代悄然到来。傲娇的夫差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仅仅在表面上打服了勾践的情况下就急冲冲北上争霸去了。在他心中，中原才是好莱坞，作为一个爱走秀的年轻人怎能仅仅满足在江南地区的风光无限呢。夫差手下的伍子胥和孙武都意识到了这种形势的变化，却在此时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邗沟示意图（来源：《文史淮安》杂志创刊号）

为了北上争霸，夫差就必须开河，开河倒不是为了运兵，而是为了运粮，他需要将大本营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到他争霸的北方战场，邗沟就是夫差为争霸战给出的答案，因而邗沟是争霸思维而不是兼并思维的反映，邗沟对吴国的迅速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千多年后另有一个杨姓男子重蹈夫差覆辙，他们都做了对人群整体利益有利却加速自己灭亡的傻事。历史的吊诡在于，它不但有自己规律，还有自己的节奏，你明明做了一件符合历史规律的事情，但只要节奏不对，依然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夫差和隋炀帝两个冒失鬼都为此付出了家破国亡的代价。

对于邗沟，单纯从这条河被称作“沟”就可见这条河不会很宽大，可邗沟开凿意义却十分重大，它的开通标志着大运河的诞生，同时它一南一北一对双胞胎兄弟城市也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哥哥叫扬州，弟弟叫淮安。之所以说扬州是哥哥，是因为邗沟是由南方的政权吴国开挖的。既然大运河的第一锹是从扬州开始的，因此今天扬州自称是大运河的“原点城市”“运河长子”名副其实。那么当时有没有可能由北方政权开挖，让淮安成为哥哥呢，基本不可能。因为南方湖泊沟渠多，水军强，因此北方政权不会没事找事引狼入室的。很多历史现象背后自有其逻辑，这是历史研究带给我们的主要乐趣之一。

清代康熙年间江南省淮扬道辖境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既然说到了运河，我们聊一下关于“运河之都”的话题。宽泛意义上讲凡是在大运河边并且历史上某个阶段曾经繁荣过的城市都可以称为“运河之都”，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有很多；但如果我们较个真，要在所有这些“运河之都”中分出谁是“王者”谁是“青铜”，那么淮安和扬州首先就胜出。纵观运河开挖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淮安、扬州这两座伴运河而生的城市与大运河结缘之久、之深是所有其他城市远不可比拟的。

如果我们非要在淮安和扬州中再分出个伯仲，那么淮安可能略胜一筹。淮安胜在无论是隋唐大运河还是京杭大运河，淮安都比扬州更接近于运河的C位；淮安胜在淮安运口比较稳定且始终运转在城市核心区域，而扬州早早将运口让给了仪征；淮安胜在兼具淮河南北两侧运口，可谓双面开弓，而扬州始终只拥有长江北侧的运口；淮安胜在明清两朝为运河服务的漕运、河道总督均设于此，而扬州只有和运河联系不是那么密切的两淮盐运使；淮安胜在与运河兴衰命运关联度更大，大运河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运势气门一直深藏在这里；淮安还胜在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淮安遗产区和缓冲区面积超过1万公顷，独占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面积的1/7……“天下运河看淮安”，不是宣传夸张，是写实。

有沟必火

2017年7月的一天，在淮安区新城北侧的天恒王府商业街，正在施工的工人惊奇地发现，地下5米处出现约3000平方米的古代砖结构建筑，后经专家初步鉴定是宋代运河古末口段水利遗存，而古末口是淮安城市的原点，有关淮安城市的故事都从这里发端，在沉寂多年后，古末口又以这样一种方式重回公众视野。

有人把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在楚旧地上设淮阴县作为淮安城市史的开端，这种说法至少有两个漏洞：一是淮阴县的设立早于秦灭楚前，秦只是接收楚国的淮阴县城而已；二是明确的文字记载表明今淮安境内盱眙县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设县。综上所述，说淮安城市史始于公元前223年很不妥。

淮安城市的起源当然应该从夫差开邗沟算起，如同清江浦的历史应该从陈瑄开清江浦河算起，而不是从乾隆年间清河县城进驻清江浦算起。为什么说邗沟开通代表淮安城市诞生呢？因为当时邗沟水位高于淮河，需要在末口建堤坝挡水，这导致过往的船只必须通过人工拖运才能过坝入淮，自然地在末口周边形成人口集聚，因而末口就成了历史文化名城淮安的城市起源，也是日后两千多年里淮安城市发展的原动力所在。实际上，自唐开始，人们就习惯把淮安城市诞生与末口出现等同视之，唐朝杜佑的《通典》载：“楚州，春秋时属吴，吴将伐齐，自广陵掘江通淮，即此也。”

1891年，正在翻坝的船只（来源：杭州日报）

淮安、扬州、大运河都在同一年诞生，即公元前486年，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大年”，中华世纪坛铜柱上也刻录下了这一年。因此以后再有人问你淮安的历史有多久，你告诉他：“青莲岗听说过啊，7000年了”；问淮安城市历史有多久，你大声地告诉他“和大运河历史一样长，2500多年了”。

　　我们切不可认为，淮安城市诞生时的中华大地还是一片荒蛮， 要知道此时《道德经》《孙子兵法》这些光耀千古的作品都已经写出，也在这一年，66岁的孔子完成了他对天下苍生命运的高质量思考，说出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对今天人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重要借鉴作用的话语。站在世界史角度看，今天人们熟悉的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温泉关之战（公元前480年）正好发生在淮安诞生前后。当下，人们有时甚至怀疑是不是老子、孔子这些先贤早慧反而透支了接下来两千多年里帝制时期国人的思考力，越到后期国人思想越僵化。

