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逃亡，8岁入狱，他靠什么造出中国核潜艇？

今年11月8日，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在京揭晓。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获奖。

此前就有媒体这样评价，彭先生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说实话，提起“中国核潜艇之父”，我们更容易想起黄旭华先生。

2017年11月17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总书记握住黄旭华的手，请他坐到自己身旁。

见黄老执意推辞，总书记又把椅子拉到自己身边，扶黄老坐下。

这一情景让人印象深刻，黄老的事迹也家喻户晓。

那么，到底谁才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对于这个问题，彭士禄曾经亲自解答：“‘老虎’下山了，只好‘猴子’称王，我是被抬上宝座的。”

在他眼中，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而已。

彭士禄真有他自己说得那么微小平凡吗？他具体做了什么工作呢？

01

1954年1月21日，美国东海岸，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玛米·艾森豪威尔穿着时髦裘衣，主持了鹦鹉螺号的入水仪式。

鹦鹉螺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

鹦鹉螺号一启动，瞬间没入太平洋。岸上的人欢呼拥抱，有人亲吻美国国旗。

这艘潜艇横穿大西洋，一口气儿绕过欧亚非三个大洲，最终返回起航地。

其速度和潜航时间打破世界纪录。

最超乎人们想象的是，核潜艇“长途旅行”所用全部燃料只有一颗鸡蛋大小。

如果把它替换成石油，则其用量需要整整90节火车皮。

这种燃料是铀燃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核燃料。

在各种燃料中，核燃料能量密度最高。

1千克铀-235完全裂变产生的能量相当于燃烧2500吨煤炭释放的能量。

冷战刚开始，美国物理化学家艾贝尔森就构想核动力潜艇。但艾贝尔森只在理论层面启发科学界。

很显然，美军上将里科弗则急于将核潜艇用于实战。

里科弗最早认识到蓄电池为动力的老式潜水艇的缺陷——它每下潜一个多小时就要浮上水面充电。

而发达国家在二战中早已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反潜机制：一旦潜水艇上浮，雷达和反潜机就会搜索到它。

鹦鹉螺号核潜艇持久地潜伏在深海，并能够高速灵活地变换方位，这就让当时所有的反潜系统成了破铜烂铁。

做到这一点，美国没有止步。

美国海军不断提升鹦鹉螺号的性能，让它逼近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想象出的同名潜艇。

美国的劲头让苏联、中国紧张起来，也开始着手研发核潜艇。

当时，相对于苏联，中国的底子更薄弱。环顾全球，我们也只能向苏联学习。

1956年，中国方面派出陈赓大将动员在苏联留学的学生，建议学生改行，学习核动力。

当陈赓找到彭士禄时，彭士禄兴奋地表示自己修完化工机械专业的全部课程，正在收拾回国的行李。

“你愿意改行吗？”

一向幽默的陈赓大将认真起来，他试探着问彭士禄。

彭士禄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

这个回答让陈赓意外，他用力握了握彭士禄的手。

二人分别后，彭士禄背上打包好的行李，直接去往莫斯科动力学院攻读核动力专业。

“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每天学十几个小时，晚上12点以前从没睡过觉。”彭士禄心里很焦急，但他能做的只有争分夺秒的学习。

两年后，彭士禄修完全部课程，在1958年4月回国。他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第一批核动力人才归国大大提振了国家的士气。几个月后，国家正式开启核动力潜艇工程。

然而，新中国“一穷二白”，造核潜艇，简直天方夜谭。

更麻烦的是，彭士禄学的都是基础理论，根本没见过真的核潜艇。

组织能提供给他的也只有两张从国外报纸上翻拍下的核潜艇照片，一个从美国买回的核潜艇玩具。

这就是彭士禄能拿到的全部资料。

彭士禄能带领的队伍也是拼凑出来的。

当时国内没有核动力专业，组织从相关专业选拔出50多个大学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来自机械系、化学系、物理系、精仪系……

