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中，有幸保存了一卷西晋文学家陆机的《辩亡论》（上篇），黄纸墨书，工楷写就，字体舒朗俊秀，是敦煌唐人写本中的翘楚。
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他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三国东吴的名臣，家族十分显赫。陆机20岁时，东吴灭亡，他与弟弟陆云退居家乡华亭，闭门勤学，积有十年，成为当时文采卓越的名士。故国的沦亡，祖、父创业的艰辛，促使他进行检讨。陆机以其秀逸的天赋，宏丽的辞藻，仿贾谊的《过秦论》，铺陈出一篇洋洋大论《辩亡论》。《辩亡论》叙述了东吴的兴亡和陆氏家族的功勋，把能否知人善任作为国家兴亡的缘由，议论滔滔，笔势流畅，成为古代政论中著名的篇什，以至保荐他的张华赞叹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陆机著作流传到南朝梁时还有四十七卷，目录一卷，到唐代魏征编写《隋书·经籍志》时只著录了文集十四卷。《晋书·陆机传》上记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有300多篇，流传到现在的也只有诗107首、文127篇，相当一部分都佚失不存了。《辩亡论》因为是文论名篇，被陈寿《三国志》和梁太子萧统《昭明文选》收录，一直流传下来，确属难能可贵。
如果我们把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和《三国志》、《昭明文选》里面收录的《辩亡论》作一下对比，还可以发现书籍传播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写本时代抄录前人的作品其实是不很严格的，在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中，出现了很多异体字、俗字和异文，比较不同文本出现的“如此”和“若此”、“川流”和“顺流”、“而”和“则”、“于”和“乎”等，都是在抄录时根据语气和习惯随意改字的例子。
陆机生活的西晋时期正是纸在文士阶层开始普及的年代，时人傅咸在《纸赋》中称赞纸的优点“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将斯文……”说明了文人对纸的重视。最有意思的是在西晋的洛阳还出现了轰动一时的“纸贵”事件，由于左思《三都赋》写就，“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优美的文章在当时是如何形成热潮，又是如何通过传写在纸上进行传播的。正是由于纸的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普遍出现了一种“手抄口诵”的读书方法，就是为了记诵准确，边读边抄，并不严格择字，有时还“广略去取”，只抄需要记诵的部分；遇到虚字或文辞不当处还经常改易，所以一篇古文传到今天，满是历代传播者留下的痕迹。
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中还使用了一种黄色的涂改液，发现错抄，就把错字涂掉，叫做“雌黄”，我们今天说的“信口雌黄”这句成语，就来源于古人涂字的“雌黄”，意思是随意涂改，这些都是在纸普及后出现的现象，也说明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在抄写时还算是比较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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