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评定步兵连经典战例，暴打日军的这一仗独占鳌头，排名第一

一、战例概况：

1944年8月21日，浦东抗战的新四军淞沪支队在支队长朱亚民的指挥下，设伏浦东六灶朱家店（今六灶镇会龙村），不足一小时的战斗内，一举歼灭日军34人，双方战损比为34:1。

我方牺牲的一名战士毛林生，为在打扫战场时，被一个躲藏在池塘芦苇丛中的鬼子黑枪所致。

此战日军共一个中队47名官兵，平时驻扎在南汇县周浦镇。当日，淞沪支队队部和三个主力中队正好驻扎在南汇朱家店以南的几个自然村里，共200余人，基本全员出战。

朱家店战斗也是自1937年底日军占领上海全境（除租界）以来，被我军一次性消灭日军最多的伏击战。中共浙东区委予以通令嘉奖，并在区委机关报《新浙东报》上专题报道。

此战规模并不大，但由于淞沪支队各组在“攻、守、追、堵”诸环节分工明确，战术运用得当，同时充分利用情报系统和当地群众，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因此，1972年，总参军训部与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在编写《步兵连战例选编》时，将此战选入“进攻部分”，在众多经典战例中排名第一。

二、朱亚民及淞沪支队简介：

朱亚民，原名朱永林，191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14岁时进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1936年去了香港，因成功组织、领导工人罢工引起我党注意并吸收为党员。1940年2月，八路军驻港代表、华南局领导廖承志“钦点”24岁的朱亚民，率“抗日服务团”返沪，正式加入“抗卫二大队”，初期任政治指导员。

1940年10月，“抗卫二大队”争取到了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番号，简称“淞沪五支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受中央军委最高层指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当年夏季，淞沪支队900余指战员陆续渡过杭州湾，跨海南征，转战浙东敌后地区。1942年8月，日军发起对浦东的大规模“清乡”围剿。不久，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通知朱亚民：组织决定派他重回浦东，深入到日军的心脏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目的是保护人民、牵制敌人。

就这样，朱亚民带领着11名便衣武装，换上10支短枪，登上一艘小船，悄悄潜回了浦东。直至1944年11月，党中央公开宣布新四军浙东纵队，并把“浦东支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

在整个抗战期间，淞沪支队共歼鬼子200多和伪军1500多名，策反了数百伪军起义，缴获枪支不少于2500支，成为淞沪地区抗击日伪的核心武装力量。她是在非常艰苦和特殊的环境下成长壮大起来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隐蔽到公开，前后经历了八个春秋。

日伪军对浦东支队的清剿从未停止。然而到1945年11月，淞沪支队随浙东纵队主力北撤时，队伍已发展到1500余人，武器充足、装备良好，还支援了兄弟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多次重大战役。后还赴朝参战，在朝鲜战场上出色地完成了穿插歼敌任务，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首长通令嘉奖。

抗战行将结束之际，朱亚民于1945年8月在战斗中负伤，转移到苏北，而后一路北上，至牡丹江、哈尔滨，曾具体负责东北荣管会的日常工作。解放上海时再次重回松江，担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消灭浦东游击队，日军曾到处张贴布告，“抓到‘诸亚民’（化名）可赏10万元军票”，还多次苦心积虑的派汉奸潜入游击队企图暗杀，但自始至终，日本人连朱亚民本人的真面目都没见过。基于此，解放后朱亚民重回故地，传言有数千人慕名而来，只为瞅一眼当年的“浦东李向阳”风采，可谓万人空巷。

1965年9月，朱亚民任苏州市市长，2012年在苏州逝世，享年96岁。

三、浦东的战略地位：

南汇、奉贤、川沙三县，位于上海东南部，它夹在长江和钱塘江口之间，东南的尖端下垂在东海里，南北长达65公里，东西约40公里，这个地区习惯上称浦东地区，有时也称浦东半岛。黄浦江这条大上海的母亲河，把浦东和浦西一分为二，由于交通阻隔，相对于浦西的繁华都市，浦东当时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荒僻农村。

从地理上看，浦东三面环水，海岸线长达158公里。西北是宽阔的黄浦江，东临浩瀚的东海，南依波涛汹涌的杭州湾，只有西南经金山卫方向有一条通向浦西和杭嘉湖地区的陆路。这里的金山嘴、柘林等地，历来是抗倭御敌的海防要地。1937年“八一三”，日本法西斯就是从金山卫登陆，使国民党几十万守军处于被动地位。

