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中之天：傅山及其书画艺术

心手纸笔相合，得遇“字中之天”，是傅山对于写字一道的最大期许。他感言道，有时武将蒙童，无意为之，反出奇古，而自诩为书家之人，因作字“卑鄙捏捉”，反而难遇“字中之天”！于是，傅山喟叹：“此天不可有意遇之，或大醉后无笔无纸复无字，当或遇之。”（《杂记》）又曰：“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家训》）无论是“神至而笔至”，抑或“笔不至而神至”，至与不至，皆为天意。此“字中之天”，唯有“积月累岁”，才可于不经意中获得。

来历行事奇：傅山生平

作为横跨明末清初的一代奇人，傅山生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九日，即1607年8月11日，01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图01）

图01

傅山像

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一生拥有诸多名号，来源于其不同时期的身份与心境，在不同时期与环境下变换使用。他最初名鼎臣，后名山，字青主，又字啬庐。而其别号化名更多，如真山、公它、公之它、浊翁、石老人、石道人、丹崖、丹崖子、丹崖翁、朱衣道人、石头、六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红叶楼主、不夜庵主人、不夜庵老人、随厉、崖翁、侨山、侨侨山、侨黄、侨松、侨黄山、侨黄真山、侨黄老人、酒道人、酒肉道人、老蘗禅、闻道下士、大笑下士、龙池道人、居士、道士、道人、霜翁、观化翁、西北老人等数十个。

傅山出生于山西阳曲西村，明亡之后曾几次搬家，并且根据住地不同而变换别号其在居阳曲县黄花山时，别号侨黄；在居太原城东松庄时，别号侨松。在经历过“朱衣道人案”出狱之后，其大部分时间住在现太原市北郊汾河西岸的崛围（原文为“山+围”字）山。傅山安家于崛围山下土堂村，自己却避世山中读书写作、精研学问，山中多福寺正殿旁窑洞即为其“读书处”。山中旧时有楼，曰红叶楼，山顶处还隐藏着傅山行医问诊之处——青羊庵。傅山“红叶楼主”、“青羊庵主”等名号也由此而来。

世人常以“傅青主”之名称呼傅山，其“青主”之号便可能来自其所居住的青羊庵。在傅山《霜红龛集》中，收录了一首《青羊庵》诗文这样写道：“芟苍凿翠一庵经，不为瞿昙作客星。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傅山在这首诗中，名为描绘住所，实则阐发心声：老道隐居于此，并非只为修禅悟道，更为的是心中愤懑不平之气，于这纷乱世道中再添一座不肯同流合污的青峰。

“公它”之号语出《诗经》，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当时人常在诗文中用以称呼傅山。另外，傅山在挥毫书写画之后的常落款署“真山”，则是其道号。源自崇祯十七年（1644）十月清兵攻占太原后，傅山在寿阳山中避乱，拜五峰山五峰寺道士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时，还阳真人郭静中所赐。而在明末清初致力于反清复明运动的傅山，在活动渐趋消沉之时，还保有对人心世道改变的奢望，于是为自己取别号曰“观化翁”。02

傅山的先祖颇有声望，其祖上原居山西大同。至傅山六世祖傅天锡，移居太原府下的忻州。曾祖傅朝宣入赘宁化王府，并因此迁居阳曲。祖父傅霖中进士，官至山东辽海兵备道，战功赫赫。父亲傅之谟不曾出仕，共有三子，傅山排行第二。

虽然早已迁出忻州，但傅家在忻州仍然拥有土地并得以坐收田租，直至傅山一代。祖上的渊源也使得傅山在二十二岁时得以迎娶忻州籍官员张泮之女张静君为妻，生子傅眉。傅眉五岁时，张静君亡故，此后傅山一直未曾再娶，只与儿子相依为命。傅眉生子傅莲苏，小名莲和尚，生女傅莲宝，小名班班。

傅山对于经史的研究也传自家学。六世祖傅天锡以研究《左传》为长。祖父傅霖虽为武将，却对文史颇有兴趣，专攻《汉书》。不曾取得功名的父亲傅之谟则以教书为业。书香世家的氛围使得傅山自小便博览群书，“遂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诸方外书。”十五岁时，应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后又通过考试，成为领取政府薪饷的廪生。

在傅山一生中发生过三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不仅改变其自身命运，而且为其取得满世声望。其一为明亡前，进京为老师袁继咸鸣冤的学潮运动；其二为鼎革之变时，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引发的“朱衣道人案”事件；其三为入清后，为保持气节而拒征博学宏词科考试。

为老师袁继咸鸣冤源自傅山早年于三立书院读书的经历。崇祯九年（1636），袁继咸修复了山西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三立书院，并邀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来此讲学。傅山及其他来自山西各地三百余名生员入学读书。在书院中，傅山很快展露才华，成为个中翘楚。但在书院成立的同年，因受到朝廷党派之争的牵连，袁继咸遭到政敌张孙振以贿赂之罪弹劾。十月，袁继咸被捕入狱，送至北京受审。为营救老师袁继咸，傅山不仅变卖家产筹措资金，还与薛宗周一同率领山西学子共赴京城向朝廷请愿。在京城，傅山及学子们起草疏文，印制揭帖，为袁氏申冤，很快扩大了此事的影响。随后，崇祯十年（1637）一月，张孙振被捕受审，四月袁继咸被判无罪获释。傅山所带头的这次请愿行为可谓最早的学生运动，获得当时人赞誉一片。马世奇所撰写的《山右二义士记》以及傅山自作的《因人私记》等文中都详细记述了此事经过。自此，年轻的傅山被视为山西士林之领袖。

明亡之后，满清入主，傅山坚持气节成为一位遗民，同时亦成为山西反清复明的一员领袖。他四处奔走，以期复国。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湖广黄州府蓟州生员宋谦在山西、河南一带因组织反清复明活动事泄被捕。傅山被其供出为知情人，于六月被捕下狱。在狱中时，傅山几经刑讯，拒不承认与宋谦有过任何往来。后经清廷中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僚如龚鼎孳、魏一鳌、孙茂兰等人的鼎力相助，以及傅山友人弟子如白孕彩、陈谧等人的从中斡旋，终于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傅山在身陷囹圄一年有余后获释，史称“朱衣道人案”事件。案中与傅山一同被捕的其他三位涉案人士萧峰、朱振宇、张锜都受到了绞刑或流放的惩处，唯有傅山未予判刑。其作为山西文化领袖的社会影响，使得傅山成为重点营救对象。

康熙年间拒不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成为傅山晚年又一世所瞩目的作为。康熙十七年（1678），皇帝谕旨下令召集博学宏词科考试，由各地荐举一百八十余位学者参加。这些学者背景身份不一，但无疑都是各地最有名望的士人精英，其中也包括傅山这样的明遗民。康熙帝想借助特考这一手段，拉拢汉族文人为其效力。在当时人看来，参加考试无疑是一种仕清行为。作为坚定的明遗民，傅山最初称病拒绝赴京，后因阳曲县知县戴梦熊亲备车辇极力劝行，而不得不勉强启程。但到达北京的傅山并没有进城，而是住在城外荒寺中，并称老病拒绝参加考试，最后终得返乡。傅山在攸关之时，保持遗民气节，使得世人皆敬重其义行。

可以说，傅山生平遭遇种种奇事，皆出于不共流俗的自我性情。正如其《作字示儿孙》所主张的那样：“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也正因为“心正笔正”的信仰，使得在清初，傅山有奇士之誉。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谓：“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友人毕振姬亦感叹，傅山“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

忽出奇古：遗民与草书

虽然在甲申国变之前，傅山已是誉满山西的学人，但论其书画艺术、学问研究的成就高峰却形成于入清之后。这不能不归结于明清鼎革为傅山所带来的心境与思想上的变化。

身处纷纷乱世，面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现状，天下汉族士人皆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共同问题：忠于先朝，抑或出仕新朝？面对这样两难的历史困境，傅山给出的答案是做一位明遗民。

在崇祯帝自缢身亡后的1644年岁末除夕，满腔愤懑无处宣泄的傅山还在为明王朝兢业守岁——“三十八岁尽可死，凄凄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蒲坐小团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怕眠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甲申守岁》（之一）也许他在追思朱明王朝消亡的教训，也许还在期盼南明政权的复兴。总之，在傅山看来，身处这样一个国变年份中，自顾生计是可耻的，应该有所作为——“自顾亦何隘，乾坤难我庐。星河照双泪，骚楚异三闾。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壶觞愁不解，悔读古今书。”（《自顾》）

