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湖州 | 湖州漕粮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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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of Tribute Rice of

Ancient Huzhou

湖州漕粮的秘密

文 俞樾

　　霜降到了，我们的手绘湖州二十四节气也从春天画到了秋天。二十四节气在古代就是与农业关联的，如果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那么霜降这个秋天最后的节气，对古代的湖州人来说，既有丰收的喜悦，又怀着一种深深的不安，因为古时候的霜降，漕粮的征收逐渐开始了，这里面饱含了古代湖州农民辛勤付出和坚强忍耐。今天我们就来怀着一颗悲悯之心，说说古代湖州的粮食和漕务。您可以点开下方音频边听边看。

　　在我们之前的文章中，讲过古代农民在我们江南平原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作劳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但是一年的收成并不都是属于种植者，曾经有句话叫“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同样的道理，“遍吃白米者，不是种稻人”。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这是光绪三十一年，湖州府归安县第八十三庄一位叫沈礼的农民在缴纳了当年的漕粮之后，由县里给他颁发“漕粮纳户执照”。当年他缴纳了“两斗五升九合”的粮食。执照的意思就是凭证，一方面证明农户今年该缴纳的粮食都已经缴纳清楚，同时凭借着这个执照才能有资格开始下一年的耕作。

　　那么“两斗五升九合”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大米40公斤不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闵宗殿先生发表论文《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他推算出了唐、宋、明、清四个朝代太湖流域的平均亩产：唐朝亩产138公斤；宋朝亩产225公斤；明朝亩产333公斤；清朝亩产278公斤。

　　光绪三十一年，对于湖州农民来说，已经经过了减负不少，同治三年之后，湖州的田赋每亩地定为征米一斗八升三合，條銀一錢三分四釐，所以可以推断出，上面执照上所写的这位农民沈礼，当时家中有薄田两亩。当时是古代史上，湖州农民赋税比较轻的时候。

　　那么问题来了，湖州农民赋税最重的时候是啥时候呢？我绘制了下面这个时间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汉唐时期，地广人稀，轻徭薄赋。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湖州民田每亩征收五升米（每升1.5公斤），充其量7.5公斤的大米。

　　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年），太师贾似道发布了《买公田法》，当时他在包括湖州在内的浙西六郡共买了民田350余万亩，南宋朝廷成了全天下最大的地主，以每亩的租金“三斗一升”重租给湖州农民。南宋的诗人范成大看到了这种状况，写下了一组长诗叫做《四时田园杂兴》，其中讲到秋天的那组诗是这样说的：“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笺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后来范成大看到前来收漕粮的官船又写到：“租船满载候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两钟输一斛，尚赢糠覈饱儿郎。”这个时期是湖州粮农第一个苦期——农民耕种一年的所得一半用来偿还债务，一半用来做田赋上贡朝廷，留下一些米糠米麸用来填饱孩子的肚子。

　　到了元朝好了很多。《同治湖州府志》里记载：元兴，耶律楚材定天下田赋：上田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至正间，乌程止加至额征米九万三千余石，并无折色条银，《县志》可据。元朝时期的赋税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赋税的历史最高点在明朝。尤其是明初洪武年间，最高的赋税达到这样的情况“以租作赋，每亩征粮增至七八斗乃至一石以上者。”一石大米差不多是120斤。朱元璋为什么要对我们加这么重的税呢？因为他恨一个人——张士诚。

　　据张振乾的《考湖属加赋始末》 （载于《同治湖州府志》）：盖因元末张士诚窃踞苏、湖。而乌程、归安、德清与苏、松两府相拒十载。湖州大战四阅月，苏州围困九阅月，始获归顺。故明祖愤怒抄没士诚之功臣及义兵头目田为官田，以租作赋。

　　张士诚在江南前后盘踞了十年，这可让朱元璋的心里纠结了十年，所以在张士诚的势力被拔除之后，朱元璋开始了对江南的报复，湖州与苏州、松江、嘉兴、杭州等地，成为全国赋税最重的地方。

　　这里插一句，张士诚手下有两个重要的谋士，师徒二人，一个是施耐庵，一个是罗贯中，他二人在张士诚死后隐匿了起来，施耐庵、罗贯中合写了《水浒传》，这本书在崇祯年间被列为禁书，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这里面其实很直白地在告诉世人，如果要造反，占据像梁山泊这样的漕运航道的关键节点（汴水——青、郓之漕），可以给帝国造成极大的打击。施耐庵这本书写得就很绝了，一下子给接下来几百年的农民战争提供了一本教科书，比如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所谓“三十六营”“七十二营”就是完全袭用《水浒传》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组织形式，来号令手下。

　　清末镇压太平天国的将领胡林翼是一个军事家，他评价太平天国“全以《水浒传》为师资”，他老人家在武昌咯血而死，死之前让人把一本翻旧了的《水浒传》带给了曾国藩。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说这本书的影响。