　　如果说华夏大地上淮河是“天造”，那么新开的邗沟就是“地设”，也正是有了“天造”“地设”交汇撞击才有了淮安宝宝的诞生。为了将接下来历史讲得更通俗，我们不妨将7000年淮安史彻底拟人化，分成“十月怀胎、呱呱坠地、邻家有女、初露锋芒、风华正茂、老态毕现”6个阶段，分别对应以下历史时期：

　　十月怀胎——青莲岗、淮夷时期

　　呱呱坠地——公元前486年邗沟的开通

　　邻家有女——秦汉期间淮阴、射阳等县出现及发展

　　初露锋芒——东晋时山阳县的异军突起

　　风华正茂——唐及北宋的楚州、泗州“双子星”时期

　　老态毕现——南宋及元明清的楚州、淮安府时期

“淮安宝宝”诞生地——末口（来源：文史淮安网）

　　对于2500年的淮安城市史，我们还可以将之浓缩成一句话，即：一部古代淮安城市史就是大运河与黄河此消彼长的斗争史。

　　如果还嫌冗长，我们还可以压缩成一个词：有沟必火——有了邗沟，淮安必然红火。

　　历史学“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淮安呈现　　

　　司马迁出于维护汉帝国大一统的需要，用《史记》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成长图，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可以称之为中华历史发展的大爆炸理论。司马迁认为最早的中国是从人口最集中、理念最先进、文化最具有说服力的中原地区开始的，然后迅速向外延伸，教化四方，收服天下。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他建的这个模型有可再完善的地方，比如即便是大爆炸，也是多点爆炸而不是中原地区的单点爆炸，不然我们没办法解释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因此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应该是多点爆炸后的碰撞融合。　

　　借助大爆炸模型看先秦时期的淮安，会帮我们获得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淮安并不是某个大的爆炸点之一，而是两个甚至几个爆炸点爆炸波的叠加地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释，目前淮安及周边发现的先秦时期大部分遗址都在洪泽湖周边，战国时期淮安境内最早的三座县城都在今淮安市偏西部。（另一说，战国时期淮安有四座县城，分别为盱台、东阳、赘其和淮阴，前三座城都在今盱眙境内。）对于淮安而言，早期中华文明主要爆炸点多在西部，因此当三四千年前中华文明一旦启动加速，开始早期的城镇化时，淮安西部由于各种有利条件最先受到辐射，成为此期淮安境内文化最为丰富和发达地区，淮安最初的城镇化本就是一个“西风东渐”的过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斗看似繁乱，实则各有一根主线，春秋主要是晋楚争霸，战国主要是秦楚争霸。在晋楚争霸中，吴国和越国分别充当晋国和楚国的马仔，因此吴越争霸实质就是晋楚争霸。因为有邗沟的存在，淮安算是这场争霸赛的见证者。到战国时期秦楚争霸中，楚国高开低走，至战国中后期，楚国被西边的秦国所逼，国都一路东迁，最后迁到淮河岸边的安徽寿春。寿春和淮安离得很近又可以通过淮河便捷往来，很多楚元素便自然地注入了淮安肌体，于是当时以及往后淮安人常被称作楚人，唐宋时期我们这里更被称作楚州。

　　下表是淮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归属，了解这些对我们了解淮安早期文化属性会有所帮助。

起迄时间

持续时长

归属国

春秋早期——公元前473年

约二三百年

吴国

公元前473年——公元前334年

139年

越国

公元前334年——公元前223年

111年

楚国

公元前223年——公元前209年

14年

秦国

淮安在春秋战国及秦时的归属

　　青铜淮安

　　对于商周时期淮安历史信息的解读，史书里只言片语的记载远不如在淮安出土的青铜器来得实在。和青莲岗的陶器、城头村的玉器闭口不言不同，淮安的部分青铜器是 “会说话的”，通过它上面的铭文我们会了解更多信息。

　　淮安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出土地区，历代都有发现。据光绪《淮安府志》记载，明清时期在修筑高家堰时就曾多次出土过青铜器。但大批量的出土还要到20世纪60年代起，那时淮安进入农田水利建设的高峰期，青铜器先后大批量出土了14批次，共数百件青铜器，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令人惊讶。其中较为著名的两次分别为：1978年高庄战国墓一次性出土176件青铜器，运河村战国墓一次性出土50件（该墓被盗掘严重，实际青铜器数量应该远不止此）。

　　高庄和运河村都位于淮安偏西部的秦时淮阴县周边的高地上，这与唐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达官显贵墓地集中在偏东部的山阳县周边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淮安人群活动集中地带在今洪泽湖（洪泽湖到清初才正式形成）及周边，这与隋以后大运河开通后人群主要集中在大运河边的城镇有明显的区别。

　　淮安出土的青铜器中，年代最早的是1977年在淮安茭陵乡出土的4件商代晚期青铜斝，有3000年的历史，最贵重的是1982年在盱眙穆店乡出土的陈璋圆壶，上有44字铭文，被誉为青铜器中“唯一一件能集先秦金属工艺之大成，能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能体现青铜器最高铸造水平的国之瑰宝”。　