于是，傅山不仅出家为道，逃避薙发，参与了山西的反清活动，还在顺治十六年（1659）五十三岁之时，下江南，渡江淮，赴金陵，既兴奋又急迫地试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反清队伍会合。只不过未待其抵达故都，郑军早已失败退走，傅山满眼所见仅是清军的战船战卒，失望与懊恼瞬时占据其心胸。于是，傅山悲怆地写下《金陵不怀古》、《朝沐赋》等诗文，并在《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颔之》一诗中感叹如大梦一场：“北马久无性，南船也不情。侁侁凭战卒，泛泛信风撑。想著如饥惄，经过即厌生。长江三百里，如梦到金陵。”“隐非隐、现非现”，在清初的困境中，傅山为了坚持遗民立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作一个遗民的选择，也促使傅山在书法风格上形成转变。年轻时的傅山醉心于赵孟頫书风，但改朝换代之后，赵孟頫“贰臣”的身份为傅山所不齿，进而对其“熟媚绰约”之书风感到厌烦。傅山认为写字与做人一样，不能带有奴俗气——“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家训》）傅山认为赵孟頫出仕新朝的做法，使得其书法浅薄无骨，带有奴俗之气。

为臣忠心不二、书风雄秀刚健的颜真卿，成为傅山自明亡之后数十年树立的学书楷模。“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作字示儿孙》）国变之后，因家贫而无钱买笔的傅山偶然之中以柳枝代笔，“折来菀菀秋风叶，削去亭亭冷玉苕”，居然写成丑拙奇字，追求的也是颜体书风。“腕拙临池不曾柔，锋枝秃硬独相求。公权骨力生来足，张绪风流老渐收。隶饿严家却萧散，树枯冬月突颠由。插花舞女当嫌丑，乞米颜公青许留。”（《索居无笔，偶折柳枝作书辄成奇字率意二首》其一）这一时期，傅山书法作品如为老友曹伟寿辰所书十二条屏《曹硕公六十岁寿序》，其连绵行草的笔法根源便来自于颜真卿。

正是在比较颜真卿、赵孟頫二人书法风格后，傅山进一步提出“四宁四毋”的书学理念——“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作字示儿孙》）在傅山看来，颜真卿代表的是拙、丑、支离、直率，赵孟頫则体现了巧、媚、轻滑、安排。03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喷涌磅礴、连绵不绝的草书逐渐成型，成为傅山最具辨识性的代表书体之一。

《宿东海倒座崖诗》轴即是傅山连绵大草的代表书作。“关窗出海云，着被裹秋皓。半夜潮声来，鳌抃郁州倒。佛事要血性，此近田横岛。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这一诗文作于傅山奔赴江南与反清队伍会合而未果之时，倒座崖是海州云台山东海边一座悬崖的名字。傅山诗中以抗秦而亡的田横五百壮士为喻，暗指反清复明的将士，其中也隐含了起事失利、反清无望的忧患。整幅书法笔势圆曲，字字牵连，颇具激情澎湃的动势。同时，傅山将行距压缩，极尽繁密，又给人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另外，傅山以浓墨重笔形成涨墨，之后墨色逐写逐淡，笔画粗细、墨色浓淡反差极大，带给此轴如跳跃灵动的节奏感。

体现书家心性的连绵大草还有《忠孝节义》、《不觉诗》等书迹，傅山在诗文中一再强调了“忠孝节义，人之大根，不可不厚”的思想，并以变幻莫测、回旋盘转的草书用笔来体现。

对明亡的反思还反映在傅山读《宋史》后的有感而发：“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无实济。……偶读《宋史》暗痛当时之不可为，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圣人矣，落得奴才混账。所谓奴才者，小人之党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书<宋史>内》）傅山极其厌恶空谈而无实用的理学，并且指出“奴君子”比奴才更为可恶，必须扫除才行。无法亲身复国，身为遗民的傅山只能通过读史、写字的方式抒发心绪。这种读宋史而发的感慨，同样体现在傅山以草书写就《读宋南渡后诸史传》等作品中。

读书观化：治学与楷书

由于受到晚明实学的影响，更因从民族身份的立场出发，如顾炎武等明朝遗民厌恶崇尚空谈的宋明理学，转而主张发展经世致用的实学。04傅山亦是其中代表，认为“宋儒好缠理学。理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傅山手稿一束》）

面对反清复明活动无望的现实，傅山开始潜心读书、精研学问。傅山转向的是相对于经学而言的子学研究。所谓经学，无论其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的“六经”，还是《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诗》、《书》、《易》合称的“九经”，抑或是加入《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的“十三经”，都关涉的是训解儒家经典的学问。傅山认为“经子同等”，儒家不过是百家争鸣中诸子学问之一，亦是从子学中脱胎而出的。因此应当平等看待子学，并对其进行阐释。

对待子学校注这般“学问事”，傅山的态度可谓精研至极，且不以为苦，反而认为治学之乐即在于此。正如傅山在《赠太原段孔佳》文中所言：“学问之妙，莫过于深，故曰‘极深研’。”亦如其《杂记》所言：“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此语大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意。在如此深沉的陶醉中，傅山校注了诸多先秦诸子著作，如《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评注》、《列子注》、《墨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评注》，等等。

在诸子学问中，傅山最崇尚的莫过于老庄之学。傅山自称“学老庄者”，并曾言不读老庄之书便难以启齿说话——“三日不读《老子》，便觉舌本软。畴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注《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舌头，舌头总是软底。何故？政坐猜度，玄牝不著耳。”05

傅山一生将庄子奉为老师，称“吾师庄先生”。他曾感叹《庄子》之高妙不在“六经”之下——“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於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阙。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能悉晓。”（《读<南华经>》）

傅山读《庄子》常发出人意表之声，如其认为“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属作蜩与鸴鸠，为榆枋间快活矣。一切世间荣华富贵，那能看到眼里，所以说金屑虽贵，着之眼中，何异砂土？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读<南华经>》）在傅山看来，未必人人都要追求那前途无量的展翅鲲鹏，其实做个弱小卑微的蜩与鸴鸠，却能超脱世间之荣华富贵，清除奴俗龌龊之见，也未尝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将傅山放逐荒岛，且随身只准带一本书的话，那必定是《庄子》无疑。顺治十年（1653）冬天，傅山“自汾州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华经》”。因为“时时目在，遂写此数篇”，06诸如《逍遥游》、《人间世》、《则阳》、《外物》、《养生主》等。其中《逍遥游》一篇是傅山于“土堂大佛陶之南呵冻”写成，全篇采用精细的颜体小楷。这些小楷《庄子》册页家藏数十年，为傅山最为珍视、留以传世之作。在其晚年托孤时，送给了曾任刑部山西司郎中的李振藻。07

对于其他诸子之说，傅山亦多有评注研究。面对这些年代久远、一般人难以读懂的“奥义奇文”，傅山首先进行整理、校勘、注释，包括文字训诂、读音与考证，等等。在这样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傅山再予以评论、阐发一家之言，治学态度可谓十分严谨。从书写风格来看，这些评注册页大多以颜体小楷精工写就，实为傅山呕心沥血之作（图02）。

图02

傅山

淮南子评注（局部）

行书 纸本 手稿册页

21.3cm×10.5cm

山西博物院藏

除去子学研究，傅山还对史学颇有兴趣。傅山曾在其子傅眉的协助下编纂而成《两汉书姓名韵》一书，书中按韵部罗列《汉书》、《后汉书》中所提及人物，并在每人名下附有简短小传。另外，作为傅氏后人，傅山还收集整理了历代傅姓名人，编成《傅史》一书。《傅史》分上、下及补遗三部分，共收傅喜等94位傅姓名人，傅山对他们逐个进行了评论。08

明亡之后，身为遗民的傅山更加注重读史，并力求从史书中汲取教训。傅山训诫晚辈读书亦要明辨是非——“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左传》、《国语》、《管子》、骚、赋，皆须细读。……廿一史，吾已尝言之矣：金、辽、元三史列之载记，不得作正史读也。”（《训子侄》）傅山对《辽史》、《金史》、《元史》的不认同，正是对现实中满清统治不认同的体现。正如其《读史》所言：“天地有腹疾，奴物蛊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金虎亦垂象，宝鸡谁执雄？太和休妄颂，笔削笑王通。”在傅山看来，天地间、历史中充满了奴物，需要大大扫除一番才行。

傅山对研究及撰写历史的热诚，可从其一方印文为“太史公牛马走”的印章中看出，亦可从其受到司马迁影响的史笔中见出。傅山所撰写的诸多人物传记不仅遵循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建立的纪传体例，而且仿照司马迁的文末评论“太史公曰”，以“傅山曰”、“丹崖子曰”、“野史氏曰”、“闾史氏曰”等来指摘历史人物。09

