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为晋朝选拔了大量人才，为何却饱受诟病

#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所实施的选拔人才的模式最著名的就属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度又被称为九品官人制度，这种制度就是通过各州郡定期推选德才具备名士官员作为人才选拔官员，也叫做大中正。同时有了大中正这种总管地区人才选拔的官员后，还需要其他的一些评选人才的官员，也就是中正和小中正，这些中正基本上都是各州郡闻名的人才。

如果品行和名气达不到要求，那么是很难担任中正这一职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之下，统治阶级渐渐发现九品中正制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并且渐渐显现出其深层的诸多弊端。那么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端在哪些地方呢？为何这种政策一直饱受诟病呢？

一、中正滥用职权，制度缺乏约束

任何一种行政制度，都要有配套的制衡体制，才能明确权责和义务，充分发挥正面作用而避免负面效应。九品中正制在魏国时期经历短暂而卓有成效的初期运作后，因此在一定时期，吏部授予士人官职所依据的品状标准大致就按照这种模版固定下来的，而特定的官职往往对应相应的品状。

官位必须与品状相当，不能超出该品之外。因而在依据品状授予某人相应官职方面，吏部并无多少斟酌回旋余地。决定士人得授官职高低的权力，实际仍然掌握在给予士人品状的州、县中正手中。如果说汉代的乡举里选，毁誉还出于众人之论，那么九品中正，只是"寄雌黄于一人之口"。

也因为中正权力如此之大，又缺乏监督约束，长此以往，种种弊端也就不言而喻了。这就使得民间流传一个说法：若想仕途通达，必须交结中正，并且还得让中正选拔你，由此可见，当时的中正拥有着极高的人才选拔权力。如若得罪中正或中正身边的人，则仕途就会受到羁绊。

二、中正品评人物，徇私舞弊

不过中正品第并非只是一种褒贬虚名，而是和人仕途径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官位必须和品第相当，降品等于免官。纠品状的高下直接关系得授官职大小，评为上品者不仅可直接授予较高的官品，而且享有荫亲的特权。西晋时期，国家施行按官品占田、荫亲、荫客制度，明确规定"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士人"各于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至九族，少者三世"。

高等级品状对应优厚的待遇，自然吸引众多士人唯"品"是瞻，一时间"人人望品，求者奔竞"。为求得上品，士人无不奔走交接担任中正或与中正有关联之人。此种情形无疑给负责品评人物的中正徇私舞弊提供了温床。曾经有官员在担任幽州中正时，就徇私举荐自己的儿子为官。还有的人担任中正期间，直接公开受贿，给多少钱就品定多少等级，也因此被朝廷的御史猛批。

这种利用手中人才任免权职权徇私舞弊的绝非只是少数。担任中正品评人物，徇私舞弊，造成了九品选官制度的腐败，这已经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成为朝廷下的腐败，而那些通过贿赂中正获得高品、取得官职的人，更是与中正结为朋党，相与援助，更加剧了腐败的深入和延续。

西晋末年时期，中正王衍评定人物，位列前茅的王澄、王敦是他的亲兄弟和从兄弟。看似举贤不避亲，然王衍所举人物究竟如何？据载，王澄担任建威将军、雍州刺史、荆州刺史期间，就经常大摆宴席，吃喝用度完全任意妄为，十分奢侈，甚至当外敌来犯的时候，这位刺史还不当回事，继续喝酒作乐。

因为王澄放纵无度，荒废职事，后与王敦交恶，为王敦袭杀；而王敦与从兄弟王导协助司马睿建立江东政权，首级被"悬于南桁，观者莫不称庆"。所以中正评级人物搞徇私舞弊现象十分常见，而朝廷也是知晓这种情况，但是很难做出改变，毕竟九品中正制度是国家选人制度，如果更改了，用什么来替换呢？

三、中正脱离实际，品评无据

魏晋时期，中正的设置分为州、郡两级。州中正多被称为"大中正"或"都中正"，郡中正称"小中 正"或"中正"。之后除某些地方分为州、郡、县三级外，中正的设置基本还是以州、郡二级为主。各位大、小中正或在地方或在中央任职，品评人物品第只能在各自的驻地，于本职工作之余进行。此外，中正之职关乎国家选拔人才的大事，仅有经过司徒任命的高级官吏方能兼任，其人数一定极其有限。