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听说过核燃料。

“什么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做什么？”彭士禄用这句话鼓励大家。他每天自学核动力知识，再把掌握的内容讲给学生们。

当彭士禄们还在自学基础知识时，1958年12月，苏联的试验版核潜艇已交付苏联海军。

毛主席一直挂心核潜艇的研发工作，他时常询问进展。

当毛主席得知核潜艇工作开展困难，1959年10月，他找赫鲁晓夫商量，希望得到苏联支援。

“核潜艇的技术太复杂，你们中国搞不出来。”赫鲁晓夫傲慢地说道。

赫鲁晓夫看毛主席面色凝重，更炫耀式地要求中国服务苏联，在国内建设长波电台，供苏联核潜艇随时停靠。

“过去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毛主席愤怒地站起来。

随即，毛主席做出批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自此，核潜艇与原子弹一起，成为中国的最高机密。

然而，1959年到1961年，中国正经历严重旱灾，国内异常艰难。

自1959年起，河北省连续200多天无雨雪；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湖北省80%的塘堰干涸……

旱灾让粮食产量锐减，严重威胁到百姓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记录到：“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

“1960年，河南信阳地区，9个县死亡率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困难如斯，核潜艇项目从何做起？

“我们是吃着窝窝头、野菜、白菜根搞科研的。”

很难想象，核潜艇科学家们并没有任何特权，他们过着和老百姓一样的苦日子。吃不上饭，大家全身浮肿。他们咬着牙研发。

然而，1963年，原子弹研发任务行至吃劲处。中央专委决定核潜艇即刻“下马”，把人才输送进原子弹项目里。

抽调走人手后，留给彭士禄的只剩五六个人。

大家只盯着原子弹，没人过问核潜艇。但彭士禄和剩下的几个人仍旧坚守“阵地”。

“当时大家想的就是不断线，人才不流失，为以后的核潜艇工作打技术基础。”

为了看懂更多的外国资料，大家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背单词，头沾到枕头还要在头脑里温习几次。

他们啃书本，上厕所时捧的还是核动力的资料。

终于，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1965年，核潜艇工程也重新开工。

然而，彭士禄接到的任务非常艰巨：在1970年建成核潜艇陆地上的模拟环境实验室——909基地。

命令如山，时间不等人。彭士禄当即带着几百人，打着“搞水电”的旗号，就奔赴四川青衣江畔的大山里。

两三年前，有记者乘车前往909基地，尽管走的是平整的公路，一行人仍被颠簸的“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

那50年前，上世纪70年代的909基地是什么样的？

大山里雾气缭绕，阴暗潮湿，毒蛇蚊虫出没。彭士禄一行人骑着毛驴在深山老林里蹚出一条泥路。

毛驴上不去的地段，他们只能徒步登山。

然而，等他们来到基地，等待他们的只有一块空地，空地上连房子也没有。

他们找了一所乡村小学，把大礼堂借来当宿舍。

在大山里喝的水，来自河沟、池塘与稻田，喝了经常拉肚子。后来他们用明矾处理，缸底沉淀出厚厚的一层泥。

生活条件原始艰苦还是其次，核潜艇的研发需要计算大量数据，他们更害怕古老的计算设备。

几百号人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

为了尽快计算，其他人只能拉计算尺、打算盘。一种方案需要几个人连续计算一个多月。

“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人力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彭老回忆说。

然而，这种方式计算出来的数据很容易出问题。

没几个月，有北京的专家就批评彭士禄，这么计算出的反应堆一定会爆炸。

彭士禄没有回应。但是批评声很快影响到组里同事，导致大家干工作不敢放开手脚。

“怎么可能没有错？错了，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总不能因为害怕就缩手缩脚，听到批评声就和别人无休止的争论下去。”

尽管彭士禄这么鼓励大家，但没什么作用。

“干对了，功劳算你的！干错了，责任算我的！”彭士禄急了，也发出最后通牒。

领头人如此，其他人再无怨言，全心投入工作。

在大山里的第5年，1970年7月18日晚上6点30分，反应堆主机达到功率指标，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开始跳动！