1941年秋天开始，日军忙着拆卸苏（州）嘉（兴）路上的铁轨，改铺在金山卫到松江一线。因此金山卫更可能成为盟军登陆的战略目标之一，故在配合盟国海空军准备反攻之际，浦东的地位也更为突出。

坚持浦东斗争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但这里却像围棋上的一只“死角”，无法取得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直接援助。

四、敌情简介：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浦东成为日伪军驻守上海的战略防地。驻在上海地区的是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军团第十三师团，即小林师团。在上海外围和浦东地区的日军主要是守备队，有近千人。他们扼守据点，不轻易出动，重点布防在沿黄浦江的川沙、高桥、高圩、洋泾、三林一线和南汇、奉贤县城周围。另外，还有讨伐队和宪兵队，担负主动出击抗日武装力量的任务，比较机动灵活，破坏性突击性大。

汪伪和平军在上海郊区是以丁锡山为师长的伪暂编第二军第十三师，驻守在郊区规模稍大的集镇。

国民党政府军败退上海后，又以“别动队”和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名义活动在浦东。

综上，不同政治背景、打着各种旗号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团伙粉墨登场，出现了群雄割据、敌我犬牙交错的混乱局面。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要在浦东立足、开展武装斗争极其不易。

总体上，日、伪把浦东围了个严严实实。大小城镇甚至较大的村庄都设上了据点，“清乡”区四周团团围起了篱笆墙，进出都要检查“良民证”。他们多路出动、分进合击，在指定区域内反复搜剿，朱亚民原话：好比车干河水拷浜头，一条小鱼也漏不掉。我军每行进一步，如同踩在“梅花桩”上一般。

然而朱亚民领导的淞沪支队，恰恰如下棋一样，一步一步、一个点一个点地在敌占区钉下一个个钉子，让日军始终不能对占领区进行有效控制，他们的存在始终令日军如芒在背。

五、浦东地形优劣分析：

浦东地理环境是平原特色，村庄分散而稠密，城镇多位于江河沿岸，彼此间多为河渠阻隔，水面上虽架有小木桥或石桥，但质量普遍较差；港岔河湾纵横密布，河港沿岸自然生长着许多高秆植物，不熟悉的人如入迷魂阵。地下水位高，稻田泥泞；现代化铁路公路稀少，虽有乡村小路穿行于河堤田埂上，但路面狭窄，弯度较大……以往那种“打了就走”的战术无法奏效。

综合而言，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不适合大部队活动，但却适合小部队机动灵活的游击作战。

早在1938年初，毛泽东就发出号召：要依托南方的洪泽湖、太湖周边以及一切敌占区域的河湖港汊地带发展游击战争。他认为，在这种地形上组织游击战争，建立持久根据地的可能性比平原更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他特别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海盗”、“水寇”乃至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作为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六、淞沪支队立足与发展的背景

1、群众基础

因为“清乡”的关系，浦东农村中暂时出现了“真空”地带，但刚开始群众对于淞沪支队的到来充满疑虑，对于反“清乡”信心不足。经过情绪安定之后，朱亚民开始动员和组织农村中热心抗日的青年，成立“兄弟会”之类的秘密组织，建立联络点，整顿情报网。而后找到曾经跟我党有联系的乡长，在正确政策的争取下，大部分人表示愿意为部队工作。

起初阶段，支队只能活动在“清乡”的边沿区域，住的是偏僻小村宅、祠堂、渔民的蟹棚，甚至看坟的小棚，每天换个地方。吃饭群众送，送一次吃一天，没人送就挨饿。艰难环境和敌人引诱，使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

朱亚民清楚地意识到：打胜仗才能灭敌威风、鼓舞士气，主动出击方可打开局面。

2、出击

在群众的支持下，淞沪部队在浦东南汇、奉贤等地发动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如全歼国民党顽军陈龙生，智除恶霸汉奸韩鸿生，三灶伏击战、新场围歼战等等一连串的胜利，忽而化整为零，忽而集零为整，令日寇闻风丧胆。逼着敌人在撤去那些小据点之后，又撤走了三灶、梁典、青村港、钱家桥等几个中等据点，部队的活动范围日趋扩大，重新振作了群众的抗日信心，彻底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七、伏击战起因

众所周知，侵华日军极其残忍，如果在哪里打了他一家伙，他就要在哪里进行报复，大肆烧杀掠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以此镇压和吓唬中国人民的反抗。