　　纵观淮安出土的青铜器可以发现，淮安直到商代后期才有青铜器出现，明显晚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淮安青铜器逐渐增多，但风格依然是中原地区风格，明显是从中原地区输入的。春秋时期淮安的青铜器多了徐国、吴国输入的途径，战国时期淮安青铜器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出土了齐、燕、楚、蔡多个国家青铜器，同时淮安自己土著制作的青铜器也登上了历史舞台。说明在商朝时作为核武器的青铜器，经过上千年的过渡，到战国时期“核不扩散条约”基本解体，很多小国甚至地方部落都掌握了这一关键技术，预示着天下大乱的来临。

　　这一年，淮安这里成为了国都

　　随着青铜时代的落幕，秦逐渐统一中国。秦灭楚的那一年，日后将秦朝搅得天翻地覆的三个人都生活在淮安及其附近。彼时，刘邦34岁，项羽10岁，韩信约9岁，看着身着黑衣的秦军耀武扬威地进进出出他们的城市，他们知道，他们的国没了。和项羽、韩信以一个孩子的惶恐感知这一切不同，刘邦是以一个足够成熟的成年人眼光看待眼前的变故的。

　　中国能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统一，实现“书同文，车同轨”，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对比一下2000年后的军事强人拿破仑尚不敢存统一欧洲、消灭各国王室、统一语言的奢念就知道当时有多不容易。骄傲的秦始皇拒绝了大臣们提出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政治体制，采纳了李斯的纯郡县制的意见，这样的体制使得处于急速扩张中的秦王朝面临巨大的挑战，给秦始皇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压力。为此，他统一六国后一半的时间都在外面巡游，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试图靠自己的个人威慑力来解决那些深层次的矛盾。

　　有淮安地方志书根据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推测他是经邗沟入淮再由淮河入海的，也就是说他的船队是到过淮安的。细究起来，可能性不大，主要依据是：秦始皇这次出巡已经是公元前210年了，仅仅两年后，项梁、项羽叔侄俩带着江东八千子弟渡江北上到达今天的扬州后，并没有走当时还是曲折迂回的邗沟水路，而是直插东阳，从今天的盱眙渡淮北上。如果秦始皇的船队要走邗沟，他需要做的清淤拓宽工作太多，对于身体已经很不好的他而言完全没这个必要，何况当时邗沟两岸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聚落。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7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一个月后，刘邦在沛县起义，两个月后项羽在今苏州斩杀会稽郡太守起义，可谓星星之火一点就着。

　　到公元前208年，陈胜已败亡，反秦斗争陷于低潮，项梁、刘邦等义军首领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如何办。此时已年届七旬的范增认为陈胜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立楚王的后人而自立，他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角度建议应该顺从民众愿望，扶立楚王的后裔。范增的建议巧妙解决了谁做一把手的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各路首领难免相互猜忌。于是大家很快从盱眙山间找到替人放羊的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熊心被各路首领们尊为新的“楚怀王”，可见各路首领们很看重“楚怀王”这三个字的号召力。

王选了，国都定在哪里呢？大家选择了盱眙城（遗址在今盱眙县城南甘泉山一带），这倒不是因为熊心在这儿放过羊，而是当时的盱眙城确有优点：它是楚国移民聚居地，六国贵族逃散地，秦国在此统治基础并不牢固，民心向着楚国；从地理位置上看盱眙前有淮河大泽阻断，后有会稽、九江两郡故地，也是一个可进可退的战略要地。这样，在公元前208年的6月这个炎热的夏季里，新楚国的朝廷班子就算搭起来了。日后，这个盱眙楚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及其臣属也正是未来楚汉风云的主角。

　　定都盱眙的最大受益者是项氏集团，范增的方略决定未来项氏集团的发展路径和依托的权利中心，奠定了项氏权力合法化的来源。后来项羽以下犯上杀了宋义而没激起大的波澜，在与刘邦等其他义军首领争夺最高权力中一直处于领跑位置，根源都在此。正因为此，后世的人们只要远远望见盱眙城就会想到这段历史，如初唐的骆宾王《早发淮口望盱眙》：“徙帝留馀地，封王表旧城。”更有人干脆把这里称作“项王城”，如唐之淳“行行过淮泗，暂泊项王城”。

　　韩信、枚乘生活过的淮阴城今何在？

　　在秦末大变局之际，淮安的亮相相当不错。今淮安境内淮河以北区域当时没有县城，今涟水县与淮阴区淮河以北部分属于凌县（县城设在泗阳县），淮河以南有盱眙、东阳、淮阴3座城，除了盱眙做过楚国的国都外，东阳城后来成了刘邦抓了韩信后封给自己堂兄刘贾的荆国国都。淮阴虽然没做过国都但因为出了韩信、枚乘这一文一武两大奇才，今淮安市区又在其范围内，反而更受关注。