　　朱元璋时期虽然开了个不好的头，但是帝国的首都毕竟在南京，距离湖州、苏州很近，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才叫大事不妙，因为朱棣迁都了，迁都到北京意味着，湖州的农民除了要交高额的粮食，还要再负担起从南至北的漕运费用，还要加上一个南方驻军的军粮——南米。

　　至此，湖州农田里的产出分成了四部分：1、历代王朝延续下来的供给京师皇室、百官、军需的漕粮；2、首都在北方，所以南方要驻军，不论是明朝的卫所军，还是清朝的绿营兵，口粮都来自于杭嘉湖；3、漕粮长途运输的各种费用都来自于此；4、剩下的才是农户自己留下的微薄口粮。所以，明朝的时候虽然在田赋上有所减少，但是整体的费用因为名目多了所以整体上“漕南米”增加了太多太多了，再加上豪绅大户开始隐藏田亩，设法避税，江浙明明是天下最富饶的地方，但是每一年的田赋征税都完不成，历年拖欠成风。所以明朝湖州的百姓，最苦。

　　这份苦，被地方父母官看到，苦在心头。比如说有一任湖州长兴县的县丞，就是著名《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一生只在长兴一处为官，而且后来辞官而去，原因就是看到了百姓之苦，自己又无能为力。

　　你是否记得在《西游记》中有一回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游记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里面有一个“米山面山”的故事：

　　【凤仙郡侯，因为一时冲动得罪了玉皇大帝，导致凤仙郡久旱无雨，民不聊生，当孙悟空来到天庭找到玉帝时，看到了玉帝为凤仙郡设下的条件，也就是米山、面山和铁锁。

　　原著中表述：披香殿立一座米山，约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约有二十丈高下。米山边有拳大的一只小鸡，在那里紧一嘴， 慢一嘴的啄那米吃；面山边有一个金毛哈巴狗儿，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的舔那面吃。左边又一座铁架子，架上挂一把黄金大锁，锁梃儿有指头粗细，下面有一盏明灯，灯焰儿燎着那锁梃。直等那鸡啄米尽，狗舔面尽，灯燎断锁梃，玉帝方才允许给凤仙郡降雨。

　　玉帝设下的米山、面山和铁锁三个条件对于凡人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连猪八戒对这三个条件的本意也不理解，竟然笑道：“不打紧，不打紧！哥肯带我去，变出法身来，一顿把他的米面都吃了，锁梃弄断了，管取下雨。”这三个条件果然是靠法力就能破解的吗？非也，对于玉帝设置这三个条件的本意，孙悟空早就看了出来，因此批评猪八戒说：“呆子莫胡说！此乃上天所设之计，你怎么得见？”

　　果然如孙悟空所说，只有当凤仙郡侯决定用实际行动改正皈依之后，玉帝才原谅了他，并且命令天上诸神为凤仙郡降雨，拯救黎民百姓，这个时候，披香殿看管的将官报道：“所立米面山俱倒了。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梃亦断。”】

　　你看出来了么？这一回讲的就是湖州的故事，影射的就是张士诚和朱元璋的战争，使得湖州苏州一带的百姓受苦。首先，所谓的凤仙郡候，其实就是指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张士诚，张士诚还有个名字叫张九四，周易占卜中“动爻取九四，变卦风山渐，凤出，所谓风起九四”。《西游记》中这位凤仙郡候（张士诚）得罪了玉皇大帝（朱元璋），导致凤仙郡久旱无雨（极重赋税），天庭里明明有吃不完的“米山面山”，仍然铁锁连环。米山面山就是每一年从苏湖取走的漕粮南米，锁链就是这条漕运所用的京杭大运河。鸡和狗，不就是朝廷里面的那些贪官酷吏？

　　这一回里，最可爱的是猪八戒，八戒自称老实人，这一回他看到有吃的，说变出几个分身一顿把米面都吃了。你看看孙悟空怎么说的——“呆子！此乃上天所设之计，你怎么得见！”此时，《西游记》第八十九回的孙悟空已经不是那个奋起金箍棒，踏破凌霄宝殿的齐天大圣了，他距离成“佛”已经不远，所以看得出这是上天之计。其余不用我多说了，你细细品吧。

　　话说回来，吴承恩当时在长兴跟另一位同样有名的文人“震川先生”归有光（长兴知县，《项脊轩志》的作者）一起组成了当时长兴县的领导班子。

　　他们两个可以说想尽办法能够让百姓纾解困苦，同时能够替朝廷征上赋税。比如说，归有光特意编写了一本《三吴水利录》，想通过治理太湖流域来消除水患，从而让田地丰产，这样百姓的日子能好过，自己的任务也能完成。

　　吴承恩从治理豪绅的角度出发，颁布了《长兴县编审告示》，按田亩大小分摊粮赋徭役负担，当时恶霸反对，大闹县衙，吴承恩顺藤摸瓜，发现了不但有恶霸横行，还与县衙内的恶吏勾结，吴承恩将之一网打尽。那一年长兴县第一次完成了征粮赋的任务。那一年吴承恩六十岁，归有光五十三岁。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吴承恩辞官归隐，进行《西游记》的创作。