古今一照：傅山对待“古”之态度

随着时间流转，傅山早年学而未得的二王书风，在康熙朝之后重新回归到傅山笔下。10虽然兜兜转转又复归起点，可这一次不同于年少无知时的生搬硬套，而是历练过后的理性回归。

傅山无疑在王羲之书法中下过苦功，多次临摹《初月帖》、《十七帖》等书迹。只不过对于当时之人皆异口同声称赞的定武《兰亭》，傅山却因反感其“一味整齐标致”而予以否定。在平生所见的三种《兰亭》墨迹中，傅山最欣赏“褚河南临本”，称其“于今野本天渊绝也”，并感叹“褚临本已尔，不知右军真迹复当奈何！”可见傅山对于王羲之的推崇。他通过反复临习褚本《兰亭》，从中摸索王羲之的用笔与体势。

傅山晚年对二王书风的回归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临古态度的转变。其实，自晚明董其昌始，“临”这一千百年来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早已不仅仅是继承传统的途径。临摹不再要求忠实于原作，而变为自我发挥的契机及创作的手段。至王铎时，临古观念更趋拓展，切割拼凑无所不用。处在这样一个古代经典权威式微的时代，心性自由的傅山由此创作出大量“臆造性的临书”。11

傅山所作《临羲之一昨安西疏帖》、《临王羲之伏想清和帖》、《临王献之安和帖》等书迹，即是此中代表。在尺幅上，傅山将原本字体较小的二王草书帖放大临习为巨幅大轴；在字形上，傅山将原本严谨精巧的二王小草改为连绵狂放的大草；在风格上，傅山并未继承二王书风的精致优雅一面，而是学习其高旷豪迈的一面并加以夸张运用。于是，傅山所临写的二王书迹呈现出笔墨酣畅、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而又跌宕起伏的风貌。在对待其他前辈书家如柳公权、王昙首等人时，傅山的临古态度同样如此。

图03

傅山

杜甫绝句四首之一

草书 绢本 轴

196cm×47.5cm

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对于古人的学习，不仅表现在对书风的临摹，还有对文辞的致敬。面对前代诗作，傅山尤其钟爱唐人如杜甫、李商隐、李贺等人，其中又以杜甫诗意最为偏好，曾书写过《夔州歌十绝句》、《漫成》、《杜甫绝句》（图03）等诗句。傅山曾说：“‘史’之一字，掩却杜先生，遂用记事之法读其诗。老夫不知‘史’，仍以诗读其诗。世出世间，无所不有。”（《杂记》）可见，傅山并不认同将杜甫之诗仅仅看作政治现实去解读，而更看重其诗情意境。

出于对杜甫的景仰，傅山曾选批过一本名为《杜遇》的杜甫诗集，后戴廷栻以“丹枫阁”名义刊行。傅山于《<杜遇>余论》中言：“句有专学老杜者，却未必合；有不学老杜，惬合。此是何故？只是才情气味在字句抚拟之外。”又言：“曾有人谓我：君诗不合古法。我曰：我亦不曾作诗，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呜乎，古是个甚？若如此言，杜老是头一个不知法《三百篇》底。”（《<杜遇>余论》）可见，傅山对于作诗学问的态度与其临写书法的态度完全一致，认为一切诗文的精妙奥旨在于能够舍弃旧法、大胆变革，反对仅从字句上追求形似。

傅山对于“古”之态度还影响到其对于篆隶书体的关注。傅山同清初的遗民群体趣味一致，关注古拙质朴的金石文字，追求实地访碑的亲身经历，并在书写中实践这一探索。

图04

傅山

啬庐妙翰（局部）

何创时基金会藏

图05

傅山

夜谈三首之一

草篆 纸本 诗轴

330cm×97cm

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能书写多种篆书，流畅婉转的小篆、质朴生拙的大篆以及源自晚明书家赵宦光的草篆皆在其笔下生发，如《杜审言蓬莱三殿诗》、《啬庐妙翰》（图04）、《夜谈三首之一》（图05）等。傅山特别强调篆隶书体的重要性：“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适发明者一笑。”（《杂记》）“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所谓篆隶八分，不但形相，全在运笔转折活泼处论之。俗字全用人力摆列，而天机自然之妙，竟以安顿失之。”（《家训》）正因出自这种重视，傅山还亲自考释石鼓文，并以小楷撰写成册（图06）。

图06

傅山

石鼓文校释（局部）

楷书 纸本 册页

天一阁藏

对于质朴的汉隶，傅山也十分欣赏。傅山曾以“丑人”比喻隶书：“汉隶之妙，拙朴精神。如见一丑人，初见时村野可笑，再视则古怪不俗，细细丁补，风流转折，不衫不履，似更妩媚。始觉后世楷法标致，摆列而已。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并言：“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杂记》）

贯通各体书风之后的傅山，主张打破篆隶楷行草间的界限，力推将多种书体并置在同一作品中，创作出多种《各体书册》、《杂书册》。正如其所主张的，“打得破时，便处处皆融”（《杂记》）。

傅山对于古意奇趣的追求，还表现为对于异体奇字的使用。在《霜红余韵》等书迹中，都有不少异体字出现。这一风气继承自晚明书家以写冷僻字为傲的尚奇书风。但愈到晚年，傅山书作中的异体字出现愈少，至《太原段帖》几乎消失。这可能源于随着傅山学问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感到古文篆书体系的复杂以及自身知识的有限。12正如其自己所言：“篆籀龙蝌费守灵，三元八会妙先形。一庵去卓无人境，老至才知不识丁。”（《失题》）

总之，傅山对于“古”之态度是主张临古出新的。他自信地说：“吾看画看文章诗赋与古今书法，自谓别具神眼。万亿品类略不可逃。”（傅山《啬庐妙翰》）学古而不迂腐，才能做到？傅山自言别无他法，要有“一双空灵眼睛，不唯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看古人行事，有全是底，有全非底；有先是后非底，有先非后是底；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底。至十百是中之一非，十百非中之一是，了然于前。我取其是而去其非。”（《家训》）

觚拐自有性：傅山之画

傅山其实图绘过不少绘画作品，题材各异，各臻其妙，画风奇迥，别具趣味。只不过，这一切淹没在其狂草盛名之下，常常被人忽视。

明清之际的山西虽然文化不算发达，但书画收藏却颇为可观。这源于明初分藩时朱元璋曾把许多藏于皇室的古书画赏赐诸王，分藩太原的晋王朱便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大量的皇室书画。至晚明，许多官家藏品已流入私人手中，其中以韩霖为最富。明清易代的鼎革之变促使这些古画藏品的再一次迁移辗转。韩霖死后，笃好书画的戴廷栻“二十年勤求不遗余力”，终成清初山西最重要的藏家。北宋燕文贵所作《溪山楼观图》卷，便曾是韩霖旧藏，后归戴廷栻所有。13

年轻时的傅山即以别具慧眼而闻名，并以其精湛的鉴赏力为藏家掌眼，故而对这些古画并不陌生。秦祖永《桐阴论画》中称傅山“辨别真赝百不失一，称当代巨眼”。傅山也曾感叹：“然遭此丧乱，天下名人书画，粪盦灰烬，不知凡几。即幸而未坏，归之市井腥羶之手，劫厄极矣。”（《题宋元名人绘迹》）可见此时流通于市的前代画迹并不少见。同时，戴廷栻与傅山交情深笃，戴氏藏品常经傅山过眼，其所藏燕文贵《溪山楼观图》上便有傅山所题长跋。

亲眼得见古画真迹的经验，十分有助于傅山的绘画创作。戴廷栻收藏中以宋元画最为精彩，其中包括马远、马麟、刘松年、苏汉臣及两宋画院画工所绘之图，故傅山作画得益于宋元人为多。只不过同书法临习的态度一样，傅山虽学宋元名迹却主张化用而来。傅山曾言，丹青绘事“进乎道”，其中“各有性情”，应从中各取所需——“子美谓‘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东坡谓‘兔起鹘落，急迫所见’，二者于画迟速何迥耶？域中羽毛鳞介，尺泽层峦，嘉卉朽萚，皆各有性情。以我接彼，性情相浃，恒得诸渺莽倘恍间，中有不得迅笔、含毫，均为藉径，观者自豁然胸次……斯技也，进乎道矣。”（《杂记》）

