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背后，有一对推心置腹的君臣，和两个光明磊落的君子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变法之一，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也都是褒贬不一，甚至贬要远多于褒。按理说经过宋仁宗四十几年的治理和宋英宗四年的过渡，当时的北宋应该还处在相当繁荣的时期，宋神宗和王安石为什么要执着于变法呢？

推心置腹的君臣

其实，虽然宋仁宗美名远扬，但在他执政的时期问题已经显现了，当时的范仲淹就坚决主张改革，只可惜由于宋仁宗没有改革的气魄，耳根子太软，庆历新政仅仅持续一年多就宣告失败，问题只能留给后人去解决。

宋英宗在位的四年基本没做什么，等到宋神宗继位时，北宋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尤其是财政和军事问题。当时北宋国库连新皇登基后要发给大臣的赏钱都拿不出来了，国家养着一百多万军队，每年耗费大量钱财，战斗力却异常低下，严重缺乏训练，这是一个不得不改革的局面。

宋神宗登基时虽然还不满19岁，但却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少年皇帝，他的偶像是唐太宗，目标是收复燕云十六州，解决西北边事，复汉唐往昔之疆。因此刚刚继位就勤政的令人惊讶，当时有大臣劝他注意身体，他说：“我也不是喜欢辛苦，只是趁着年富力强，想多为老百姓做点事情。”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帝谓辅臣曰：“人君不可怠于政，朕非好劳苦，盖思少壮精神，欲乘时有为以济生灵。”

不仅如此，宋神宗挨个向朝中大臣请教治国之策，但请教的结果让他非常失望，老臣们根本拿不出能解决问题的实质性建议，范纯仁甚至直截了当的告诉他20年内莫言兵事。

这个时候，宋神宗想到了王安石，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在位时就曾给仁宗献上过“万言书”，诉说天下弊病，力主变法革新。虽然王安石比宋神宗大了27岁，但两个人却相见如故，一见面就聊的非常投机，年轻的神宗皇帝不断向王安石请教治国之策，王安石也一一道来，很快，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王安石

想要改变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祖宗旧制谈何容易，尤其在北宋那样的政治体制下，中书门下和谏官的权力都非常大，因此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王安石作为新法领袖自然首当其冲的受到压力，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官员们正常的上书反对就不说了，有的官员直接跑到中书门下的办公室指着王安石的鼻子骂；有一个叫唐坰的官员，当着神宗皇帝、王安石和诸多辅政大臣的面高声斥责王安石，历数他的六十大罪状；甚至连宫里的卫士都敢呵斥王安石，打伤了他骑乘的马匹，要知道王安石当时可是高居宰相，连卫士都敢对他如此无礼，可见当时的王安石是处在一种怎样的压力下。

熙宁六年，变法推行了四年多之后，王安石终于忍不住向神宗皇帝提出了辞职，而当时君臣二人的对话，显示出了他们之间超乎寻常的信任与密切。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二》：

安石固求罢，上不许曰：“卿每求罢，朕寝食不安。朕必有待遇卿不至处，且恕朕，岂宣德门事否？”

安石曰：“臣所以辨宣德门事，正恐小人更以臣为骄僭，事既明白，又复何言。”

·········

上曰：“卿如此，必是以朕终不能有成功，久留无补，所以决去。”

安石曰：“陛下圣德日跻，非臣所能仰望。后来贤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贤路，又病，所以求罢，非有它。”

翻译成大白话，大意如下：

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你每次提出辞职，我都寝食难安，我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你就宽恕我吧，是因为宣德门的事（就是卫士严重冒犯王安石的事）吗？”

王安石说：“我之所以为宣德门的事做辩护，是担心有小人觉得我恃宠生娇，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弄清楚了，我又何必再提呢。”

神宗说：“既然如此，是你觉得我不可能变法成功，留在这里也没用，所以想走吗？”

王安石说：“···我只是觉得自己久居高位，挡了贤人的路，而且我身体不好，所以想辞职。”

这只是对话的部分内容，史书记载宋神宗再三挽留王安石，王安石才最终答应留下来。在史料里我们能找到太多两人的类似对话，神宗甚至说：“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的君臣，能像我和王安石这样相知的，少之又少。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更像是推心置腹的朋友，宋神宗用人不疑，给予了王安石绝对的信任，而王安石也经常感叹宋神宗是一代明君。

宋神宗

其实，宋神宗所承受的压力一点不比王安石小，因为当时不仅大臣们反对新法，皇太后、太皇太后以及神宗的弟弟都是极力反对的。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