　　淮阴城筑城及建县最迟在战国后期，当时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淮阴城周边是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在农业社会逢战乱必筑城，后来东晋的山阳城、南宋的山阳新城、捻军时的清河城都是如此。淮阴城因地处淮河之南而被称为“淮阴”。淮阴城位置与青莲岗一样都处于淮河丝带抖动之处的凹处，说明人们在定居、筑城时自有其对水患的考量。不过令人唏嘘的是，本因避水而选址的淮阴城在明清时期却成了全国水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淮阴城的复杂性还在于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淮阴城到东晋时被废除了。东晋大将荀羡（322-359）出于对抗北方政权的需要，在原淮阴城西南不远处重建一个新的淮阴城。荀羡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原有的淮阴城过于狭小（现在一般认为马头镇的甘罗城就是被荀羡舍弃掉的秦汉时期的淮阴城，甘罗城的面积为0.19平方公里，也就今天一个中等小区的大小），与淮阴城的战略地位不相匹配；二是当时地理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作为淮河重要支流的泗水在东汉末年前入淮口一直在今泗洪县境内，到东汉后期突然下移几十公里，从今淮阴区入淮，荀羡选择的新淮阴城位置更有利于防守泗水入淮口。总的来说，荀羡异地建新淮阴城是根据时局发展对淮阴城升级换代的需要。

　　今人对淮阴城的兴趣，主要是针对那座韩信、枚乘童年生活地，“胯下之辱”的发生地，司马迁亲自到访的秦汉时期淮阴城，而不是荀羡后建的淮阴城。秦汉时期淮阴城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现在一般认为就是甘罗城。最先做出这一猜测的是北宋大孝子山阳人徐积，他在《登淮阴古城并序》中说：“盖以传考之所谓甘罗城者，非也。谓之淮阴古城，可也。”大致意思是：“这个城和甘罗有什么关系啊，分明就是韩信当年生活过的淮阴古城嘛。”

　　然而自古以来谁也不敢肯定甘罗城就是秦汉时期的淮阴城。明正德《淮安府志》云：“甘罗城：在旧淮阴治北，或云即淮阴故城。”顾炎武也不敢确定：“甘罗城，在淮阴治北，或云即淮阴故城，相传秦甘罗筑。雨后常于土中得小钱，篆文不可识”。对于顾炎武所说的这些在甘罗城发现的古钱币，学者朱彝尊认为，这些钱不是秦时钱币，而是南北朝时期的钱币。即使到当下，对甘罗城的考古中，也缺乏如东阳城秦铜权那样一锤定音的文物能证明甘罗城就是秦汉时期的淮阴城。因此对于秦汉时期淮阴城位置较客观一点说法应该是：“它大概率就在今天甘罗城遗址上，即便不是，也在甘罗城附近，不会超出今马头镇范围。”顺便提一下，韩信当时还不是淮阴城的“城里人”，现在一般认为他的出生地在今清江浦区的城南乡境内。（关于韩信的更多细节请关注本系列稍后推出的《7000年淮安简史之——人物篇》。）

《禹贡九州图》中的“淮阴”（来源：文史淮安网）

　　然而，即便淮阴城在汉初出了韩信、枚乘，但这并不能改变淮阴城在秦汉版图上无足轻重的属性。秦汉时的淮阴城只是淮河岸边一座很普通安静的小县城，远离政治经济中心，交通上也无优势可言，韩信与枚乘对当时淮阴城发展带动作用也不大。刘邦没有如项羽那样把国都建在自己家乡附近，而选择了关中，这使得淮阴城失去了一次绝佳的发展机遇。

　　当然，帝国初兴时期，小和闭塞未必是坏事，甚至也不意味着无趣。恰恰相反，这是淮安的“萌娃”时期，没那么多的心机算计，也不用强调责任担当，如果生活在彼时淮阴城，倒也可以乐享岁月静好。

　　神秘的射阳县

　　在淮阴县设立一百多年后，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从原淮阴县东南方向分出一块土地另设射阳县。

汉射阳县示意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射阳县的设立与汉武帝治国方略改变有很大关系。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亲政时，汉帝国已经建国67年，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发展，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对内将国家的指导思想由“黄老之学”改为“独尊儒术”（实质为“外儒内法”），对外主张对匈奴强硬，改安抚为征讨。那么大规模征讨的军费如何筹措呢？汉武帝和他的谋臣们很快发现了盐、铁国家专卖可迅速敛财的秘密，于是东部沿海产盐的地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正是在这背景下，射阳与东部产盐的涟水（淮浦）、盐城（盐渎）等县同时设立。

如果站在更宏观的角度看，射阳等县的设立也是中华发展“大爆炸”理论西风东渐的延续。汉初淮阴县东部临海区域特别广阔，随着经济发展，人口逐渐在东部城镇聚集，原先粗线条区划到了一定时候必然要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改变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一个渐进过程，比如秦朝时今江苏境内共有县城22座，到汉武帝时，县城增加到60多座，新增县城绝大部分在苏北，其中4个郡国级城市全在苏北，这表明两汉时苏北的发展要远远领先于苏南。

说射阳县神秘主要是射阳县从设立到南北朝时被撤销共存世500多年，可它的县城位置至今无法确定。“射阳”一定是在射水的北边，可古射水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无法准确定位，而且即便确定了射水位置，也只能给寻找射阳城框定一个大致范围。对于射阳城的位置，实际自唐以来就一直有争议，今主要存三说：一认为在宝应县东射阳湖镇附近；二认为在盐城西大纵湖一带；三认为在淮城西、白马湖北一带。以上三说都源于对历史文献的不同解读，皆无考古依据。近期推出的《江苏地方文化史》中，江苏13个城市一家一册，因为“建安七子”中陈琳是射阳县人，扬州、盐城、淮安三市均主张陈琳为自己城市的文化名人，一时无法仲裁，只能三家各自表述。