除去远师宋元，明清初人梁檀亦是傅山的丹青师友。梁檀，字乐甫，或称伯鸾、不廛，号天外野人、芦鹜居、蒹葭主人、石崖居士，为山西太原诸生，其先祖为回族人。梁檀善抚琴，工绘事，奉教虔诚，与傅山往来交好。在傅山所著《霜红龛集》中，收录了其为梁氏所作《梁檀传》、《燕巢琴赋》等诗文。梁檀所传画作极少，山西博物院藏有一幅梁檀山水画，题为“癸卯秋日，为戴枫仲先生作。”画上另有傅山所书题跋，表明此画其为傅山所藏。14

傅山称赞梁檀之书法能够去古出新：“全不用古法，率性操觚，清真劲瘦。字如其诗，文如其人，品格在倪瓒之上三四倍，非人所知。别一天地也。”（《晋中名能书者》）同时，傅山又极其称赞其大写意画作——“工缋事，年三十许前后，殚精临模古人山水、花鸟、虫鱼，无所不造微。即不屑细曲，一味大写取意。然亦应人责，得意画极少。字不合格，孤洁秀峻，径自标一宗，要无俗气象……斋壁挂青纸泥金画一幅，法用小李，宫殿层复，指谓山曰：“此《天堂图》也。”又画果树一幅，寓其教分布枝叶之相。”（《太原三先生传》）

傅山与梁檀二人不仅趣味相投，而且梁檀“不屑细曲”、“一味大写取意”的画风亦与傅山十分接近。傅山曾于梁檀画上题诗：“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仿佛素心老，微茫冷眼中。伯鸾风雨臼，芦鹜水晶宫。若个琴书解，丹青乱长雄。”（《题梁乐甫画》）从中不难推测，这幅梁檀的花鸟画作图绘的是冬日雪后阳光映衬下的青松、泉水、碎石之景。其实，松石飞泉也是傅山笔下常见的画题。

就传世作品来看，傅山之画以花鸟最多，山水次之，而人物最少。

图07

傅山

天泉舞柏图

纸本墨笔 轴

119.1cm×横59cm

晋祠博物馆藏

傅山的花鸟画多以奇松怪柏、幽兰竹石、雀鸟凫鸭、墨花游鱼等为题。如其《东海乔松图》、《天泉舞柏图》（图07）等便绘画的是汪洋肆意的海水流泉以及盘旋虬曲的青松翠柏。傅山还曾作一首题画诗：“老心无所住，丹青莽萧瑟。不知石苛木，不知木拏石。石顽木不材，冷劲两相得。飞泉不訾相，凭凌故冲激。礧砢五色溅，轮囷一蛟轶。寒光竞澎渤，转更见气力。掷笔荡空胸，怒者不可觅。笑观身外身，消遣又几日。”（《题自画老柏》）亦是借由老树之态，表达自己将心寄托于丹青中的志趣。

另外，傅山还经常图绘“幽德不修容”、“喜逃人采摘”的兰草（《题自画兰与枫仲》）以及“一心有所甘，是节都不苦”的竹子（《题自画竹与枫仲》）。同时，傅山也曾图绘市井平民所喜爱的芙蓉牡丹。只不过牡丹原本的富贵之态，到了傅山笔下早已转变为君子之形——“何奉富贵容，得入高寒笔。君子无不可，亦四素之一。”（《题墨牡》）

就画风而言，《乔木硕果图》、《雨中花鸭图》、《树石双雀图》、《古柏寒鸦图》等傅山花鸟画作，大多构图率意，草笔写就。这样的写意画法并非因傅山才能不达，而是其有意的选择。正如傅山在《画云兰与枫仲漫题》中所言：“老来无赖笔，兰泽太颠狂。……精神全不肖，色取似非长。”傅山看重的是表现对象之精神，而非形色。

傅山的山水画也多以写意手法进行图绘。诸如《户外一峰图》、《五月江深图》、《秋日图》等画作，一方面师法宋人，以范宽矾头石图绘山形，另一方面不求形似，以草草逸笔描摹云水树石。

图08

傅山

《山水六开》之“瓮泉难老”

绢本设色 册页

36.5cm×37cm

故宫博物院藏

除去写意山水，傅山还图绘过不少实景山水。在《傅山傅眉山水合册》中，傅山便以亲身居住过的西村、土堂、虹巢、帛金湖等山西景色入画。在《山水》册页中，傅山还将太原府古城夕照、崛围红叶、天门积雪、土堂怪柏、文笔双峰、瓮泉难老等六处景致图绘出来（图08）。这些实景山水册页描摹相对精细一些，用色也相对艳丽一些，但仍非以精工刻画、再现原状为追求。

在傅山的画作中，写意山水多以墨笔写就，实景山水则多用丹青颜色，晕染敷色而成。无论写意或实景，这些山水画中支离险峻的构图与荒寒率意的画法，使得画面呈现出危险不安的动荡感，给人以奇特的视觉感受。这种富有装饰性的绘画意趣，很可能来源于傅山所能亲见的山西古壁画。这种奇崛之风同样也是傅山毕生所追求的画理所在——“直瀑飞流鸟绝道，描眉画眼人难行。觚觚拐拐自有性，娉娉婷婷原不能。问此画法古谁是，投笔大笑老眼瞠。法无法也画亦尔，了去如幻何亏成。”（《题自画山水》）

画沙乞米：傅山的应酬交往

甲申国变之后，原本家境殷实的傅山境遇一落千丈，不得不以行医、鬻书为生。如果说行医是为求糊口的日常职业，那么鬻书则更多为了求取方便与帮助。在这种情形下，相信“书为心画”的傅山也不得不与现实妥协，书写了大量应酬作品。其在《杂记》中如此说道：“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

正如白谦慎所言，明清鼎革并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并没有对旧有的社会文化结构予以本质上的改革。改朝换代对傅山的政治经济地位虽有直接的损害，但他的文化声望并没受到影响，依然拥有不可低估的文化资本。15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资本，使得傅山书写了大量用于人情往来的应酬书法。

就书体而言，傅山的应酬作品中以行草书为最多。这源于行草书的书写速度较快，可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因为求书人大多在乎的是傅山的名气，所以许多书作在质量上并非上乘，许多无上款的巨幅草书都是写给不谙此道之人。16在傅山行草书应酬作品中亦有上乘之作，大多是为老友书写的赠别或寿序条屏，文字亦多为傅山所亲作，如《晋公千古一快》、《曹硕公六十岁寿序》、《赠李天生诗》等。

图09

傅山

孝经及书后（局部）

楷书 缎本 册页

28.5cm×24.3cm

南京博物院藏

在傅山的应酬书作中，小楷最少，因其耗时费神。但同时楷书难成而易好，最为得书者欢心。傅山的小楷应酬书作多为高官和文坛好友而作。如傅山1654年在狱中为营救他的友人戴廷栻等人作小楷书法，1667年为山西按察副使亦是著名藏家曹溶作楷书《金刚经》赠别，1681年为刑部左侍郎高珩作楷书《孝经》（图09），还曾为时任山西布政使并在“朱衣道人案”中出力甚多的孙茂兰写过小楷。17许多小楷作品，傅山自己颇为珍视，本意为家藏存世。后于临终托孤之时赠予友人，如将小楷《曾子问》（图10）赠予魏象枢，将小楷《庄子·逍遥游》赠予李振藻。18

图10

傅山

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章（局部）

行楷书 纸本 册页

21.4cm×横11cm

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一般不以隶书应酬。这源于当时碑学尚在萌芽，能够欣赏“丑拙古朴”隶书的人为数尚少。19

与傅山往来应酬之人至少有数百人之多。这些人身份不一，既有拒不出仕的遗民学者如顾炎武，又有仕清官员如曹溶、戴廷栻、魏一鳌等；既有旧时同学如毕振姬、魏象枢等，又有新引荐结交之人如王显祚、周令树等；既有和尚道士，又有乡野村民。同时，交往之人地域亦不一，或为江南，或为河北，或为关中，但大多与山西有过交集。

在这其中，戴廷栻可谓是傅山最重要的赞助人。二人的友谊开始于三立书院时期。戴廷栻收藏颇丰，其藏书阁“丹枫阁”堪比冒辟疆之“水绘园”。战乱后藏书散佚的傅山，常常借戴氏藏书来读——“弟往日所看过《国语》、《公》、《谷》二传，皆遗失矣，偶一臆之如梦。求兄所藏此三书便中付弟，特为一点，不难也。《唐诗汇纪》邺架可有否？若有，亦愿借考数月。”傅山晚年的书法汇刻《太原段帖》也是在戴廷栻赞助下完成。于是，傅山常以写书、作画、刻印、问诊等方式回报。《丹枫阁记》、《千字文》（图11）等书迹皆是为戴廷栻所作。