1944年，在朱家店伏击战前，日军就时常来村里骚扰，想方设法想要从百姓口中得知游击队的蛛丝马迹。通常是早上抓去逼问，傍晚才放出来。若是有人被抓走很久都没回来，便是被日军枪毙了。有时七八天、长的半个多月，家人才收到通知：去收尸。几乎每一户人家，房子都被日本人火烧过、砸烂过。周边的村民从不说“日本人”三个字，而是说“东洋人”，这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称呼。飞机还时不时前来轰炸、扫射，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

八、战前情报

1944年8 月20日，侦察员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准备配合南汇、新场据点的日军，于次日从周浦出发到六灶，再转向新场，沿途搜索、进行一次“清剿”。该股日军近一个小队40-50 人，小队长龟田带队，没有伪军在其中，装备轻机枪、掷弹筒等。

九、朱家店地形及战术分析

所谓“多算胜，少算损，轻敌危”，朱亚民与队副兼参谋长张席珍连夜揣摩、推演：日军从六灶转向新场，再回周浦，很可能会走朱家店以南这条通向新场的小道。如果经过驻地，就打它一个伏击；如果不经过，就不去动他。

朱家店是个小镇，位于六灶之南、五灶港北岸，在市南口跨五灶港上有一座三堍石桥，是从六灶镇赶往新场的必经之路。桥南不远处，有一个南北向的狭长池塘，池塘东岸是连通朱家店的人行道；在池塘南端、小路路东的宅基是附近唯一的制高点——张家袜厂。在张家袜厂到五灶港南滩之间，是四五百米长、五六十米宽的一片开阔地，地里种着棉花，而且与路西的池塘平行，队伍足够隐藏其中。靠五灶港边及棉花地中央，各有几个土坟墩，棉花地东边又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浜，构成了“两水夹一路”的地形。

综合分析，现有形势并不利于我方发挥侧方的火力，却能最大程度限制日军机动，使其兵力难以展开。日军一旦遭遇伏击，几乎无法迂回到设伏部队侧翼实施穿插、反击。只要封锁石桥，便可堵住日军后撤之路。日军若想逃出包围，只能绕过路西的池塘，沿五灶港南岸向西撤。这自然便于伏击部队形成合围。

同时，朱家店位于日军“清剿”路线的中间，离附近各个据点都较远。一旦战斗打响，外围日军驰援困难，我方容易撤离战场。

值得一提的是，5个月前，浦东支队曾在朱家店附近同日伪的催粮队打过一仗，对地形相当熟悉。这更增加了伏击成功的把握。

十、战前组织和战术部署

为万全之策，朱亚民叫联络员杨金泉到六灶镇，通知镇伪区长王季贤、伪镇长徐志良拖住鬼子在六灶吃中饭多耗一些时间；在六灶镇日军当翻译的方根才也及时给支队送来了秘密情报，锁定了日军的动向：必经朱家店！

朱亚民将支队编成三个中队，分别部署：

1、张锡祚中队的一个班带两挺机枪组成“紧张中队”（一中队），隐蔽在庄稼地南端，正面打击敌人。在战斗中将率先开火，以猛烈火力压制、杀伤日军。

2、赵熊带领“顽强中队”（二中队）二中队部分兵力埋伏在小河浜以东，由陈金达带着机枪埋伏于张家袜厂屋顶，控制制高点。

3、翁阿坤率“英雄中队”（三中队）的一个班，带一挺“九六式”机枪埋伏在五灶港石桥西北，封锁石桥，执行“断尾”任务。他们待战斗打响后便迅速迂回至朱家店，堵住日军归路，并以机枪火力杀伤日军。

在设立伏击圈时，有战士提出用手榴弹设置“诡雷”被朱亚民采纳。“诡雷”就是土地雷：集中16枚手榴弹，4个一组，每隔七八米设置一组。手榴弹被拧去舌盖埋设在路旁，拉环用一根50多米长的麻绳相连，由一名战士操纵。4组“诡雷”间隔布置，杀伤范围相互衔接，覆盖范围长达30多米。即便日军队伍前有尖兵探路．后方的部队也会受到“诡雷”的打击。

特别值得一提的，淞沪支队动员、安排了周边农民，届时照常地在田间劳作，营造出毫无异样的假象，事实证明，日军彻底被欺骗。

一切布置妥当后，浦东支队于22日中午12点前全部进入伏击阵地隐蔽。

十一、伏击战打响

下午1时许，支队观察哨发现日军。虽然在日伪控制区腹地，但日军非常狡猾、并不大意，他们在队伍前方相距20多米派有3名尖兵与向导一同探路，显示出较高的军事素质。这时，事先布置在附近田里的群众如常劳作、没有慌乱，发挥了对敌麻痹作用。