一日，侍太后至太皇太后宫，太皇太后语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帝曰：“此所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欲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帝曰：“群臣惟安石为国家当事。”时帝弟岐王颢在侧，因进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败坏天下邪？汝自为之！”颢泣曰：“何至是！”皆不乐而罢。

从上述史料就能看出当时的神宗皇帝面临着怎样的压力，当太皇太后让他罢免王安石时，他还只是辩解说：“我们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现在朝廷里就王安石一个真正能给国家办事的。”但是当他的弟弟也劝他罢免王安石时，神宗皇帝再也无法压制情绪，他愤怒地喊道：“好！是我把天下搞乱了！你来当这个皇帝！”有的史料甚至还记载说皇太后、太皇太后哭着求神宗废除新法，而神宗是什么反应？史书记载三个字：“上流涕”，意思是神宗也委屈的哭了。

后来因为种种不可控的因素，比如卷入谋反案件等，王安石还是被两度罢相，但即便如此，宋神宗对退休在家的王安石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和照顾。王安石生了病，神宗听说后派御医为其诊治；王安石被当地官员“欺负”，神宗果断罢免了那些官员；可以说，君臣二人的关系是自始至终的，并没有因为罢相而改变。

遗憾的是，虽然神宗比王安石要小27岁，但由于变法进程的艰难和西北战事的不利，在王安石离开朝廷8年之后，长期处在压力之下的宋神宗一病不起，年仅36岁就离开了人世；神宗去世一年后，64岁的王安石也郁然病逝。

光明磊落的君子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当时最大的反对者就是司马光了，姑且不论是司马光有理还是王安石有理，有一点是必须要肯定的，这是两个真君子间的辩论，他们之间的矛盾仅限于政见不同，并没有龌龊的人身攻击。

司马光曾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趣向虽殊，大归则同”，意思是说我们两个人虽然观点不一样，但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是为了国家着想。在王安石去世后，做了宰相的司马光虽然废除了新法，但没有在个人层面对王安石落井下石。

司马光

《邵氏闻见前录》：

司马光：“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

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前录》记载，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说，“王安石这个人没有别的毛病，就是有点固执，朝廷应当给予他丰厚的恤典。”可见，当后人把王安石骂成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时，司马光这个王安石生前最大的对手却给了他足够的认可和尊重。当时的司马光高居宰相，受到朝廷绝对的信任，他想抹黑政敌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没有这么做。

其实从人品道德上说，王安石和司马光堪称两个完人，两个人虽然都官居高位，却都生活简朴、不摆架子、清正廉洁，也都有过多次辞官的经历，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两人都坚决不纳妾，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这在那个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

《邵氏闻见前录》：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邵氏闻见前录》记载，王安石的妻子吴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小妾，王安石询问小妾的身世，小妾说自己的丈夫原本是个将军，负责运米时船翻了，耗尽了家财也没能补得上罚款，所以就把自己卖了，王安石听后非常可怜她，就把这个小妾的丈夫叫了来，给了他们90万去交罚款，让他们夫妇二人安心回去过日子了。类似的事情也在司马光身上发生过，司马光和自己的妻子张夫人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张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小妾，司马光拒不接受，张夫人终生未育，司马光就领养了哥哥的孩子作为养子。

这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个人修养都是如此的纯洁，这样两个光明磊落的真君子，即便是因为政见不同争了一辈子，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一种“文雅”的争斗，看他们互相致信阐述观点，真是一种享受。

结语

说回变法本身，王安石变法就具体措施而言肯定是存在问题的，比如青苗法的利息对百姓而言是一个负担，这也是司马光等人反对新法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新法中关于裁减军队规模、加强军事训练的部分也是非常必要的，免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行的，能大大缓解北宋的财政赤字。

更重要的是，变法所体现出的精神令人感动，拒绝在稳定中苟且偷生、慢性死亡，力求在变革中寻求突破和生机，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虽然宋神宗年纪轻轻就在重压之下去世，王安石的晚年也颇为冷清，但他们的努力都被史官白纸黑字的记录下来了，相信历史终究会给予他们最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宋神宗，他有着宋仁宗所不具备的改革决心，他配得上一个更好的庙号。

曾与司马光王安石同朝为官的苏轼写下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壮诗句，现在看来，当时参与过变法的皇帝和大臣，又有哪一个不是千古风流人物呢，任滔滔江水如何汹涌，他们的名字终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