图11

傅山

千字文（局部）

行书 纸本 册页

24.3cm×13cm

山西博物院藏

应酬书法写多了，难免身为所累，心怀抱怨。傅山曾言：“交游一道，不如不交游好。真可与交，不见面亦交。若匪人，日夕倾倒，何益于我？徒陪却好工夫耳！”（《交游一道》）又言：“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哪？点波人应尽，分数自知多。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科。相如颂布濩，老腕一摩。”（《即事戏题》）于是，傅山便想出焚砚、封笔等种种借口推托应酬，晚年常由侄子傅仁、儿子傅眉代笔书写。

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与傅山有所往来应酬之人，同时也构成了17世纪60、70年代的山西学术圈。这对傅山的学术研究及书风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受到圈中风气的影响，傅山晚年全心投入到对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的研究中去，批注《广韵》、访古蓄碑、考据名物。20可以说，傅山的交往应酬为其带来了两方面的作用。虽不时受其所累，却也常拜其所惠。

道士、郎中、父亲：生活中的多重身份

甲申国变，带给傅山的人生转折是巨大的。1644年冬，傅山在寿阳五峰山出家，成为一名道士。道士的身份或许可以庇护其躲避灾祸，或许能够帮助其保持气节，但却并不能为傅山带来任何收入。于是，入清之后的傅山常与饥贫相伴。面对这样的窘境，傅山只能为自己打气：“六极列贫弱，救贫还得强。……薄薄旧田圃，耕耘真道场。”（《耐贫》）

可身为肉体凡胎，衣食住行真是那样也少不得。傅山常为下锅之米、屋上片瓦担心忧愁，不时要写信向友人戴廷栻乞米——“欲至昭馀乞米，所望不奢，三头两石即足”（《与戴枫仲书》）。甚至有年过生日，村中姚大哥信口说要请听戏吃饭，傅山便十分当真，在家中坐等，没想到临近无信，心中惴惴不安。“老人家是甚不待动，书两三行，眵如胶矣。倒是那里有唱三例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甚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的。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眼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吃碗大锅粥也好。”（《书信（失题）》）好在傅山安慰自己，实在不请，便去红十方院庙中与云游和尚同吃一碗大锅粥罢了。至于住处，那更是居无定所，四处搬家。傅山于土堂村之屋，还是顺治十年（1653）魏一鳌捐资三十两所修建。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所具备的学问修养。学养丰富的傅山同样也颇通医理。于是，行医售药成为傅山的糊口来源。傅山于太原开了一间药铺，由儿子傅眉经营，自己则避居郊外。傅山自言：“生理何颜面，柴胡骨相寒。为人储得药，如我病差安。裹叠行云过，浮沉走水看。下帘还自笑，诗兴未须阑。”[《儿辈卖药城市诽谐杜工部诗五字起得十有二章》（其一）]傅山自嘲道，虽然志向在于济世匡业，但眼下的困境只能先行医糊口。

傅山擅长看妇科，亦看儿科、男科等。现仍有其论述女科的《医学手稿》存世，其中详述妇女月经、生产、调养等种种病症，并注有详细药方。21由于其医术高明，专程来找傅山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据戴梦熊《傅徵君传》记载，“登门求方者户常满”，而傅山无论“贵贱一视之，从不见有倦容”。

同写书作画、治学研究一样，傅山行医亦有自己的主张。傅山注重医德，强调儿科郎中尤其需要讲求“慈和恺悌”（《题幼科证治准绳》）。又言医患之间要有心灵相通之缘分才有助于对症下药——“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医与妙药，粗俗者不能治。……故治病多不救者。非但药之不对，亦多属病者、医者之人有天渊之隔也。”（《医药论略》）

在家庭生活中，自其二十七岁妻张静君亡故后，傅山终身未再曾再娶。“断爱十四年，一身颇潇洒”（《见内子静君所绣大士经》）。此时儿子傅眉仅有五岁，之后的生活父子俩相依为命，共渡艰难。

傅山对于傅眉在学问书画等方面的培养颇为重视，这也使得傅眉笔下所呈现出的艺术风貌与傅山极为相似，而在篆书上更胜一筹。成长起来的傅眉不仅成为傅山生活中的左膀右臂，更成为其艺术学问上的知己同好。傅山避世出游，傅眉打理家事；傅山看病行医，傅眉作其助手；傅山批注经文，傅眉一同圈点；傅山应酬无暇，傅眉代为书画；傅山拒不仕清，傅眉亦未曾科考；甚至傅山因祸下狱，傅眉亦牵连同坐。

不幸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十七岁的傅眉先于傅山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打击使得傅山内心十分悲痛。傅山以行草书撰写《哭子诗》以宣泄内心哀恸。全诗分《哭忠》、《哭志》、《哭异才》、《哭干力》、《哭文哭赋》、《哭诗》、《哭书》、《哭字》、《哭画》、《哭经济》、《哭胆识》等篇，记述傅眉生平及其才能。傅山在书写时愈写愈草，并信手涂抹，可见其难以自已的奔流情绪。

带着这样的抑郁情绪，在儿子傅眉走后不久，七十八岁的傅山也故去了。带走的是未能复国的满腔遗憾，带不走的是流传至今的诗文书画。

青主显灵：傅山的后世流传

康熙二十三年，傅山去世了，可是他的故事并没有完结。江湖上，世道中，仍然流传着他的传说。

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傅山会武功的传言。据说傅山精览佛道养生之书，又嗜学岐黄医典，故以道家之吐纳导引、医家之经络走向，结合易筋经、八段锦、紫微八卦舞的动作编成傅氏朝阳拳，写就《傅氏拳谱》、《傅山飞笔点太原》、《丹崖子伏虎记》、《傅道士风峪得天书》等武功书籍。加之其反清复明的立场，傅山成为刺杀康熙帝的一代武林高手，后又被梁羽生《七剑下天山》等小说不断演绎。22

更为后人所传诵的是傅山神奇的医术。在山西，尤其晋中地区，人们对傅山的医术崇拜不已，尊奉其为“仙医”。在一般百姓眼中，诗文书画太过高雅，治病救人才是傅山最大的本事。在医疗尚不发达的上世纪70年代，还出现过轰动一时的“傅山显灵”事件。据亲历者回忆，当时约有数万人跪求显灵之傅青主赐药救疾。而今，“傅山读书处”仍满挂着人们自发所赠的锦旗。“治病救人”、“有求必应”等赞语使得傅山好似变成药王，读书处也似变为庙宇，接受着民间的香火，满足着救苦救难的心愿。

附会到傅山名下的还有《红罗镜》、《齐人乞食》、《八仙庆寿》等杂剧。据说系傅山五世孙傅履巽所辑，后经手抄流传，由近人张赤帜购得，于1934年印行。23虽然傅山平生多与乡野村民往来，在其《霜红龛集》中亦收录《方心》、《犁娃从石生序》等市井儿女的故事，但如此游龙戏凤之情节、插科打诨之言语，实难相信出自傅山手笔。

更有趣的是，本由山西商人雷履泰于道光年间创建的票号，居然也被说成是源于傅山、顾炎武二人商酌而定，利用山西富人之资财以操纵全国经济与银两，用以筹谋反清复明。24不知生前清贫如斯的傅山，若地下有知该做何感想！

与傅山关涉的还有两件吃食。其一为汾酒。这大概与傅山喜好喝酒且自称“酒道人”有关。魏一鳌曾送汾酒给傅山，傅山亦曾喜不自胜的感叹：“侨汾而汾之名酒不可常得。间一沽之，村而已。良酝远至，深快旧肠。酒道人者以酒遗人，真不啻佛之舍身也。”（《丹崖墨翰》）其二为“头脑”。所谓“头脑”，是以羊肉、羊髓、酒糟、煨面、藕根、长山药、黄芪、良姜八种食材混合煮成的白色稠汤，为晋中特色小吃。传说“头脑”为傅山所发明，店面“清和元”的牌匾亦为傅山亲笔所题，其旁还补注了“头脑杂割”四个小字。

以上与傅山相关的种种传说，大多只是民间附会，文献中并无记载。且这些故事大多出现于清末民初这一时段，又多与反清反满曲折相关。可以推想是当时出于形势的需要，利用傅山不与清廷合作的历史事实，加之以民间传说虚构而出。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傅山在民间知名度之广、影响力之大，是傅山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于后世的再现。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变革中，在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书家纷繁辈出的书坛中，傅山之所以能以鲜明的自身面貌独立于世，成就“我来添尔一峰青”之宏愿，源于其为人治学上的坚守，身外之事不妨交予后人评说。正如傅山自己所言：“字原有真好真赖。真好者人定不知好，真赖者人定不知赖。得好名者定赖，亦须数十百年后有尚论之人而始定之。”（《啬庐妙翰》）