待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朱亚民果断下令开火，顿时，“诡雷”接连爆炸，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子弹呼啸，枪声震耳，硝烟弥漫。日军突遭打击，乱作一团，伤亡惨重。二中队反应迅速，抢占了仅有的几个土坟堆，进行抵近射击。这令日军既不能迂回穿插，也不能就地坚守，只能在狭窄的正面实施冲击，完全处于“活靶子”的境地。

随着战斗进行，日军逐渐从最初的慌乱中反应过来，随即向我军伏击阵地发起反击，试图打开一条通道，向新场据点突围。但是，我方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军的反击无甚效果，逐渐式微。见此情形，淞沪支队立即发起冲锋。人少力寡的日军逐渐不支，开始向石桥撤退。正在石桥执行堵截任务的“英雄中队”的一个班，凭借一挺机枪，很快将石桥封锁，只有七八个日军侥幸跑过了石桥，其余的见状只好绕过池塘向西逃窜。

没能逃脱的日军被迫迎接与我军的肉搏战，另一部分走投无路的日军跳进河中，企图向北逃窜，结果有不少人在河中被两岸的伏兵击毙，少数人上岸后逃走。

主要战斗结束后，伏击部队便分成数个战斗小组搜索残敌。在棉花地中，战士们发现了两个隐藏的鬼子。几个回合白刃战后，两个鬼子当场被斩。可惜的是，在“诡雷”布设处附近搜索时，战士毛林生被一名隐藏在池塘芦苇中的日军士兵打了黑枪，成为整个战斗中我方的唯一伤亡。

这次伏击战从打响到结束不过一个小时，仅13个鬼子带六支步枪逃回据点。缴获掷弹筒1门，机枪2挺、“九九”式步枪十多支（这种步枪是当时日军最新式步枪，可以打飞机），其他枪支20多支，弹药400多发，还有太阳旗、望远镜、子弹盒、钢笔、钞票等战利品。

十二、小结

此战中，朱亚民不惜动用支队全部主力，精心选择伏击阵地，在最大限度上扬长避短。道路两侧的池塘和河浜，令日军很难展开队形：道路附近几乎没有可供利用的掩蔽物，日军难以占据要点组织防御。

石桥西北的“断后”班发挥了关键作用，封锁了日军退路。但为了隐蔽，这个班离石桥过远，战斗打响后没能在第一间堵住桥头，放跑了少量日军。伏击区离石桥过近，日军遇袭后能很快撤退到，也是部分日军逃脱的原因之一。不过，从战场的实际情况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在其他地方进行伏击，我军就要放弃石桥附近绝佳的地形，甚至可能让日军抢占制高点张家袜厂，使战斗形成僵局。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日军的作战素质的确不俗。

以纯军事观点看，指挥员可以让正面部队降低火力强度，与日军形成短暂胶着，为石桥附近堵截的部队争取时间，待我军完成封锁后再发起进攻。这对部队间的配合特别是通信系统提出了很高要求。以当年浦东支队的通信手段，其实很难做到。况且，这样部署会延长战斗时间，增添不确定因素。可见，朱亚民抓住了“地形”这一确保伏击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一战功成。

此战第二天，新场日军驻地敌人用了五、六十担树柴来烧掉尸体，然后封锁了南汇县所有路口、桥梁，对整个南汇地区展开了持续半个月的“扫荡”，他们内心的愤懑和惊恐可见一斑。然而，浦东支队早已根据“敌进我退”的游击战原则，转移至海塘一带休整。

与此同时，淞沪支队通过此战，彻底震慑了当地一些伪军部队。他们纷纷表示与新四军“不再为敌”。这为当地抗战创造了一个良好局面，日伪的第三期“清乡”也顺势被粉碎。

朱德总司令曾经专门论述游击战的九大战术：袭击战术、伏击战术、防御战术、麻雀战术、追击战术、退却战术、破坏战术、围困战术及地道战术。新四军淞沪支队朱家店之战，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朱总司令关于游击战的多种战术精华，是在平原水网地区不可多得的伏击范例；放在整个敌后抗战的大背景下，此战意义非凡。正一个个类似的小规模歼灭战，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其逐渐走向灭亡。

本文作者：黄龙望曙，“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任何媒体、自媒体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读者欢迎转发。

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