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主张圣多默曾经来到中国传播福音的观点一直存在，然而时至今日，多数学者仍然只是将其视为一种传说，很少有人相信这一理论。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的直接证据能够令人们严肃地看待它。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想像圣多默或其他零星基督宗教传教士确实在很早之前便抵达过中国——3世纪早期（东汉末年）以前古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为这一交流创造了条件。
但无论如何，没有真实的证据表明它确实发生过。我们甚至能够断言，即便确实有基督徒早在汉朝就曾经来到中国传教，其努力也是收效甚微的。然而，这样一种传说以及对它的渴望表达了基督宗教福音信息的本质：耶稣基督带来的是一个关于所有罪人均被救赎的好消息，它应该被尽可能地传至地极——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
聂斯多略教会不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甚至在5世纪时因为基督论的论争而被普世教会判为异端因而同主流的基督教会分离。然而，恰恰是一些来自波斯的聂斯多略派基督徒，在史料可考的意义上第一次将基督的福音带至中国。这是公元7世纪发生的事，而聂斯多略派则在当时的中国被称为“景教”，取“正大光明之宗教”之意。
公元1625年（一说1623年），在今天的西安郊外大约75公里的地方，人们掘出了一块约3米高的石碑，其正面顶部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石碑上刻有约1800个汉字以及很少的叙利亚文，而其撰写者是一位名叫景净的景教徒。根据碑文的内容，它撰写于公元781年，而作者则在其中以汉字详细描述了景教自其于公元635年之后进入中国的历史，并以叙利亚文镌刻了大秦（当时中国对罗马帝国或波斯、叙利亚的称谓）景教的某些主教及神父之名。在碑的顶部还刻有一个自莲花上升起的十字架。
根据碑文所载，景教传入中国时正值唐朝早期（唐太宗执政时期）。此时的唐朝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与其近邻之间的关系亦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得益于此，沿着古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重新变得如火如荼，而许多来自中东及中亚地区的基督徒商人亦参与其中。
虽然景教并非由这些商人带至中国，但很可能正是通过这些商业的往来，使得唐朝的皇帝对基督宗教发生了兴趣。因此，当一个聂斯多略派代表团于公元635年在主教阿罗本的率领下沿古丝绸之路抵达长安时，他们受到了朝廷的礼遇，更蒙皇帝召见，并获准在宫廷中翻译《圣经》。3年之后，唐太宗颁旨赞扬阿罗本所译《圣经》及其中所包含的教义。同年，第一座基督教堂在长安城内建起，初称“波斯寺”，后改为“大秦寺”，共有21名修士。
尽管看上去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但景教并没能如佛教进入中国后那样流行于华夏，因此也没有多少关于它的资料流传下来，以至于今天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其自进入中国直到立“景教碑”这将近150年的历史，碑文自身仍是我们所能倚赖的最主要的资料。根据它的记载，景教在进入中国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扩张，有大约30座寺院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得以兴建；与此同时，对景教的政治迫害亦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武则天执政的时期。除此之外，碑文并没有详细论及聂斯多略派的神学。
总体而言，我们对公元781年之后几个世纪景教在中国的状况所知甚少，除去一些非常明显的线索：首先是8世纪中叶之后，随着严重内乱的发生，唐朝由盛转衰。这使得唐朝对外开放的政策受到严重削弱，而文化保守主义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其结果便是9世纪开始的排外运动和对“夷教”（外来宗教）的压制。
关于唐代基督宗教衰落以至最终消失的根本原因，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基督教神学家倾向于将神学上的综合主义以及教义完整性的丧失视为主要的原因；历史学家则更关注处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以及朝廷内部文化开放性的丧失；还有学者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在景教发展最好的年代中，也很少有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皈依基督宗教，换句话说，景教在唐代的中国始终都是一个边缘宗教。无论上述哪一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有一个事实却是相当确定的，那就是唐朝的基督宗教已经通过与佛教和道教的对话，具有了独特的中国特色。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跨文化运动的特征事实上贯穿着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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