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引发腥风血雨的大讨论——天皇机关说

天皇在长达千年的日本历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幕府时期他虽然沦为了征夷大将军的傀儡，但是他的身边始终存在忠心耿耿的大臣。在幕府末期，地方上的武士和藩士也是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来支持天皇重新夺回权力。当日本进入到明治时代后，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被写入了宪法成为了国家统治运行的基石，日本于是成为了以天皇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在当时的日本，天皇是和主权融合在一起的。但随着日本和西方文明的不断交融，西方的宪政体制深深影响了一批日本学者。以至于在学术圈内，针对日本的主权归属出现了讨论。后来有人提出，主权应该在于国家本身，天皇只不过是一个执行的机关。这就引发了日本国内的轩然大波，日本朝野针对这一点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甚至在后来引发了流血的二二六兵变。在二战爆发前，天皇的独尊地位得到了完全的确立和认同，当时的裕仁天皇也作为最高统帅发动了战争。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笔者慢慢道来。

天皇代表的究竟是主权还是治权

二战结束之前，天皇一直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神，是国家的核心象征。自明治维新以来确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天皇的神圣地位。如果从法律本身来看，日本的所谓“君主立宪”完全就是一层华丽而虚伪的外衣，因为天皇的权力非但没有被限制，反而被人为拉抬到了无限大。据《大日本帝国宪法》记载：

“第一条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第二条 皇位，依皇宗典范之规定，由皇族男系子孙继承之。

第三条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第四条 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

从近代的各国惯例看来，君主立宪制的前提是君主要受到来自政府的监督，只拥有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代表权而不具有治理权，这也就是常说的“统而不治”。但是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这就使得天皇集主权与治权于一身，可以完全代表国家。全体的日本国民不是生活在日本国家之中的民众，而是生活在天皇羽翼之下的民众。民众所拥有的权力完全都是来自于天皇的恩赐而并非是本身的获得。天皇则是是超脱于国家体系之外的存在，其高于国家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当日本经过了长期的对外学习之后，有些学者就开始对于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比如日本在二十世纪初的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天皇机关说”，它将日本的主权还给了国家本身，而认为天皇只是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机关，国家高于天皇。这看起来仅仅是学术上的一种观点，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却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美浓部达吉不仅是普通的法学教授，他还是一名日本贵族院议员，这意味着美浓部达吉本身就是日本拥有爵位的上层贵族。二十世纪初的日本还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拥有爵位意味着就拥有经济特权和政治身份。美浓部达吉的夫人是日本男爵菊池大麓的长女，而菊池大麓在日本的文化和经济界拥有很崇高的地位，其和福泽谕吉交往甚密，全家都是日本学术界的重要人物。而作为贵族，一言一行也就会被自然地视为政治问题而受到检视，所以美浓部达吉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其不仅被扣上了“不敬”的罪名，还被东大解聘，一时之间狼狈不堪。

当时讨论最为激烈的是同为贵族院议员的菊池武夫（曾任张作霖顾问），菊池武夫认为不仅要猛烈抨击“天皇机关说”，更要明确以天皇为最高核心的国体，并要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据《大东亚补给战》记载：

“众议院议员江藤源九郎和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就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博士倡导的天皇机关说这一宪法学说提出质询，并提出了关于‘政府应立即对不适合我至高无上国体的言论采取断然措施’的决议案，为抨击天皇机关说发难，发展成为国体明徵 [ 译者注：明确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观念 ] 运动，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在此之后，日本全国都开始了对于天皇的极端崇拜，并且完全把天皇和日本国家结合到了一起，“天皇即日本”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以至于提出“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达吉在1936年甚至遭到了暗杀，这场政治讨论同时也是1936年“二二六兵变”的重要推手，将原本的学术问题极端化，并且借由民粹力量形成了暴风一样的政治武器。

“天皇机关说”为何会引发如此的轩然大波

首先，天皇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天皇仅仅是一个国家机器，那么意味着军部政府行使政权也会面临质疑。因为军方是完全效忠天皇的，将天皇的神圣地位世俗化必然会瓦解军心，不利于日后推进侵略战争。菊池武夫本人曾经长期担任过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顾问，他深知日本军队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主要是因为对于天皇神圣的崇拜。一旦天皇变成了机关，那么军部政府和军队就会面临来自民间的冲击，政党政治就会卷土重来。这是日本军方所完全无法接受的事情，一旦民政府取代了军政府，那么军队的一切权力和利益都会顷刻之间瓦解。

其次，民粹的力量引导。民粹的出现一般都是因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膨胀，而大和民族的民族内核中基本上都与天皇息息相关。在日本的历史上，围绕天皇的神迹和传奇不绝如缕，日本国民当中的神圣形象已经根深蒂固。一旦要加以改变，那么就必须得到大力的推动和一面倒的舆论支持。比如在战后，日本天皇走下神坛，美浓部达吉再度登堂入室成为了美军的座上宾，负责修订新的日本宪法。他本人也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官，1948年被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这一切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就是由于美军的大力支持。在战后的日本，民主化与和平宪法几乎成为了政治正确，完全笼罩了舆论阵地。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日本民间的信仰和观念才有了转变，天皇才真正走下了神坛。“天皇机关说”实际上就是战后日本天皇地位的一个侧面，只不过战后的天皇恐怕连“机关”也算不上，仅仅是国家象征的图腾，用于维系民间的社会而已。

综上所述，日本在二十世纪初经历了民主化浪潮的洗礼，很多留学西方的法学专家提出了“天皇机关说”。主张日本的主权在于国家，天皇只是执行的机关。这种言论在日本国内很快就招致了猛烈的批判，因为这动摇了军方的利益，也打击了当时的日本军心。然而，这一理论的提出人美浓部达吉却在战后备受尊崇，不仅主持了日本新宪法的修订，还被授予了极高的地位。而天皇也彻底走下了神坛，变成了人间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