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先生
本文共约5000字
在铺设柏油路之前,我们村子拢共没来过几次轿子车。
父亲说,第一次从镇上来轿子车,那是因为村里的李麻子酒后与兄弟打架,村长见怎么都劝不开,实在没办法了才让儿子骑着摩托车到镇上请来了派出所的工作人员。
那一天正好刚下过大雨,村口的路泥泞不堪,还是多亏了几个壮劳力推着车屁股,镇上那辆“水土不服”的轿子车才得以吭哧吭哧地开到李麻子的家门口。
父亲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那是因为他就是当年推车的几位壮劳力之一。每次回顾那段往事,父亲嘴角都会抑制不住地上翘,“一辆锃亮的车,受这一遭罪,回去时就像一条落水的狗。”
轿子车第二次来王家庄时,那时村子里正在铺设柏油路,平整的地面上一堆堆地放着白石灰。当那辆浑身布满着薄薄灰尘的轿子车停在尤三儿家时,几乎大半个村子的人都凑拢了过去。
正值农忙时节,可大伙儿谁也顾不得地里的玉米了,只是想着可以亲眼瞅个新鲜。
一九九八年,尤三儿被捕了。
01
尤三儿是因为犯了什么事儿被捕的呢?
镇上来的人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村长也是云里雾里的。
后来还是隔壁村的孙瘸子神通广大,他托一个在镇上上班的亲戚打听了好几回,才终于得到了准信儿——尤三儿偷了别人家的三轮车!
这话准吗?刚开始大伙儿还不是很相信,平日里尤三儿说话客客气气的,也没见他和谁红过脸,怎么可能会把手伸向别人呢?
可大伙似乎又慢慢开始相信了,毕竟从面相上讲,尤三儿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家伙——确实,尤三儿这人长得真的挺不讨喜的!
尤三儿三十五岁一过就开始秃顶了,稀疏的头发里隐隐约约有癞疮,再加上他那一嘴长年不褪色的黑褐色牙齿和似乎总是透露着凶煞的眼神,任谁也不想和他亲近。
就连他的两个女儿都不愿意围着他转,更别提他那个性格有些孤僻的儿子了。
尤三儿穿裤子也从来没有个样儿,好像他的胯骨从来不存在一般,再合身的裤子只要上了他的身,立马就像没系裤腰带一样,滋溜滋溜地往下滑,所以尤三儿穿裤子特别费布料,因为没多久裤脚就被踩得破破烂烂了。
想到这里,大伙儿又都觉得尤三儿被抓那是天经地义的了。那么不讨喜的人,那么阴鸷的人,活该被派出所带走!
据知情人讲,原本尤三儿是要被关上五六年的。幸亏他的老丈人还算有些能耐,上上下下打点之后,尤三儿的卷宗就被能拍板儿的人大笔一挥,“五”就变幻成“二”了。
两年多的班房生活之后,尤三儿终于顶着劳改头出狱了。在摩托车上,尤三儿将原本想带回家的棉被一股脑地丢进城南的大河沟里。
“不能把晦气带回家。”这是尤三儿在后座上自言自语的一句话。
可他不知道,自打他戴上“银手镯子”的那一刻起,晦气就已经开始漫过他家的土泥墙,悄无声息地将整个家庭给无声地吞噬了。
02
尤三儿蹲班房后没几个月,他的大女儿阿玉就被隔壁村的一个老汉给诱拐到几十里外的村子里了。
那一年,阿玉刚满十八岁,还没到要找婆家年纪的她,竟然在不情愿中怀上了孩子。
尤三儿的媳妇知道了这一消息后,坐在院子里的压水井旁高声地哭了半天,任凭本家的几个长辈磨破了嘴皮子,尤三儿的媳妇就是止不住嗓子里的呜咽声。
后来还是尤三儿的老丈人出面,阿玉才得以回了家,只是那还在吃奶的孩子被留在了男人家。
阿玉也大哭了一场,可她的哭不像母亲,而是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哭声低沉,可泪水怎么都不会比母亲少。
那个年代,女人一旦生过孩子,身价立马就降了下来。如果是处子之身,那还有挑拣的余地;一旦生过孩子了,身体就像过期发霉了的馒头,哪个男人还会愿意吃?
所以,第二年阿玉就急匆匆地嫁给了一个稍微上了点儿年纪的单身汉。至于彩礼,据尤三儿的媳妇讲,拢共就收到了一条羊腿和二十斤鸡蛋,连喜糖都是自己掏的腰包。
这门亲事阿玉并不满意,可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不是黄花大闺女的她,哪还有脸去挑三拣四!于是,在一阵阵令人心烦意乱的锣鼓声中,阿玉就被嫁了出去。
那天,家里目送阿玉出门的亲人,除了满眼都是泪水的母亲,就剩下比自己小的妹妹和弟弟了。至于父亲尤三儿,那时他还在班房里晒太阳呢!