晚上，大家欣喜若狂，场外鞭炮声此起彼伏，彭士禄却在屋里睡着了。在这之前他为了盯进度已经五天五夜没合眼了。

核潜艇搞成了，年底就要出海实验。彭士禄知道后，第一个申请登艇随行。

然而他的爱人马淑英心里很忐忑。她一次次追问丈夫：“有没有危险？”

彭士禄也一次次安慰她：“放心，一定能成功，我有信心。”

然而，能否平安回来，彭士禄并没有把握。

出门前，他用力握了握妻子的手，嘱咐她：“万一我喂了王八，别哭。”

出海试验成功，国家要求尽快将核潜艇列入海军战斗序列。1974年，彭士禄又继续没日没夜地调整数据。

然而，调试过程中，彭士禄感到胃部一阵剧烈疼痛。他身上的衣服一下子被冷汗浸透了。

医生诊断彭士禄患得是急性胃穿孔。手术开刀后，主刀医生的泪水瞬间翻涌上来。

他看到彭士禄的胃上有一个穿孔自愈的疤痕。

这次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这一年，他才49岁。

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入列服役。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可实现核潜艇作战的国家。

为国家做出这等贡献的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02

“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1928年的一个夜里，彭家闯进来一伙人。

蔡素屏刚把儿子彭士禄藏好，就被拘捕了。

“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士禄关于人生最早的记忆。

不久后，母亲蔡素屏被杀害，那年彭士禄3岁。

为了躲避追捕，奶妈带着彭士禄躲进牛棚，先后转移了四五户人家。直到把彭士禄交到他的七叔彭述手里。

彭述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想带着彭士禄去瑞金。

然而途中，彭述惨遭杀害。

同行的小红军背着彭士禄逃跑，只能就近把他托付给一位大婶抚养。

尽管彭士禄侥幸逃脱，但敌人将他看做“红小鬼”，在全国下了搜捕令。

没多久，大婶在家门口发现一具尸体。她预感到彭士禄可能已经暴露。大婶连夜把彭士禄转移到另一户人家里。

此后一年里，彭士禄不停地转移、逃命。而他的父亲彭湃则遭遇厄运，被捕于上海。

生命的最后时刻，彭湃高声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然而，彭士禄的父母，本可以选择一条更为安稳的路。

蔡素屏是广东富商之女，但她主动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当作农民运动的经费。

蔡素屏的夫家产业更大。彭家经营了四代，到彭湃时，已有房产600多间，杂货店40余家，更有多家木材厂、鱼塘、鱼行。

彭家每年佃租收入就超过千石，并有400余石粮拿出去放贷。

“我家族人平均每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彭湃曾回忆说。

然而，为开展农民运动，地主出身的彭湃召集一万多农民到龙石埔广场。

他亲手焚毁自家田契，解放农民兄弟。

彭湃在台上大声演讲:“我祖父遗下产业是由剥削而来的，耕者有其田，从此以后，彭家的租谷全部归还农民兄弟，不用还我！”

毛泽东曾盛赞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中共中央评价其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父母就义，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

4年内，小彭士禄接连转移了20多户人家。

彭士禄说，群众们对他很好。有一户人家很穷，却给他烧肉吃，让自己家的孩子啃骨头。

“我在的每一户百姓再穷也不会让我饿肚子，他们那么保护和爱护着我这个孤儿。我感觉好像工作一辈子、几辈子都还不完这个恩情。”

然而，8岁那年，彭士禄遭叛徒告密，被关进了潮安监狱。

他一进去牢房，竟然见到山顶收留他的大婶。一打听才知道大婶因掩护“红小鬼”而获罪。

监狱饭菜里都是沙子、虫子。彭士禄满身虱子，只有一个破麻袋御寒。

彭士禄10岁时，看守员把他驱赶到广州感化院。他已是病饿交加，瘫痪在床，几近病死。

幸好，1936年，爱国民主人士陈卓凡营救彭士禄出狱。4年后，周恩来打听到彭士禄的消息，把他接到重庆。

“终于把你找到了！1924年我到广州，是你父亲接我的！”