“应酬”这个概念，首先是龚继遂提出来的。龚继遂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北大哲学系78级的，我是北大国政系78级的。因为都喜欢艺术，在大学时就有交往。龚继遂比我先到美国留学，我在美国偶然遇到他，结果发现我俩跑到一个领域来了——艺术史。

当时美国艺术史界正在转向社会史的研究，那时候李铸晋先生、高居翰先生他们对“赞助人”概念多少有一点套用。这个概念不太适合中国人，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适合，但是在中国文人圈子里面谈确实有不适用的地方。因为西方的赞助人基本上是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后，他的趣味会影响到艺术家。但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文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很多文人艺术家地位非常高，像董其昌就是一品官。而中国的商人地位很低，论钱也不一定比官僚有钱。也许做个大盐商可能比董其昌有钱，但社会地位呢？根本没法比。

龚继遂在华盛顿大学写的硕士论文就是讨论应酬画。当他第一次告诉我的时候，我简直就要跳起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抓得非常准！龚继遂是哲学系毕业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但他那个文章不是个案研究，而是把应酬分成各种类型，也从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理论角度来谈。

如果说我的贡献，实际上我是把应酬完全放在一个人、一项个案上，通过一个艺术家所留存的大量应酬文字来研究这个现象。应酬这个现象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中国书画的创作、流通、欣赏等等各个方面。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广义的来说应酬的话，像齐白石多少画是应酬画？徐悲鸿多少画是应酬画？古代也是这样，所以这种应酬作品就是一大种类。而在书法领域里应酬其实更多，像傅山是卖字的，而大多数的官僚是不卖字的，他们的字主要是当礼物来送的。

引用雷德侯的一个观点，中国书法是精英的艺术，社会精英通过这种艺术来实现内部的亲和力。应酬就是互相赠送、悬挂，实际上涉及的是整个上层精英之间互相的沟通和加强凝聚力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区隔的问题。我写过一篇英文的文章，也是谈应酬，审稿人是柯律格。柯律格说，这篇文章证明“赞助人”这个概念和模式是不能适应中国的。那么，之所以后来大陆、台湾等地的一些学者都跟着来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应酬”这个概念抓得准，

其实，我提出这个问题还是有现实关怀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一但你成功以后，总有外界非专业的东西就来了，给你各种荣誉。就好像打乒乓球一样，但还好体育界的人还比较有警觉，因为是个竞技艺术。你被别人打败了，就知道出问题了。我们艺术圈不好说，比如出了名以后写得差，质量在下降，照样可以靠名气来混，有名的艺术家的烂画，照样有人买。这就助长了不负责任的应酬风气。

但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没问，也没有办法用实验来证实。那就是，如果像齐白石这样的艺术家不应酬会不会比他现在画得更好？这个问题没法证明。我们中国人笨吗？一点不笨！中国人一到美国，就得诺贝尔奖，或者获得和诺贝尔同级的奖，在各个领域专业的最高奖，得的非常多。可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就不行，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抓住这个问题的原因。我多次提出应酬的问题，实际上也希望国内的人少一点应酬。生活质量提高一点，东西也做得精致点。

为什么选择傅山来谈应酬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说话的方式，有的人应酬很多但他不写出来，就像对待钱一样的，过去大多数中国文人是不怎么谈的，但是有的人就喜欢谈。傅山就恰恰生活在讲话比较随便的时代。在晚明，娶妓女都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还有什么事不能说呢？所以傅山讲话就特别直白，骂人也特别刻薄。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也不光是傅山一个人。所以傅山经常骂：这个烂纸你们要干什么？傻瓜！拿钱买我的破字，我就乱写。所以不见得傅山的应酬一定比别人多，只是他说的比别人多，说的比别人更带有戏剧性。于是我就逮住这个机会，能研究傅山这一个案，用他这个例子把中国的应酬书法说的比较完整。

“应酬”这个概念是受到了别人的启发。我一直讲龚继遂这个“应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比较深，概括能力也比较强，把这个现象用一个词——“应酬”——来概括，而且让大家一下就知道了。我只是把他提的概念更加具体化，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目前大家还都接受，也认为在艺术社会史研究方向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因为它确实切中了中国艺术的要害，影响到创作状态的一个要害。

傅山 草书临柳公权《圣慈帖》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 凭高瞰迥天怡心 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 草书“破书余古香”诗

赵琰哲：在您的研究里，傅山的应酬很多都是跟官员，尤其像魏一鳌这样仕清官员之间的往来应酬。这同时也牵涉到他作为遗民的两面性，有保持气节的一方面，另外还有妥协的一方面。在您之前大家更偏向于一面而不是多面的看待。包括傅山对于赵字的认识，也存在由喜欢，到厌恶，再到包容的变化。所以我想问，是不是在研究傅山或者其他古人的时候容易形成一种固化的看法？如何看待一个人、一个艺术家的多面性？在对待材料时，应该注意什么？

白谦慎：我们过去对傅山的理解比较固定，比较强调遗民这方面。但其实清代初期的人对他们的认识并不是固定的，比较固定的看法反而是后来形成的。生活当中的人就是复杂的多面的。包括大家所熟知的朱光潜、汤用彤等人，他们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他们的思想当中是有挣扎的、有努力想改的一面，也有旧东西反复出来。所以这种多面是存在的，他们的子女、家人、熟悉的朋友是不会吃惊的。

我们之所以在研究中形成固定的看法，一个原因可能受到某种宣传的引导，另一个原因就是研究工作没有细致化。

打个比方，我为什么会讲到傅山与魏一鳌的关系？1992年我去拜访刘九庵先生，他得知我研究傅山，说香港有个叶承耀医生收藏了傅山的18封信。刘九庵先生不知道写给谁的，叶先生也不知道写给谁的，后来是我考证出来这些信是写给魏一鳌的，同时也知道他的身份是个官员。当读了这些信以后，你原有的看法不改变也得改变！这不是理论方法要你改变的问题，而是接触到的材料使得你改变。

我们做研究时接触材料，其实就是从材料中看古代人的生活。像傅山，要酒要粮打官司都需要魏一鳌这些仕清官员帮忙。到了在生活当中根本离不开他们，没有他们的帮忙就很困难的地步。但是从中又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魏一鳌这些仕清官员始终非常维护傅山的正面形象。通过打交道、帮忙，一起维护“汉人不投降”，成全傅山的气节，实际上有这样一种心理上的东西存在。

还有一点可以看到，傅山在写赠魏一鳌条屏的时候，绝口不谈他的官职。就好像顾炎武也是一直得到仕清官员帮助的，但诗集里面就是不收与官员唱和的诗文。官员也不会生气，不会埋怨他装正经。因为仕清官员心里都清楚，历史上肯定是我们背骂名，但现实日子是我们好过一些，所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帮你们遗民，也对得起你们，也减轻我自己的内疚。

这种历史的复杂性是材料告诉你的，不是理论告诉你的。当然怎样把它再上升，展现出这种复杂性？这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说傅山喜欢变来变去，是因为书法确实跟心态有关系。比如说颜字，傅山自己讲了小时候喜欢赵字，明清鼎革之后改写颜字，这是审美趣味的变化。就像我自己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变形写字，现在我写字方方正正的，反而觉得这个东西有庙堂之气，跟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书法与心态确实有这种契合，所以这个不足为奇。

当然傅山为人本身是有多样性，其实他一直在扮演各种角色。但这个角色要说有多大的变，其实也没多大的变，也就是守住一个底线，就算遗民了。至于说跟仕清官员打交道，基本上都是同情遗民的学者型的人，不跟满人打交道。这跟石涛与博尔都这些满族官员的交往不一样。傅山写给魏一鳌的信里就讲到，当时地方势力发生洗牌，和他产生纠纷的地方势力仗着满人，欺凌他们。这说明，傅山没有和满人拉关系，所以他有一定的底线划在那个地方。当然遗民这一辈是效忠前朝的，但他们对于子女后人这些生长在新朝的人，都是容忍他们去考科举的。所以有个词，叫“遗民不世袭”。这个角度来讲，傅山算比较坚定的遗民，他的儿子傅眉很有才华，就没参加科举考试。傅山的几个好朋友也确实都在反清斗争中牺牲，比如薛宗周、王如金等等。

