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之差，东条英机险些脱罪，背后是中国大法官的角力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绞刑。

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只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只要结果让大家都满意，那么过程再波澜曲折又何妨？

但是这部分人犯了一个错误，所谓结果论的因果关系就已经颠倒。

没有人去在乎这份成果有多么来之不易。

就在判处东条英机之前的最后阶段，11名来自各个国家的法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不得已使用了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结果以6:5的微弱票数通过对东条英机的审判。

仅仅一票之差，就足以表现出当时投票背后的波涛汹涌，这是来自不同国家背后的角斗。

01

印度代表巴尔作为东京审判的11名法官之一，从刚来到法庭，就反对审判战犯，主张将战犯全部无罪释放。

印度法官巴尔说：“东京审判只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不公判决。”

因为巴尔在东京审判给力的“表现”，日本被巴尔感动得流下眼泪。

日本为此专门在靖国神社旁修建了一座“巴尔纪念馆”，以表示对巴尔的感激，之后几十年里日本对巴尔不仅立传颂德，还对巴尔不时有纪念活动。

当然说回战犯东条英机，按规定其应在焚尸后将骨灰抛入大海，但一部分被火葬场的负责人给截胡了。

经过日本不懈的努力，十几年后便竖起了一座“七士之碑”，顾名思义便是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的骨灰，其灵位也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内。

1947年12月，东条英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当时情况是如何恶劣，从以上的历史我们可见一斑。

如果把东条英机的一生复述一遍，估计把文章拖到最底部都看不完他滔天的罪行。

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只看看他众所周知的生平言论。

1938年，东条英机在恳谈会上宣称：“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

1941年，东条英机组阁，他一人身兼陆相、内相，之后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集所有大权于一身。

在就职声明中，东条英机宣称：“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国策，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全部的55条战争罪行中，东条英机占了54条，当之无愧的战犯第一人。

而即便最后被处以绞刑，东条英机至死都从未认罪。

02

1946年1月19日根据此前莫斯科会议的规定，正式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8年11月12随着对战犯的宣判结束，将在此期间的两年半称为东京审判。

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是梅汝璈。

1904年，梅汝璈出生于南昌。

1916年，12岁的梅汝璈考取了设在北京的清华学校，之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29年，梅汝璈归国后到多所大学任教，曾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助手。

1946年，梅汝璈以法学家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法官，参与东京审判。

而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出任法官，也成了梅汝璈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事迹。

03

梅汝璈到达东京后，第一件难题就浮在眼前：法官座次问题。

庭长已经被麦克阿瑟将军指定，由澳大利亚的威勃法官（Webb）担任，而右手法官也毋庸置疑，是美国的希金斯法官（Higgins）担任，那么左手第二个位置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实际上，法官们的席位本来应该由受降签字的先后顺序依次就座，这样就会以（美、中、英、苏）为序，中国就该排到第二位。

但威勃庭长认为应该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强的顺序进行排序，这样就会变成（美、英、苏、中）为序。

所以第一个下马威还没开庭就已经开始了。

梅汝璈定了定神，向庭长发言：“如果说个人的座次，我并不计较，但是我们都代表自己的国家，所以我得说句公道话。”

梅汝璈随之便举出法庭座次按受降国签字顺序的理由：“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刻，中国人民所付出的牺牲也最多，第二的座次理应中国才能担当得起。”

梅汝璈的话也得到周围法官的认可，但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1946年5月2日，就在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当预演开始，威勃庭长突然宣布盟军总部的意见，说明坐席的次序重新定为之前五强的顺序。

梅汝璈为此怒不可遏，于是脱去黑色丝质的法袍，拒绝预演，表示抗议。

威勃庭长不得不重新表决，经过表决座次恢复之前的提议，中国座次重新排到第二位，而这时时间已经超时半小时了。

通过梅汝璈的据理力争，在开庭之前的“插曲”看似微不足道，但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尊严，值得充分肯定。

04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其间开庭818次，有419人出庭作证，光法庭记录就有48000页，而审判的28名战犯，除了装疯的大川周明以外，其余27人都声称自己无罪。

梅汝璈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他日夜研究记录文件，用事实来对这些战犯进行控诉，辩得让几名战犯一时都无言以对。

在之后的日子里，梅汝璈回忆自己当时的生活：

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28名日本战犯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在占领南京后的第一个月里，市内发生了2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 ——《远东国际法庭·法庭记录》

这个结果，正是梅汝璈团队经过努力取得的正义。

梅汝璈之后写过这样的警句：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05

最后的较量

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最后一个阶段，重大争议和分歧发生了，11国法官对判刑程度各执己见。

当时东京审判共有法官11人，决定被告刑度需要过半数才可认定，也就是说必须得到6票，而当时法官们依据各国刑法力度，主张死刑的人数是少数。

排除一开始就已认定将全部战犯都无罪释放的印度法官。

其他各国部分法官都声称已经废除死刑，所以局面变得难料起来。

当时英国与澳大利亚都已经局部废除死刑，所以并没有太大意愿投票死刑，而澳大利亚法官主张将战犯流放到荒岛上。

澳大利亚法官为此提出了独立意见书，菲律宾法官提出协同意见书，法国法官和荷兰法官提出了异议书，印度法官提出了个人判决书。

其中印度法官巴尔认为所有被告战犯无罪，起诉书中每一项指控均不成立。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授意梅汝璈不主张死刑，在之后还把在中国创造和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可见当时内外对死刑都没有太大看好。

整整一个星期里，梅汝璈废寝忘食，就算吃东西也没有胃口，他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经过一番心血，最后的投票日终于以6票对5票通过对东条英机等7人的绞刑。

梅汝璈欣慰地得知这一投票结果，他无法想象要是差一票会怎么样，要是差一票他就无颜去面对乡亲父老······

当然对于东京审判的结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之父”的大川周明，靠装疯躲过一劫，梅汝璈对此评价：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而更多战犯最后都被免予起诉，但这并不代表东京审判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一票之差的微弱票数，对东条英机等7名战争元凶的公正判决，让罪恶滔天的战犯得到应有的结局，这是经过我国代表费心争取到的。

尽管留有种种遗憾，但是它昭示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让我们刻骨铭心，不敢遗忘。

同时也让我们明白一点，唯有争取才是必要手段，权益永远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