　　但是湖州苏州地区的粮农生活并没有好转。“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的背后，是古代执政者的自我安慰，同时也是对苏湖百姓的剥削。这种剥削是从上至下的，比如跟“漕运”有关的那帮人，开发出了一系列名目。

　　第一个名目：“截银”。下面这张图来自于《漕运加耗始末》，这是我在校对《同治湖州府志》的过程中看到的，触目惊心。

　　所谓的“截银米”就是负责漕运的人汇报说：因为从江南运往京师路途遥远，所以征来的米粮损耗很大。明朝以前“截银”是不存在的，万历年间，有一年大雨滂沱，连月不开，以至于漕粮运抵京师的时候出现大面积的溃烂，当时朝廷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从此浙江嘉湖一带的米，每百石加八石”，这个头开了之后，愈发不可收拾。

　　第二个名目：淋尖踢斛。上交公粮的时候，先把粮食倒到斛里面，可能是检查质量看粮食的成色，要求把把斛子倒满，上面还有一个圆锥体状的尖，这时管事的官员上去猛提一脚，要求斛子不倒，但是上面的尖洒下来了，洒出来的粮食不允许老百姓回收，算是运输和保管中的损耗，百姓再把斛中余下的粮食拿去称重，无形中多交不少粮食，这些成为明朝各级官员的一笔半公开的收入。具体的标准是：每斗加淋尖米五升（一斗=十升，也就是说加装了50%）。

　　第三个名目：装扛。《漕运加耗始末》：一百四十石，到京止交正米一百石，余四十石即装扛也，以供盘剥筛颺等费。

　　第四个名目：三六轻賫。装扛之外又有轻賫，每田一亩征银一分六厘二毫，今编在漕项之内，祗就乌程一县之田，共计征银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两。归安、德清略同。以为起剥僱夫等用，是谓官贴。

　　还有一系列的附加费：蓆木银、浅贡银、车夫银、经费银、轻赉路费银、行粮折色银、月粮折色银、本色月折银、行折银、食米折银，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统称：漕项。

　　所有的这些银米其实都是由湖州的粮农百姓负担，看到这里你心中是不是会感慨，明朝的徭役田赋很重？但事实是，这只是正常该交的部分。

　　万历之后，还有很多新的名目出来，比如说，路上几个月的运输肯定有下雨天，那么谷物要晾晒吧，晾晒的话，要找晒谷场，要用工具扬起，还要重新筛谷，于是就有了“每正秏米百石外再加四石，免其晒干，又加四石免其筛颺”——晒干筛颺费。

　　崇祯十四年偶因水灾，米价腾贵，是年每石价值四两，郡守陆自巖酌价每石一两八钱，以折九石八斗之色名曰：截贴，以其为运军私勒浮加之米，而截出另算。

　　顺治八年，又加津“盘运银”，一十八两纲司银二两给军兑运。

　　那么百姓到底多交多少粮食呢？到最后变成了“费课三石，而后得收一石之用”，也就是说明明是要上田赋一石粮食的，最后却要实际上缴三石。

　　那么这些多出的钱粮去了国库么？没有，去了跟漕运相关的那些人腰包里。“夫旗军兑米一百四十石到京止交正米一百石，安家则有月粮，盐菜则有行粮，起剥僱夫则有轻赉，以至修船有银，回空有银，芦蓆楞板有银，皆编在漕项之内。又许其附载货物为沿途服饰之资，所以优恤旗军者至矣，而每米百石又加以三十余两之截银，实为粮户重累！”

　　这些都写在《同治湖州府志》中，所以我在校对的时候，目之所及，皆是白骨！

　　终于，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开始压塌了一些东西。1851年，拿着当年施耐庵和罗贯中师徒所写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两本书的洪秀全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定都南京，意味着清王朝的漕运之路被彻底斩断。十三年的时间，仿佛朱元璋和张士诚的历史再次重演。

　　然而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湖州的田赋本质上并没有得到减轻，光绪六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秀才朱砥山带领着数百和平乡民来到长兴县衙，结果当时的知县恽思赞居然命人以洋枪射击，乡民群情激奋，涌入县衙，知县逃走，乡民将他的家当付之一炬。事后，带头的朱秀才被斩首，知县被罢官。

　　所以当很多年后我们读到茅盾的短片小说《秋收》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方面的描写：老通宝看到多多头带领乡亲们吃大户，“自身亲眼见过的光绪初年间全县乡下人大规模的‘闹漕’，立刻几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他眼前了”。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此时漕粮、田赋、截银、漕项都已不负存在。

　　说来也巧，茅盾先生曾经就读于湖州中学，而抗战结束后，湖州中学搬到了湖州南门附近原来日本军营的所在地，就是原来老湖中，现在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而这里就是湖州的老粮仓和漕运码头所在，大家可以从我下方的画中看到究竟。

来源：湖州山海经

编辑：金臻瑶

湖 图

秋日余晖红

摄于长兴

南太湖号拍客：仲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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