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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无论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还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财政制度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状态是善治,其重要特质和要素之一则是政府的开放透明。
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滥觞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封闭性和低回应性已愈发不能适应现代民主治理,政府改革运动开始更多地强调服务、责任、透明和回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介入到公民生活中去。透明度倡议已经在过去15年里作为国家合法化和建设更负责任政府的工具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推广。
作为政府信息的重中之重,财政信息公开透明势在必行。中国于2008年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拉开了政府推动信息公开透明的序幕;2015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新《预算法》首次提出“预算公开”,明确了全面规范、透明高效的预算制度改革方向。时至今日,中国的财政透明化实践已开展十年有余,据《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统计数据显示,31个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平均分从2009年的21.71分提高至2018年的53.49分,增长了近30%。然而,中国的政府透明之路还任重道远,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开放性和透明性已经成为当代政府治理的显著标志。政府信息透明化(运动)的实践在过去15年间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浪潮。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正在成为时代的新特征,开放性与透明性必将深刻嵌入未来政府组织架构以及国家治理之中,财政信息公开作为最能体现透明性要求的举措也会贯穿未来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如何在治理现代化的视阈下推动财政信息的公开透明显得尤为重要。
政府因何驱动推动财政信息公开透明?从内在驱动看,政府推动财政信息公开透明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可能带来用于社会保障以及弥补城乡差距等方面的支出增加,体现出公平化的价值取向;控制政府债务规模从而防范与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是政府投资及举债更加理性化和科学化的表现;抑制政府腐败则是民主化、法治化和公平化三者耦合的必然要求。财政透明既然发挥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以及抑制腐败的作用,政府自然有着十足的动力推行财政信息的公开透明。
从外部驱动看,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高涨,民主化理念已经被现代政府奉为圭臬,面对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以及提升公众满意度和政府信任感的需要时,渗透着民主价值的财政透明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依法行政,与此理念高度契合的财政信息公开透明也就势在必行;此外,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给财政公开透明提供着坚实的技术支撑。
纵观中国近10年的财政透明化实践历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缺乏贯彻落实的硬约束和保障机制,诸如:财政信息公开的尺度较难把握,公开的广度和深度仍然不够,信息公开的风气未能培育起来等等。
站在建立未来透明政府以及致力于财政信息公开透明“行稳致远”,当务之急应当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改革:
首先,完善信息公开立法。政府部门对信息公开程度以及范围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使得政府在信息公开上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有权自主决定信息的公开与否,应完善信息公开立法,明确财政信息公开的主体、领域和内容,尽可能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使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依法公开财政信息。
其次,要统一财政信息公开透明的尺度。尺度不同会使信息公开的深度和广度受限,应赋予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充分的权力,使其统一信息公开的模板、尺度和格式等,并由信息主管部门汇总各类政府信息后统一公布。
再次,将财政信息公开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应把财政透明度指标进一步规范化、具体化,由公众对每项指标进行民主评议,并将评议结果作为部门绩效考核的关键依据,使之与政治激励和薪酬激励挂钩以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作用。最后,加强财政信息公开理念培育。要转变公职人员的保密思维,培养公开透明观念和“阳光政府”意识,破除财政“不公开和难公开”的思想观念,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宗旨;同时还需树立服务意识,认真接待公众的来信来访,积极、高效地回应公众的信息公开需求。
部分资料来源:郑浩生,财政信息公开的政府驱动力分析,地方财政研究. 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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