说起彭湃，周恩来红了眼眶。周恩来把彭士禄带回延安。

在延安，彭士禄结束了残酷而漂泊的生活，但早年的经历让他既内向又敏感。

每次周末，别的孩子全跑出去玩耍，彭士禄却老老实实地坐在教室里学习。

蔡畅、贺子珍很快觉察出彭士禄的内向，她们鼓励他，又时常关心询问他的生活情况。

二人让彭士禄称她们“蔡妈妈”、“贺妈妈”。

打窑洞、纺毛线、撵棉线、编草鞋……蔡妈妈什么都自己做。

蔡畅刚毅、乐观的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彭士禄。他跟着蔡妈妈爱上了唱歌，性格也变得豁达开朗。

“我自力更生的精神纯粹是从延安学来的。什么都自己动手，不要靠别人。”

1945年，彭士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也异常珍惜学习机会，周恩来的叮嘱时常浮现在彭士禄的耳边。

“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实现了中国核潜艇从零到有的建设，彭士禄未负父亲遗志。

不过，彭士禄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很快，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03

1974年，也就是中国核潜艇正式服役的那一年。身患癌症的周总理忍着巨痛、强打精神主持了中央专委会会议。

会上，他批准通过“七二八工程”设计方案，拨付6.3亿元资金建设秦山核电站。

之所以建设秦山核电站，还得从1970年春节说起。

1970年的春节前夕，周恩来总理得知上海市严重缺电，工厂减产。周总理指出可以研发核电解决用电需求。

同年2月8日，上海市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开始着手核电项目的论证工作。

然而，科学家们就“七二八”工程的反应堆堆型问题产生了剧烈的争论：是用有经验、有扩散风险的压水堆？还是用更安全、但刚起步的熔盐堆？

当时，学界更支持熔盐堆。

当“七二八”总设计师欧阳予询问彭士禄时，彭老坚决反对熔盐堆。

他认为压水堆可借鉴的经验更多，选择它可以直接投产，避免浪费国家的财力。

彭士禄的建议很快被中央采纳，高层也决定让他再度发挥专长。

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此时的彭士禄，已经有任务在身了。

1983年初，彭士禄受命担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建的总指挥。肩负起中国“核电起步”的任务。

邓公在世时，也特别重视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

1978年到1994年间，邓公就大亚湾核电工程先后做出11次批示。

“深圳要办好两件事，一是建设核电站，二是办好深圳大学。深圳核电站的同志要加倍努力，把工作做好！”邓公的指示斩钉截铁。

然而，当时中国还是核电技术的“门外汉”。

1978年，广东省省委书记王全国在法国见到核电站，他回来说“大开眼界，很受刺激”。

按照欧美国家和前苏联的进度，原子弹成功后，几年内就可以建成百万千瓦容量的核电站。

然而，中国核电比国外晚了20多年。

历届领导都认识到这个“落后”，也都做出重要批示，甚至是死命令，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项工程至少需要40亿美元的投资。

当时中国全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即使全部拿出来，也远远不够。

像别的国家项目那样，坐等国家买单吗？

彭士禄却做出一个惊人决定：主动筹集资金。

他和同事从中国银行贷款3亿美元，又请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投资1亿美元，成立起合资公司。

然而，4亿美元，不过是40亿美元的一个零头。

为了找资金，彭士禄与国务院核电办的同志一周内跑了三省一市，依靠出口信贷和商业贷款募集到剩余的90%资金。

与此同时，他随身带着笔记本，记录下详尽的材料价格、人民币的外币的兑换率等数据。每次得来最新数据，他就急忙修改补充。

这个笔记本起了大作用。

彭士禄最早计算出核电站的造价成本，成本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损失2亿美元的收益，让国家背上5亿美元的债务。