尤三儿没能看到自己的闺女出嫁,这是他一生当中一件不小的憾事。在班房里,他早就收到了女儿要出嫁的信儿和隔着铁栅栏递过来的喜糖,至于女儿为什么不能等他出狱后再嫁人,他不知道原因,只是心里隐隐觉得这样也好。
婚礼上,有个做过贼的岳父,多多少少会让新郎官没面子!只要女儿婚礼办得敞亮,他舍得半条命都可以,这点儿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可尤三儿并不知道,女儿阿玉的婚礼办得并不怎么样,鞭炮不够响,锣鼓也敲得不起劲,就连迎亲的姑爷,似乎都没有别家的新郎官笑得开心。
03
大女儿阿玉出嫁后,小她只有两岁的妹妹阿娟直到十一年后才嫁了出去。
村里人都知道,尤三儿这两个女儿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姐姐阿玉长得黑黑瘦瘦的,个子也完全继承了母亲,好不容易才迈过了一米五的槛儿。
妹妹阿娟就不一样了。不仅长得白白嫩嫩的,而且性格活泼,活脱脱地像个外来人,一点儿都不像他们尤家的“产物”。
按说阿娟的条件这么好,应该是不愁嫁的,可她直到二十九周岁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婆家。
阿娟迟迟未嫁,不是因为她的眼光太挑,也不是因为尤家漫天要彩礼,只是因为阿娟的“名声不好”。
二零零年那年,阿玉出嫁后,阿娟没多久就辍学回家了。那时,村子里已经陆陆续续有人去南方沿海城市打工了,阿娟看着眼热,尤三儿见留不住,也就只好放手让孩子出去闯荡了。
阿娟究竟在外面做什么营生,村子里很少有人知道。可一年之后,从外地回来的阿娟就彻底变了样!
她不仅烫了一个时髦的卷头发,嘴唇上也涂抹了一层厚厚的口红,再加上那涂满了红色指甲油的十根手指头,阿娟当时在村子里惹眼极了!
年长的老太太远远地用拐杖点着阿娟的后背说她是“吃死孩子的妖精”,稍微上了点年纪的婶子大娘们悄悄骂她是“靠着身体赚了几个臭钱”,村子里的男人呢?
看到阿娟之后,有的会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有的则会放荡地吹上几个口哨,好似在故意勾起阿娟的注意。
阿娟不太喜欢搭理村子里的男人,没事的时候,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床头边嗑瓜子看电视。
也正是从电视上,我发现阿娟的扮相特别像张曼玉,所以私下里我常常称呼她为“曼玉姐姐”。
每次听到我叫她“曼玉姐姐”,阿娟的眼睛里都会充满了光亮,忙不迭地从柜子里拿出几颗大白兔奶糖给我。
所以,我打小就觉得阿娟是个好人,即使村子里总是有人会对着她的背影指指点点。
二零一一年冬季,阿娟终于出嫁了,那时我正读高二。
尤三儿来我家请抬嫁妆的壮劳力,母亲推荐了我,那天我恰巧周末回家。说实话,村子里出嫁了那么多新娘子,谁都没有阿娟的新娘子像样儿!
阿娟的婚礼办得很风光,新郎官觅了六辆奔驰来迎娶阿娟,震天的鞭炮响了快一炷香的时间,那天阿娟的母亲又哭了。
幸好身旁有尤三儿在,媳妇的眼泪还在打转儿,就被尤三儿一个白眼儿给呵斥回去了。可后来,尤三儿竟然在酒桌上哭了,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谁也劝不住。
04
二女儿阿娟出嫁后,尤三儿和媳妇也就只有最后一个心思了,那就把给小儿子阿松物色个老婆。
说实话,阿松的条件算不上好。不仅个子长得不出众,五官也乏善可陈,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阿松似乎并没有遗传尤三儿不爱刷牙的毛病。
乡下人找对象,不仅要看样貌,更看重对方的品行。可惜,阿松的品行似乎并不怎么好。
初中辍学的阿松十八岁就前往浙江的一家工厂打工了,这样说,阿松似乎是年少有为、自食其力的好青年。
可是,每次阿松过年回家,除了带回来随身的衣物之外,总还会拎回一大包小人书和价签贴纸。
对于那些造型各异花花绿绿的贴纸,我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可对于那些绘满了连环画的小人书,我的心中充满了神往!
于是,阿松的房间——也就是尤三儿家靠东南的那个小房子,成为了我们村子里的第一个书店。只是,那里只卖书不租书,且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至今都记得,我人生中看的第一本小人书《草船借箭》就是从阿松的床下面那一摞摞书堆里翻检出来的。那本比我巴掌略大的书,五角钱,当时阿松还另外赠我了一张价签贴纸。
当时的我不知道阿松家里的书是“来路不正”的,邻居吴大娘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这些书都是阿松在南方城市里挨家挨户偷回来的。
我不喜欢买别人偷来的东西,可我仍然忍不住一遍遍往他的家里跑。当时的我,也像周围的人一样,一边心里不屑于阿松的为人,一边无比眼热地看着阿松攒着零花钱。
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明白,倒腾旧书卖是阿松当年赚取第一桶金的好点子。这些从城南旧货市场按斤批来的破书,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乡下孩子们梦寐以求的“精神食粮”。
至于当年阿松为什么不申辩自己的“清白”,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也许他曾经试着解释过,可惜没有人愿意相信罢了。
阿娟出嫁后的第二年,阿松也结婚了,对方是五里地外一个有着“天包地”的龅牙女子。有人问阿松乐不乐意娶这样的女人,阿松憨憨地笑了笑:“只要不缺胳膊少腿就行!”