射阳山人吴承恩（朱红辉/摄）

　　然而，无论射阳城在哪里，后世公认山阳县继承了射阳县的衣钵，历代山阳县人对射阳二字很有归属感：宋代画家、山阳人廉布自号射泽老农；吴承恩自号射阳山人；榜眼李宗昉在《山阳诗征序》中直接用射阳代指山阳；南开时的周恩来将回忆家乡淮安的文章命名为《射阳忆旧》。当然，外界也公认射阳就是山阳，如黄庭坚赞山阳大孝子徐积说：“射阳三万家，莫贵徐公门”；乾隆《过淮安府》云“漂母祠边暂据鞍,射阳城里彻鸣銮”。

吴承恩故居中的射阳簃（来源：文史淮安网）

　　丁晏曾感叹“淮阴、射阳，昔之所谓名城，封建诸侯者，今则瓦砾不存，废为榛莽”。射阳城比秦汉时淮阴城迟建一百多年，都因到东晋时局发生变化，几乎同时被荒废，今天淮阴城尚有甘罗城遗迹可寻，射阳城则消失得无隐无踪，让人唏嘘不已。

　　当然站在汉武帝角度看，无论是射阳城还是淮阴城，都是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县城，在汉帝国的版图上显得无足轻重，汉武帝新设射阳县时，目光可能会在地图上扫上一眼射阳，却丝毫不会在他心中掀起半分波澜。这与康雍乾时期，三位皇帝无一刻不提心吊胆地关注淮安，淮安每一丝细微变化都能牵扯他们敏感神经形成鲜明的对比。

　　南北战争塑造铁血淮安

　　历史进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马镫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北方的游牧民族优势尽显，迅速在欧亚大陆上兴盛起来，在西边，他们灭掉了西罗马帝国；在东边，他们将汉政权一路向南碾压，好在中国领土广袤，回旋的余地大，仓皇逃窜中的晋政权突然发现中国有秦岭、淮河这一天然南北军事分界线，北方骑兵集团遇到淮河以南众多湖泊沟岔立即威力大减。淮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始为重镇”，以军事重镇的面貌一跃而上中华大舞台显眼位置，进入史书频率明显变高，再也不是淮河岸边那个乖得被人遗忘的小姑娘了。

　　此时地理上改变也助推了淮安的蜕变。原先由泗洪入淮的泗水在东汉末年改由淮阴县对岸入淮，这就使得淮阴城位置变得重要。三国时涟水人陈登对邗沟进行较系统的疏浚，又凸显了位于末口的山阳镇的重要性。而淮阴与山阳周边本身由于气候温润、水源丰足，土地利用率高，在此时农业又得到了发展，这为军队长期驻守提供了米袋子。于是在当时有太多的兵马从淮阴、山阳进进出出，淮安在成为洪水走廊前先成为了兵马走廊。

　　对于南方政权而言，利用江淮地区的水网降低北方骑兵的优势，再利用军事城堡进行防守，消耗北军的有生力量是对付北方军队屡试不爽的法宝。于是一时之间，淮安境内筑城成风，原有的盱眙城、淮阴城、射阳城几乎同时被废弃，代之而起的是选址更优，异地新建的新盱眙城、新淮阴城和山阳城。升级换代后的三城面积更大，城墙更高，位置更好，分别扼住汴河、泗水、邗沟入淮口。除此之外，泗水沿岸淮北地区还有角城、淮阳两座城，这些城池为南方政权构建了一个首尾相顾、可伸可缩的立体防御体系。　

　　然而军事重镇本就是一把双刃剑，它能促进地方发展，也必然直面战争所带来的打击。淮安在被洪水挟持前就早早被军事所绑架，战争完全重塑了淮安的城市分布形态及民众性格。从出土的南北朝时期淮安人的墓地可以发现，此时淮安尚武之风浓烈，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陪葬品中皆有刀剑之类武器，有些甚至有像弩机这样重型装备，反映了当时淮安人对军营型城市的适应。

　　山阳城的异军突起

　　邗沟自吴王夫差开挖后在史书里出现次数并不多，目前可以查到吴王刘濞在“七国之乱”时曾用它运过军粮，同样末口附近的集镇在秦汉期间也不温不火，但到了三国、西晋时期情况悄然发生变化。水网密布的淮安所在区域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当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时淮安是最先受惠地区之一，同时江南地区经过三国时吴国的初步开发已经展现极大农业生产潜力，而淮安是沟通江南与中原的要道之一。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时邓艾在淮安大规模屯田并兴修水利，为灭吴做物质上的准备，西晋一统后，广陵度支陈敏再次疏浚邗沟，使其沟通南北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与此对应，末口附近形成了较为繁华的山阳镇，其繁华程度应该不亚于当时射阳县城。西晋泰始二年（266）龙兴寺（即“正法华院”）出现在山阳镇，因此与“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样，淮安也是“先有龙兴寺，后有山阳城”的。