拖得越久，债务越高。

“过去搞核潜艇，最大的难处是没钱。搞核电站，时间就是金钱！”他带着同事们快马加鞭地干。

在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里，彭士禄闭门不出，顿顿吃盒饭。他埋头计算出100多个主参数。

为了盯进度，随时拿主意，彭士禄一连几个月驻扎在广州。

“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当着邓公的面，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董事长佩服地评价着。

就是靠着这股子“抠门”的劲儿，彭士禄又一次在没有任何参考经验的情况下，以最小成本完成一项历史壮举。

1994年2月开始运行，到2018年底，大亚湾核电基地累计上网电量达7098.48亿度。累计少消耗标煤约2.19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74亿吨，相当于种植了约160万公顷森林，约等于8个深圳市的面积。

彭士禄的任务，并未就此停止。或者说，他一人，被当做两用。

1986年，大亚湾工程刚度过图纸阶段，马上要开始施工建设，彭士禄就接到建设秦山二期核电站的任务。

每次他接受的任务，都是中国核工业最棘手的难题，这次也不例外。

由于秦山二期反应堆的堆芯做了调整，从三环路改为二环路，燃料组件从157个减少至121个，整套数据都需要重新设计、计算。

但是，以中国当时的水平拿不下自主设计。大家一致决定从国外引进。

然而，中方代表与日本、德国谈了一年多，始终没有结果。

谈判停滞下来，但是经费止不住地燃烧。

每推迟一天，经费就会浪费一百二十多万元，国家形象也会受损。

团队一筹莫展，彭士禄经过一番思考，壮着胆子给李鹏总理写了一封信。

信里他提出秦山二期必须“以我为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由简到难，循序渐进地攻克难关。

得到批复后，彭士禄又拿出搞核潜艇的精神，开始整宿整宿地计算。

一个星期后，当他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同事们再次震惊了。

年份、型号、规模、投资、数据、图表……彭老在笔记上整整齐齐地誊写出来。

接下来就是施工，施工就代表财富机会。

秦山这块“肥肉”，早就让不少人流下哈喇子。

一些供货商、制造商托各种关系给彭老打招呼，希望彭老拍板，把订单直接分派给他们。

虽然是半路“空降”过来的，彭老却极其强势，坚持公开招标，拒绝一切歪风邪气。

这些人很不满意，他们贿赂了很多人，打着工程的幌子找彭老的麻烦，和彭老争论，各种打小报告。

“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彭老回忆说。

最终，在彭士禄的强势把控之下，秦山二期首台机组建设工期提前47天完成。工程所用的55项关键设备中，47项实现国产化。

整个工程落成，彭老又给国家节省了上百亿美元的资金。

在彭老看来，自己就是一个技术工人。哪里有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不过，他始终相信，没有中国人做不到、做不好的事情。

因此，不论接到的是什么任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他只有一个回答：坚决完成。

事实上，他确实也都做到了。

尾声

在外人眼中，彭士禄不苟言笑，严肃地像一座山，可在妻子马淑英眼中，丈夫更像一个孩子。

彭老戏称自己有两位夫人，马淑英排在第二，核动力排在第一。

彭老晚年时，海军和工业部门代表看望他，送给他一顶印有中国海军核潜艇部队的帽子。

他爱不释手，要常常戴一戴这顶帽子！

1978年，当他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还在工地上闷头干活。

别人告诉他获奖了，他抬头惊讶地问：“我也可以得奖？”

92岁，彭老接受记者采访的那天，他状态不是很好，说话声音很小。可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造核潜艇时，老人突然激动起来。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年轻人，加油，好好干！”

记者说，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彭老连忙摆手说，“中国的核事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干成的，是全体参与人员共同努力来的。”

大国核盾，的确是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用血肉铸造出的。

他们在祖国贫弱的年代，用自己单薄的肩膀，扛起了整个民族的命运。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彭士禄，都是黄旭华，都值得被人民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