往往是一州设立一个中正，甚至有的中正兼领数州。如东晋王述任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进都督扬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卫将军"，王述所任职事已经不少，还"领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北魏王慧龙"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南朝陈散骑常侍宗元饶"领荆、雍、湘、 巴、武五州大中正"。

学者统计，南朝任中正者，"凡113人，其中州中正89人，郡(邑) 中正24人"。即使当时全国并不统一，就南朝所辖地区、人口而言，中正人数亦远远不足。以一人之精力为众多士人评定品状，怎么完成？纵然完成了，评定的品状又如何能名副其实，恰如其分？

但中正又必须完成其品评士人的职责，怎么办？只能是"采声于台府，纳毁于流言"。时人应璩评论云："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闻与郡县，希疏如马齿。生不相识面，别义理？"形象地揭示了中正脱离实际、品评无据的弊端。

四、品第评定，重家世、轻德才

按照制度来说，品评人物，选授官职，应以德、才为本，家世门第居于次。九品中正制施行之初，中正评定人物品第之后，方"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家世只是一个参考因素。但不久之后，中正品评人物之标准已经发生严重偏差，出现了不顾其品行才德，专重门第权势的风气。"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如西晋王沈"少有俊才"，只因 "出于寒素，不能随世，为时豪所抑"。

因家世而无法获得高"品"，纵然德高才显，也不能任较高官职。刘毅论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时人段灼指出： "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品第评定，重家世、轻德才，使得在官员选拔方面，国家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伤。清代学者王夫之评论道："晋宋以后，虽有英才勤劳于国，面非华族之有名誉者”。

五、品评含混，混淆通才与专才

九品中正制以德才衡量人物，别其高下，分为九等，各以才之所宜，授予相应官职。其选官程序设计乍看起来似乎公正合理，然而一种制度的意义，不会仅仅凭借其本身来证实其合理性，必付之于实施，在实践中方能得到真实显现。九品中正制将人才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再分别品第，加以"天才英博""亮拔不群"五六一类评语。

吏部根据等第和评语斟酌选授。这样的选官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造成官员的任命与升降大致遵循成型的品状标准，而缺乏灵活性。此外，人才有通才与专才之分， "通才"强调某人知识能力的通贯，不重视特定职位所要求的特殊条件和技能。"专才"则注重不同职位之间的差异对人才的特殊要求。具体到每一个人，常常是擅长特定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在其他方面未必擅长。

因此，量才授职，要区分清楚某人的长处和短处，才能发挥选官制度的作用。但实际上中正在品定人物时，仅以"天才英博""亮拔不群"一类评语品评人物才能。简单评语既混淆了通才与专才的区分，又难以使执掌授官的吏部掌握某人的具体专长，从而授予相宜的职位。这是除刘毅论"九品有八损"以外，九品中正制自身无法克服的又一弊端。

九品中正制种种流弊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流弊根源在于其基本属性，即九品中正制本是一种"战时政策"。西晋时人李重论日："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曾经魏武帝曹操死时，子曹丕嗣为魏王。这时正值三国鼎立，曹丕要保住其父留下的基业，急需大量人才。

但由于战乱，原有的地区行政建制 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求生，人口流动也十分频繁，使得汉代一直沿用的乡举里选的人才选拔体制由于 缺乏必需的环境而不能得以施行。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找到一种既适应现实政治环境又快捷易行的方法。九品中正制恰恰就是统治阶级需要的这么一种体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网罗统治阶级需要的大批人才。

西晋卫瑾评日："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南朝梁沈约也曾说过"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促，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这些说法都明确指出了九品中正制设立初期的"战时政策"属性。这一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适应了时代需要，本是选官制度的一个进步，但时过境迁，当和平取代战争以后，这种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特殊制度难以适应新的形势。

和平时期，士大夫们再不用整日里疲于躲避战火，或不得已暂时团结起来共御外敌，而是将充足的精力用于经营仕途，从而使得官僚体系的内部纷争愈加复杂化、多元化。能够满足战争年代用人需求的九品中正制，面对和平时期按部就班却又暗含千丝万缕关联的用人程式，愈加发不相凿枘。其消极因素不断显现，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九品中正制度的利处的确是可以很快地给国家选拔出一大批人才，这个也是魏晋南北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毕竟按照州郡范围内选拔人才，人才的基数就大。同时，这恰恰也是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因为选拔人才所需要的官员队伍太过庞大，庞大到朝廷已经不可能直接进行插手管理，因此，这才造成了诸多乱象。总的来说，九品中正制度败就败在人性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