结婚之后,阿松曾经生活的那个院子也就成了“老户”。第二年分家之后,没有什么要紧事,阿松也就很少再往老院子跑了。
05
任谁都不会想到,尤三儿还不到花甲之年竟然就撒手人寰了。
尤三儿的死是个意外。
那天他开着三轮车前往城里的粮食收购站去卖粮食,可能是新得了十几张百元大钞心里得意个不行,顾不得出门前媳妇的叮嘱,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喝了几口酒。
城南的国道旁在盛夏时分一直都会有出摊儿的夜市,两张热乎的羊油饼,一盘盐水花生,再加两三瓶冰镇啤酒,尤三儿整个人就晕晕乎乎起来。
也就是因为那次贪嘴,除了清明节、中元节和除夕,尤三儿再也喝不上酒了。
尤三儿走后,她的媳妇和我们家开始走得近了。其实,攀来攀去,我们家似乎和尤三儿的媳妇有那么点儿亲戚。
直到尤三儿走后,我才知道她的媳妇叫赵红梅。当然,我是不敢直呼她的大名的,按照父亲的指点,我应该尊她一声“梅姑姑”。
可能老院子里只有一个人住时,显得房间特别多,梅姑姑将堂屋之外的所有房间都塞满了劈柴,除非取用里面的柴火,不然平日里是很少去开这些门的。
没了老伴儿的梅姑姑特别喜欢串门,串来串去,似乎我们家更能让她觉得心里自在,所以相比于其他家,她来我们家的趟数似乎更多。
梅姑姑一点儿都不喜欢给别人家添乱,如果发现我家有客人在,她都会立马扭头就走,除非那客人和她是旧相识。
晚上一起看着民间小调,如果母亲不小心打了个哈欠,她也会识趣地立马起身告辞,任凭我的母亲如何挽留,她都执意不再停留,并且边往屋外走,边一圈圈地晃着成串的钥匙。
我对梅姑姑最深的印象就是,她在我们家从来不坐凳子。即使我的母亲将凳子放到了她的跟前,她也不会坐上去。
是因为她的腿太短习惯了蹲着,还是不愿意占用我们家为数不多的凳子?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可慢慢地我发现,最近几年她似乎再也扛不住蹲着了。
上了年纪的梅姑姑喜欢在我们家回忆往事,她的听众除了一直忙碌着手中活计的母亲,剩下的就是我了。
从她的口中,我不止一次听到尤三儿蹲班房那几年的“秘闻”——
那些年,她家的院子深夜里被人丢过砖头,也总有人喜欢在半夜里用脚踹她家的铁门。
甚至就连她们家地里的胡萝卜,还没有长成就被人薅了去一大片。
她知道那几年整个家庭背负着“小偷”的骂名,不仅自己,就连家里的三个孩子也整日活得心惊胆战的。
尤三儿出狱后,梅姑姑曾经挎着篮子将煮熟的红鸡蛋挨家挨户送给乡亲们。似乎没有一个人当面拒绝她的一片诚心,可她私下里打听过,敢吃她家红鸡蛋的没有几户人家,有的家庭甚至直接将鸡蛋喂给了圈里的猪。
......
梅姑姑没少在我们家抹泪,擅长哄人的母亲使尽了法子,可怎么都止不住梅姑姑的热泪。
去年回家,我又在家里看到了梅姑姑,她的手里依旧习惯性地画圈甩着一串钥匙。
我让给她一张凳子,她也不再像往年那样推辞了。当时,母亲在案板旁忙碌着,父亲嘎巴嘎巴地剥着焦落生。
“今年恁家要贴对子纸了。”父亲意味深长地提了一句。
“那可不,恁三哥走了三年了,今年该好好贴张红纸了。”梅姑姑嘴角藏着一丝笑意,可眼神里看不到一丝愉悦。
屋子里安静下来,窗外突然传来一阵阵喧闹的烟花声,紧接着远远近近尽是一片狗吠声。
“过年了,过年好啊......”梅姑姑喃喃地说道,靠近煤炉子的我注意到,梅姑姑说这句话时,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那串已经锈迹斑斑的钥匙。
大年初一,我踏着大雪去梅姑姑家拜年。红色的对子纸取代了暗黄的烧纸,在昏暗的红灯笼下发着不真切的幽光。这是旧的终结,也是新的开始吗?
冲天的炮竹鸣叫着,熙攘的人群聚散着。红色的喜悦与黄色的忧伤,在苍茫的鲁西南大地上一遍遍地上演着,一次次地重复着,好似无穷无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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