傅山 何颙传(局部) 楷书 山西博物院藏

何颙传(局部)

赵琰哲：就像您刚刚说的，傅山在政治立场上其实一直没变，他的书法艺术上出现的一些变化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变，人的心态的变。那么具体来说，明清鼎革前后，傅山书法到底发生了怎样的风格上的变化？有哪些作品可以比照？

白谦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有多少傅山的作品留下来？有一件作品藏在上海图书馆，年款写的是入清之前。但这件作品我个人认为不见得是清之前的作品，因为他很可能是抄旧诗。作品上面写的“某某年晋祠作”，可能是抄过去的一首旧诗，从风格来讲不见得是傅山早期的。现在能见到傅山早期的作品，一个是甲申就是1644那一年，苏州博物馆藏的一件小楷行书册页。另外就是他的一个拓片，1642年的。这是可靠的两个东西。接下来就是1646年最开始有一些，然后是1652年的杂书卷册，1652、1653年前后的《逍遥游》，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研究艺术史，深受当代艺术的影响，深受所谓“创作”的影响。其实，书法经常不是创作。傅山写的药方是创作吗？放在过去，这能叫作品吗？现在一说作品就有创作，一有创作就要有创作的意图，要把过程告之于众。而在古人，一个诗稿，一个草稿，一写就写下来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首先要记住书法是有功用性的东西。

大多数人的书法风格在鼎革之后是不会变的。傅山的变，关系到物质生活的变化，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碑学兴起等等，都是很有关的。傅山恰恰是能谈一点变的人，因为他放弃了赵孟頫书风。但像査士标是写董其昌的，他放弃什么？他怎么变？并没有。

艺术风格有时是会变，但变难道一定是政治变化造成的吗？不一定！年龄老了会变，身体不如以前也会变，和平年代也会变。现在做艺术史最简单最庸俗的方法，也是最时髦的方法，就是把政治事件对应艺术创作的一点变化，那太容易了。就像作宋代绘画史的人，将宋史编年一对，这一年宫廷发生什么事件，将这个事件与宫廷绘画对应上。但其实一年之中一位宫廷画家可能画了数十张或上百张画，为什么就这张画对上政治事件？而且完全可能是事件与绘画都发生在甲午年，但宫廷政变是甲午年十一月，画是甲午年七月，能就这么简单地对应起来吗？你怎么知道哪个前哪个后？所以我们的艺术史充斥了这种禁不起任何推敲的、违背最简单逻辑推理的所谓的观点。

吴洪亮：做研究最好玩的事就是真对不上，我现在发现对不上本身是艺术发展特别有意义的事。

白谦慎：对。沈尹默的字变过没有？没有！有变，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变，看它的原因。没变，我们不能硬说变，现在研究的庸俗在什么地方呢？某一个观念进来以后，大家全往那个方向去套。

赵琰哲：傅山平时不只有创作的书写，还有很多不同用途的书写。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的日常书写的药方或者他写的一些具有抒发性的东西比如《哭子诗》，跟狂草不能划为一类，但同样是傅山很有价值、具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

白谦慎：对。我一直认为不要对一个事情一概而论，要全面详细地分析。傅山是有创作的。他写给魏一鳌的十二条屏肯定是创作，需要起稿子。他写给曹硕公的十二条屏，文和条屏都是亲自创作，还要有留白空间，考虑用什么字体。这就有创作的成分。但现在还有大量手稿，很难讲有创作的部分。这些就是功用性的文字。即使要表达观点、表达愤怒的情绪，傅山也可以用诗、词、文来表达，不见得要用书法的风格变化来表达。所以，傅山有很多不同用途的书写，而且是不同步的。

傅山的书法艺术确实有独特性，不能用西方观念来套。刚才讲的“变”也是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不是有意识的。风格一个人一辈子能变几次？整天变还叫风格吗？风格一定要有稳定性，才叫风格。它不像穿衣服，每天都可以选择。艺术风格很难一下子变，想要变得好，需要不断的摸索，慢慢形成。

傅山 奉祝硕公曹六十岁序（局部） 十二条屏

赵琰哲：傅山书法除了大家通常所认识的连绵大草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有关于治学，这也是本次展览特别想呈现的一块。傅山对子学、史学所下的功夫其实非常大，而且耗费了他的主要精力。那么，他在这种学问上的志向与其书风、书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白谦慎：就这个问题我想先讲一下傅山的特点。首先，他卖字，但是一点不贪，卖到一定程度就不卖了。而且价格也没像今天市场这么好，所以他并不富。尽管傅山这么有名气，但朋友之间大多数是送字的。另外，傅山很喜欢到处看，完全抱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那种理想——读万卷书、行千里路。

傅山是个有范儿的人，卖字对他来讲是可耻的。他讲，我家以前从来不卖，到我这一辈最没出息，沦为卖字人，为人所劳役。在他看来，虽然正在经历那个困顿的时代，但是读书的目标还是一样。他最后写给孩子们遗训就说到，人世间能留存下去的，文章而已。所以，傅山那时完全不像今天的艺术市场。现在价格相互攀比，艺术品商业化，人格也商业化了。

傅山那个时代的体制严格来讲还是士大夫，基本概念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可以看到他治学确实是以读书为主，只不过他的读书笔记今天我们又当做书法了，就像药方一样。那部分东西对他来讲就是记录自己思想，记录自己成果的东西。你要问我傅山哪一部分书法最好，虽然他大幅的草书气势磅礴，但在我看来确实是手稿最好。

傅山的《哭子诗》，太精彩！还有读书笔记，一些书上的眉批，都是极为放松，极为随意，真正显示了他的功力，而且书卷气极足。傅山写大幅字的时候还有点拿着架式，力求惊世骇俗，但这些治学手稿，真的很了不起。在他的手稿中，《淮南子评注》那本不错，《傅史》一般，《左锦》特别好。《左锦》就是《左传》的集锦，现藏山西博物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非常精彩。里面还有随手圈的小红圈，不像今天有些书法家在自己的书法上画几个圈圈做给别人看的形式，而是真有意义的。

吴洪亮：现在连写信札都是装腔作势，红圈大多是装饰，觉得光黑色不好看。以前像傅山因为他很放松，其实是表达内容，形式是在内容的诉求中自然生成的。

白谦慎：对，没错。

傅山 哭子诗册(节选) 山西博物院藏

哭子诗册（局部）

傅山 赠李天生诗 行书 纸本册页 山西博物院藏

赠李天生诗（局部）

赵琰哲：在傅山的书写之外，这次展览特别设了一个板块想要呈现他的画作。我发现傅山的画其实也很多面，不完全是一种风格。其中既有水墨草草、形式感很强的一类，也有设色比较浓、画的也比较形似的一类。傅山画作所显示出的多样性，让人感觉很奇特。

白谦慎：是这样的，一点不错！傅山这个人有杂的特点。像他的杂书卷册，其中真草篆隶各体皆有。戴廷栻收藏的画都找傅山鉴定，他鉴定过燕文贵细密风格的《溪山楼观图》，现藏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那件。傅山看得非常广，包括董其昌、陈白阳，还有宋画、元画，再加上山西有许多晋王朱收藏的画作流散到民间。所以实际上傅山过眼的画作非常多。

傅山有个好朋友叫梁檀。梁檀的画就是青绿山水。这也说明傅山的朋友里是有画青绿的。现在可以看到傅山有些画非常写意，有些山水比较细密，但又有些山水用色带点青绿又带点红，又有点没骨画的感觉。画作构图有时特别扁平，装饰性很强。所以我觉得傅山这个人特别有现代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画不可端倪，不可预测。

傅山 汴堤春色图 故宫博物院藏

吴洪亮：有次去看傅山的画，突然感受到有点儿潘天寿的味道。那种形式，那种气质，真是不可思议！

白谦慎：是会有这种感觉！比如你看天津博物馆藏的傅山傅眉山水册页，就可以看到用色特别奇异，特别新鲜。其中有一开构图特别平面，淡淡的，整体看起来又很有装饰感。所以显得傅山这个人观念特别先进、特别前卫。某种意义上讲，真能把他跟石涛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石涛也是个多面手，是在形式上、颜色上、题材上都有各种各样尝试的人。傅山当然他不像石涛那样纯熟，画的那么多，但有时偶尔一看，真是眼前一亮！所以，他这个人就是奇！他自己说“人奇字自古”，我说他是人奇画也奇，画的特别有新意。而且傅山还有指画！他什么都尝试，就是觉得好玩。