龙兴寺中的遗存建筑——文通塔（朱红辉/摄）

　　西晋很快就乱了，东晋及后来的南朝都将首都设在南京。南京紧贴江面，好像有长江天险，实际位置非常凶险，如果没有江北的淮河流域为南京提供不断阻截敌军的水网，想要依靠长江天险守住南京的政权很少有成功的，这就使得建都南京的政权必须将势力范围延伸到江北的淮河流域。在当时淮河边有这样一些城市极具战略价值，它们是义阳、寿春、钟离、盱眙、淮阴、山阳。其中山阳和其它城有个本质的区别，这些城虽然都在淮河之南，守的却是淮河北岸支流入淮口，它们大致对应着淮河的颍水、蔡水、涡水、汴水、泗水的入淮口，山阳城守护的却是淮河南岸的邗沟。在东晋君臣心中，淮北是战略盈缩之地，淮南则是生命线，如果北方政权孱弱，东晋就以山阳为前方大本营进攻北方，如果北方政权强势就退守山阳，死守邗沟。因此东晋将领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山阳城的独特战略地位，山阳城在东晋初年的刘隗或荀羡手里首先完成了营建。

　　山阳城真正的贵人是军事强人刘裕，他和山阳城是彼此成全。作为东晋将领时的刘裕将水陆并进的战术玩得烂熟于胸，曾多次借用邗沟北伐，相继灭了南燕与后秦。刘裕自然知道地处邗沟与淮河交汇口的山阳城的重要性，东晋义熙七年（411）他利用“土断”的机会，从广陵郡中分出山阳郡，以山阳镇为治所，山阳镇既令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连升两级，一下子同时成为郡和县的治所，稍后刘裕还逼朝东晋朝廷封自己为宋公，点名索要山阳郡为自己的封地。

　　山阳郡当时下辖山阳、盐城、东城（今复兴城头村）、左乡（今博里三元村）4个县。盐城县即西汉时设立的盐渎县，自并入山阳郡时改称盐城。盐城县和山阳县的渊源最深，自山阳县设立后一直到清末的整整1500年间（即从公元411到公元1911年），盐城一直归属山阳统领，紧紧围绕在山阳身边，从未离开。值得注意的是东城县和左乡县都位于邗沟（东线）之上，说明邗沟对区域整合作用在当时已经初步显现。

　　山阳县的兴起流程是邗沟→集镇→寺庙→建城→设县，明清期间清江浦的兴起流程为：清江浦河→集镇→寺庙→设县→建城，两者很类似，在农业社会的几千年里，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有微小的差别一般是由当时具体情况所决定，比如山阳与清江浦建城与设县的次序不同是由当时军情是否紧急所决定的。

　　东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分裂，动荡不安，却也是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往往是此处战火连天，隔座山隔条河的彼处却是市场喧嚣，战乱并不能抵挡住商队的驼铃马蹄。当历史发展到晋时，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邗沟在商业通道与军事通道之间可以自由切换，都有其重要价值，地处邗沟入淮口的山阳县崛起也就理所当然。自山阳县走上历史舞台后一直是郡、州、路、府的治所，成为淮河下游区域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隋唐大运河开凿又强化了这一点，气势上确有“倚天一出，谁与争锋”的意味。

　　1500年前一段重要记载

　　一般认为，东晋时山阳城大小就是我们看到明清时期淮安老城的大小，成书于1500年前的《宋书》里有段记载可为之佐证。南朝刘宋经过元嘉之治后，国力有所增强，宋文帝刘义隆动起了统一北方的念头，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北伐。此时北魏正是一代雄主拓跋焘当政，呵呵一声冷笑后，拓跋焘亲自带领人马一举击溃北伐军，并且给自己的军队下令：可以不顾坚城在后，兵分5路，大胆向南长驱直入，纵深穿插。这样5股北魏大军如脱缰的野马冲向南方，沿途除了极少一部分宋兵凭借坚固城池防守之外，刘宋守将几乎是望尘奔溃，山阳城就是那少数几个没有投降的城市之一。

　　《宋书》对此记载如下：“太祖（刘义隆）闻虏寇逆，焚烧广陵城府船乘，使广陵、南沛二郡太守刘怀之率人民一时渡江。山阳太守萧僧珍亦敛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台送粮仗给盱眙，贼逼，分留山阳。又有数万人攻具，当往滑台，亦留付郡。城内垂万家，战士五千余人。有白米陂，去郡数里，僧珍逆下诸处水，注令满，须贼至，决以灌之。虏既至，不敢停，引去。”

　　《宋书》这段记载对我们了解1500年前的山阳城特别重要，试分析如下：

　　一、刘义隆听说对方报复性地杀奔过来，就在江北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烧了广陵（扬州）城及附近船只，把广陵的百姓撤向江南，留给对方一座空城。没有撤往江南的百姓和四处流民被安排进入山阳城。这点如同公元408年北魏入侵时，“人民皆保聚山阳”，说明在朝廷和附近百姓心中，山阳城是江北一座足够坚固，可以信任的城堡。

　　二、山阳城规模很大。城内本有居民“垂万家”“战士五千余人”，还有大批外来难民，又加上“数万人攻具”。何谓数万人攻具？因为刘宋政权原先是准备进攻北魏的，攻城自然需要梯子、抛石机之类的攻城器具，这些器具尚未送到前线，北魏军队就已经反杀过来，可供数万人使用的攻城器具自然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被紧急安排进了山阳城，除此外还有送给盱眙的粮食也被临时安置在山阳。这么多人、器具及粮食都能安排进城里，说明彼时山阳城足够地宽大。此外从本书后面叙述中可以知道彼时的山阳城内还拥有法华禅院在内的“山阳诸寺”，可见当时山阳城虽是一座大型军事城市，却又不是一座单纯的军事城堡。