上次我在台湾大学演讲傅山，陈葆真教授听后，说她在故宫工作的时候，看到一个册页上有傅山题字，是从右边题过去的。所以傅山这个人就是奇，就是怪，不太受拘束，这也是王阳明心学的体现。傅山敢说，敢说直白话，敢说很多人家忌讳的话，敢说人家认为不体面的话。大俗就是大雅，他就是这样。

傅山 傅眉 山水合册 天津博物馆藏

傅山 霜红余韵(节选) 纸本册页 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 书画合册 纸本册页 山西博物院藏

赵琰哲：傅山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在为人、行事、艺术上都很独特的一个人，而到后世越传越奇，什么拳法、神医等等，为什么大家会对他这么感兴趣，在后世不断的神化他？

白谦慎：对傅山演绎最早的也是最多的是山西地区，说他会显灵、能求药，民间传说也多，后来又有了徐克的电影《七剑下天山》。这源于傅山是比较奇的一个人。同时代的顾炎武是一个儒生的形象，正气凛然。而傅山是有点不拘一格，衣道服戴黄冠，跟别人打扮也不一样。他到汾州一个地方去，连小朋友都要来围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傅山是有点儿特立独行，有时候也比较招摇。但另一方面，他到山里隐居很长时间，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真有那么一面。所以，那真是太有意思的一个时代。其实也正因为那个特殊时代，大家现在感兴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特别贴近。

吴洪亮：最近大家好像突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晚明、晚清，一直到民国。

白谦慎：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处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他们那时候也是一个剧变的时代。而且那个时候非常复杂，如何应对改朝换代，如何面对商品经济发达，如何与外国文化交流等等。比如傅山是戴老花眼镜的，那时候荷兰人已经把眼镜传进来了。又比如傅山的好朋友韩霖懂炮术，被李自成抓去就是因为他会打炮。而且山西是传教士非常多的地方，山西又有伊斯兰文化，回民非常多。所以傅山的亲戚朋友里有天主教徒比如李天馥、韩霖，有回民比如梁檀，而他自己又是佛教又是道教，穿着道服住在佛庙里，三教合一，上下层都交往，跟底层人也有很多交流。

赵琰哲：所以您觉得现在大家对傅山的热情，可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投射，一种情怀？

白谦慎：对！我书里面很大部分谈的是环境和时代。怎么应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怎么折射在个人身上，应该有一点共鸣。另外很大一部分也与我们现在对艺术的兴趣很大有关，主要是跟生活好了、人们的文化水准提高了有关。

吴洪亮：其实晚明是个富裕的时代，艺术与各种社会问题一块发生了。

白谦慎：对艺术感兴趣，对傅山感兴趣，很大原因还是对晚明社会感兴趣。晚明是黄色小说最多的时代，是戏曲最多的时代，是笑话最多的时代，是没什么规矩的时代，是道德瓦解的时代，是贪污腐败的时代。同时那个时代流动性比较大，金融的流动性也比较大。

赵琰哲：伴随着这一热潮，近些年对傅山的关注越来越多。不仅在山西，在海外也有傅山研究会的成立。这些研究成果的突破或者新意体现在哪里？

白谦慎：关于傅山研究，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整理工作还可以，研究工作不行。研究工作做的比较深入具体的就是姚国瑾先生，其他人的文章大多数价值不大。究其原因就是没有认真的开拓原始资料，有些就连《傅山全书》都没有好好地看过。这样的出版用严格标准来讲不能叫学术成果，贡献不大，读后收获不大，最多有一两条没见过的新材料，这是让人有点失望的地方。

赵琰哲：那么您个人学术兴趣在哪里，会持续关注什么？

白谦慎：首先我非常喜欢历史，个性使然。做历史的人和做其他学科不太一样，做历史研究，当你真正读进去以后会很有意思，很好玩。其实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是最大的，有所谓“史官文化”的传统。卖的最好的书是史学书，最流行的剧是历史剧，不管瞎编不瞎编。我们的历史特别丰富，特别悠久，文字记载非常多。

第二，我自己还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书法生发出来的。书法是精英阶层的艺术，要全面解答艺术的问题，就要了解精英阶层整个生活方式，包括学术、哲学等等。我的研究课题，严格来讲《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是关心当代书法的一个结果，这又源于之前研究傅山及碑学的关系，一直传承过来的逻辑发展。我对书法史的观察其实蛮多的，但是真正落墨之处都是比较集中的——吴大澂、傅山。比较幸运的是，我所抓住的两个人都是处在变动时期。两个人的类型不一样，两个人的资料都非常丰富。

关于吴大澂，最近我刚完成一篇文章，关于晚清拓本的流通，其中就可以看到我写的很具体。最近浙大还会举办一个研讨会，我的发言题目角度比较怪——《资讯、票号、运输——晚清收藏的网络机制》。谈的是资讯哪来的？多快到达？怎么去买？怎么付钱？异地如何运输？整个是谈这些问题，很具体。但是可不要小看了这个东西，这在当时与今天网上获取拍卖信息、电话委托、刷信用卡一样，是晚清一种新的方式，使得晚清的收藏家能够大规模的异地收藏。

吴洪亮：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学者是老古董，虽然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但是觉得无趣。您的研究，不管是《傅山的世界》，还是《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每次都能抓住一个点，它既能生发的很有深度，同时又使人觉得很有趣，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活学问。

白谦慎：希望如此。现在对历史的认识越来越复杂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材料挖多了以后，结论水到渠成地出来。我很少应酬，大量时间是在图书馆看档案、看资料，看的主要是信札和日记。很多时候不是猜和想象的问题，而是有些材料已经告诉你是这样子了。

吴洪亮：消化这些原始材料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吧？

白谦慎：对，要碰。打个比方我写晚清的运输，吴大澂写给山东潍县商人裴仪卿的信找着了，叫他把东西运到烟台交给盛宣怀；吴大澂写给盛宣怀交代他把古董运到太仓交给吴承潞的信也找着了；然后写给在太仓接应盛宣怀运来东西的吴承潞信也找到了，三封信都找到了，就能对上，可以写文章了。

碰不到是正常的，碰到是少的。这跟傅山的应酬是一样的，大多数人应酬了不说，偏偏碰到傅山一边应酬一边发牢骚。如果傅山不说，应酬这个事就不存在吗？不是这么回事。运输也是一样，只不过材料有了以后，我可以给你呈现整个过程。即使没有这个过程，现象还是在那儿的。所以我讲，碰到是幸运，你能说事了，不碰到是最正常的了。我们研究的就是残存下来的历史。

赵琰哲：我听您做研究，起码要具备两个敏感度，一是对当下的东西要很敏感，古今相通，二是要很扎实的翻基础材料，从那些别人不仔细看的东西里生发思路。

白谦慎：观察当代和观察古代是一样的。我现在主要是在故纸堆里待着。当然这个翻故纸也是要有一定能力的，因为很多信札是草书，阅读起来是有难度的，所以要具备阅读草书的能力。

傅山书画的“支离和丑拙”

文/白谦慎

傅山在《训子帖》中宣称：“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直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这个简洁有力的论述，与重视和谐、优雅、精美的传统书法美学理想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对支离、丑拙及其政治意涵，中西方学者都曾有过讨论，但讨论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对相应的艺术实践的细致分析则罕见。傅山到底将哪些书法视为支离和丑拙呢？作为艺术批评的概念，它们的美学意涵又是什么？傅山本人的书法作品是否具有支离和丑拙的品质？

“支离”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庄子·人间世》中对“支离疏”的描述：“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足以糊口，鼓播精，足以食十人……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毫无疑问，《庄子》中的“支离”具有政治寓意。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肢体的“支离”成为“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的一种生存方式。

纸本 台北何创时基金会藏

傅山不仅把“支离”当作一种高层次的审美理想，他还试图将之付诸实践。在书于17世纪50年代初的一件题为《啬庐妙翰》的杂书卷中，傅山以一种近乎激进的方式演示了他的“支离”美学观。卷中以中楷书写的那部分，用笔虽有颜书的特点，但是结字和章法杂乱无序。字的笔画彼此脱节，结构严重变形，甚至解体，字与字互相堆砌，字的大小对比悬殊。傅山还打破行间的界限，许多写得较大的字甚至跨到另一行去。由于缺乏清晰的行距，且结体松散，使人很容易将一个字的笔画看成邻近一字的一部分，令人感到困惑。

同样的“支离”特质也出现在《啬庐妙翰》的草书部分。此段的行距极不清楚，一个字有时会与另一个字合成一体，有时又一分为二。傅山的标新立异已使这段文字不易辨认，加之写的是高度简化和连绵的草书，更是加大了阅读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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