淮安古城墙遗址（朱红辉/摄）

　　三、这段记载也凸显了山阳城的交通枢纽地位。“台送粮仗给盱眙”，即都城南京送给盱眙打仗用的粮食等物资。南京和盱眙今天看近在咫尺，但当时为了走水路却也必须绕“大弯子”，只能从长江入邗沟再入淮河才能送到盱眙城中。“数万人攻具，当往滑台”，滑台即今河南省滑县，是宋魏战争初期双方的主战场。南京的战略物资无论是北上还是西进，到盱眙还是滑台，山阳都是必经之地。地处邗沟入淮口这个节点山阳城，对南朝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四、山阳城选址好。按常理而言，山阳城内集聚这么多人和物，理应最怕对方水攻才对，而山阳太守萧僧珍却反其道而行之。紧闭城门后，主动蓄水准备水淹敌人，敌人居然就被吓跑了，“不敢停”，说明当时山阳城选址较好，既被河湖环绕，又地处高敞。

　　综上可见，山阳城作为一个迅速成长的具有后发优势地域性中心城市的勃勃生机在刘宋时期已经初见端倪。

　　山阳城长寿的达芬奇密码

　　说山阳城长寿，首先指“山阳”这个名字很稳定。自公元411年始，到公元1914年改为“淮安县”止，山阳县仅在南宋期间有47年改称为“淮安县”，其余1456年里都称作山阳县。当然由于它长期是州、府治所，人们更习惯称这里为楚州或淮安。

文通塔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初年（来源：文史淮安网）

　　长寿更为重要的含义是山阳城的位置、大小、格局千年传承，自东晋建成以来基本保持不变，延续至今。雄踞城中心的镇淮楼，地方史专家刘怀玉先生认为镇淮楼和山阳城在东晋年间同时建造，“此地居于城中间，原来地势很高，建此楼原先主要用于瞭望，距今已有1700年左右的历史。”正如清初《读史方舆纪要》所云：“淮安城即山阳旧城，城本东晋初所置。”以往我们对民间流传“铁打的淮城”理解偏向于强调它的坚固性，实际何尝又不是对它千年传承稳定性的最好描述。　

　　我们切不可简单认为，国内很多古城都是如淮安这般千年一贯，如果我们稍稍同国内其他古城做一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淮安在这点上非常难得。考古学家会告诉我们唐朝长安城遗址在今西安市的南郊，洛阳城遗址在今洛阳城的东南，三国时著名的邺城遗址在今临漳县的西南……而我们不需要任何专家告诉，每一个淮安人都知道1600年前淮安古城就在脚下，城中心的镇淮楼依然是今天市民的活动中心，文通塔旁照样迎来送往每天晨练的人群，东岳庙里依旧飘来善男信女的缕缕香烟，可一问这些它们的年龄，都大得吓死人。一千多年来，它们一直以自己方式滋养着淮安百姓。

东岳庙千年银杏树下的屡屡香烟（朱红辉/摄）

　　历史上很多发挥过重大影响力的古城都风吹雨打去，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千年不变，归来仍是少年。是因为此地位置好吗？山阳城选址自然有讲究，它北倚淮河，东临邗沟，周边遍布水渠，却地势高敞。然而从河道冲刷的角度看，山阳城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位置，青莲岗、淮阴城、盱眙城无一不是选在抖动的淮河“凹”处，但山阳城选在“凸”处，历史经验证明，历史上凡是选址在淮河“凸”位置城大都难逃被淹没的命运，比如泗州城、清河城……然而因为邗沟的存在，山阳城就必须遵循服务邗沟这个更重要、更基础的原则，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实在是个冒险的选择，到了明清时期，山阳城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吃够了被河水冲刷的苦，但彼时，山阳城已经重要到了国家不可放弃的地步了。当时朝廷就是投入再多的资金，舍弃周边再多的小城镇也要力保运河畅通与山阳城的安全。

　　山阳建县的日子也正是陶渊明辞官回家写《桃花源记》的时候，冥冥之中似乎预示着山阳的淡然与长寿。山阳城长寿至少与以下4个因素有关。

淮安老城（山阳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风貌（来源：文史淮安网）

　　一、山阳城初建时大小合适。山阳城“周长11里”，面积约两平方公里。秦汉时期的淮阴城以及被称为“蕞尔小城”的角城被废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小，不能满足发展之需。反之，城太大也不好，最典型的是隋朝兴建的大兴城十分宏大，后期无法维护，到明朱元璋建西安城时只能取其十分之一。淮安城大小合适，而且初建者聪明之处是给后代留下了拓展空间。淮安老城北距淮河约3里许，到了宋、明时期，根据当时发展需要，分别在老城北侧增建了新城、联城，而老城不受影响。

　　二、山阳城初始定位好。山阳城是一座有“根”的城市，而不是一座单纯的军事城堡，从建城第一天起就有宗教、文化、商贸活动各种元素渗透的综合性都市。纯城堡型的城市如淮河以北的淮阳城，在国家南北分裂时期很重要，一统后就立即失去了军事价值而被荒废。山阳则在迈入唐朝的门槛后，又赢得了近300年的稳定发展期，基于早期军事因素而形成的城市体系有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元全面发展，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功能区布局也更为均衡合理，最终在江淮间形成一座独具历史特色的名城。这样的底蕴帮助山阳每逢乱世往往能切换顺利，换挡迅速，在统一与分裂，和平与战争，城市和城堡之间切换自如，很快适应新常态，始终保持一个大都市的气度。山阳就是依赖此挺过了最有可能使它荒废的五代和南宋两个时期。南宋年间，楚州郡守吴曦曾准备“撤城移他所”，通判李大性大义凛然说道：“‘楚城实晋义熙间所筑，最坚，奈何以脆播易坚厚乎？’力持不可，乃止。”

　　三、佛教因素不可忽略。山阳尚未建城时，就有占地四百余亩的正法华院，永嘉年间（307-313）西域高僧竺法层长期在此译经。建县之初，最早践行一带一路的法显和尚在刘道怜的护卫下在山阳传法，因此佛教因素从一开始就注入山阳城肌体。佛教因素看似无形，实则特别重要，再强悍的军事征服者，不可能在面对偌大的寺林，高耸入云的佛塔时无动于衷，看看高僧译经场所，听听晨钟暮鼓，一般都会手下留情，如无特别必要，他们不会承担毁掉这样一座综合性城市的骂名。

　　四、人们心里认同因素也应考虑。山阳一旦成为区域中心后，行政区划相当稳定，此后虽有调整，但一直是围绕山阳县为中心。多年的沿袭，“以山阳为中心” 已经沉淀为淮安及周边人群“集体无意识”，成为无形的力量，在一些重要历史关节点，是否废弃一座城往往就取决于官员和民众的保全意志。　

　　一千多年的区域中心城市史，县名未改，城址未变，这种稳定给了淮城延续不断的历史传统和底蕴深厚的文化沉积，孕育了淮城温文尔雅、淡定从容的城市气质，塑造了淮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城市精神。这也正是当下淮安市行政中心迁到淮安古城之侧能得到广泛支持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淮阴不是淮阴，淮安不是淮安”　

　　如果给淮安历史知识出试卷的话，东晋、南北朝时的“侨置”和“土断”虽不是重点，但难题、怪题一定出在这里。先说两个足够震撼的结论：“东晋、南北朝260多年的时间里，今淮安大地上没有淮阴县这个县。”“东晋、南北朝时期在今淮安大地首次出现了‘淮安县’，但却和今天的淮安没有半毛钱关系。”简单概括为“淮阴不是淮阴，淮安不是淮安。”

　　西晋永嘉之乱导致北方人口纷纷南迁，据谭其骧先生估计东晋时北方有八分之一强的人口南徙，南朝人口中，有六分之一来自北方。今淮安因处于南北之间，因而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淮安是北方民众南徙的重要通道，部分淮安人也跟着迁徙大军一起渡江南迁，另一方面部分北方人群将南迁的目的地就定在淮安，所以淮安既有人群迁出，又有人群迁入。

　　东晋政府对于这种大规模人口南迁起初采取的政策是“侨置”，即设置特区。比如淮安人当时主要迁往今常州一带，就在那里设淮阴、射阳、淮浦等县。说是特区，实际就是一种登记机构，并没有一寸土地。迁徙到江南的淮安人在侨置郡县登记后可领侨民证，仍然保持原来的籍贯，不受当地政府管辖，并可以享受免赋税的特权。

　　同样，迁徙到淮安的北方人也在淮安境内设置的州、郡、县。比如淮阴城曾作为侨置的豫州、青州、兖州驻地，山阳城曾作为侨置的兖州、青州驻地，盱眙城曾作为侨置兖州驻地。

两晋人口乔徙示意图（来源：新浪网）

　　侨民不纳税，不负责劳役，长期来看这是政府接受不了的。于是开始“土断”，土断就是实实在在地割出一小块地来给你这个州，这个郡，这个县。让你由原来没有一寸土地的侨置州、郡、县，变成拥有土地的州、郡、县，作为交换条件，取消你不服劳役、不交税的特权。

　　我们先看为何“淮阴不是淮阴”。如上所述，在今常州有了侨置的淮阴县、射阳县，然而原先淮安境内的淮阴县、射阳县并未沦陷。一个王朝是不会允许有两个淮阴县、射阳县存在的，与我们想象的不同，东晋政府保留的是江南侨置的淮阴县、射阳县，撤销了淮安大地上的淮阴县、射阳县。因此淮阴县作为一个县名从东晋初到隋开皇年间在淮安大地上消失了近300年，到隋建立后才复名。原淮阴县城成了北方迁来的寿张县、淮恩县等县的县政府所在地。

前后两个“淮安”非处一地（来源：新浪网）

　　再说“淮安不是淮安”。南齐永明七年（489）的土断， “割盱眙破釜涧以东（今洪泽区共和镇），淮阴镇下流民户一百户”设淮安县。这里的“下流民户”是指从外地迁徙过来的流民。至于县名为什么叫淮安，应该是这些流民原来家乡的名字，因在此之前北魏已经有了叫“淮安”的郡县。这个新设“淮安县”面积大概只有十来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一千人，且只存在了十多年就并给寿张县。史家向来对这个“淮安县”不待见，如乾隆《山阳县志》曰：“淮安之名始见于此，亦今之山阳县地。然其县极小，不久辄废。”因此研究者一般都以南宋绍定元年（公元1228年）升山阳县为淮安军，作为今淮安得名之始，南北朝时这个“淮安县”直接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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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祁宏 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获得者 淮安市政协特邀文史委员

插图 | 张璞 祁宏 校对：徐爱明 卢顺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