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的玄机：这种看似增强形象感的手法，其实还有加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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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开始，中国古代诗歌就确立了赋、比、兴三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在这三种手法中，又以兴最难创作，最难鉴赏。兴法的表意指向模糊，不易索解，但这反而成全了某些具有特定倾向和要求的创作。造成了带有私密性的表达效果。

上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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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经》，找一点儿诗歌的乐趣，我们得由此做起

走进古典诗词：这种几近消失的修辞手法，却是中国古诗的魅力所在

起兴容易造成表意的含糊，黄侃说的这一点我深有同感。但他说“文词之作，趣以喻人”——写成文章，就是为了让别人看懂——我对此却有所保留。

因为这个“别人”的范围，在作者那里很可能是有所限定的：古代有蜡丸隐书，今天有密码邮件，费这么多心思，不就是为了把一部分人挡在外头，不让他们看见吗？

但是无论蜡丸还是密码，这种阅读障碍都是外置的，它总不如内置的障碍来得保险——不让他们看见，不如干脆不让他们看懂！而要达到这个效果，起兴就成了一个绝好的手段。

关于这一点，宋代大文豪苏轼曾经做出过近乎完美的示范：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它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这首小歌词写于公元1091年（宋哲宗元佑六年）。从题目《寄参寥子》看，它其实是苏轼写给密友道潜的一封信。密友之间谈了些什么？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先生分析说：

结尾几句是用谢安、羊昙的典故。《晋书·谢安传》：谢安虽为大臣，“然东山之志（即退隐会稽东山的“雅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他出镇广陵时，“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

病危还京，过西州门时，“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他死后，其外甥羊昙一次醉中过西州门，回忆往事，“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扇，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这里以谢安自喻，以羊昙喻参寥，意思说，日后像谢安那样归隐的“雅志”盼能实现，免得老友像羊昙那样为我抱憾。

——《唐宋词鉴赏辞典》

虽然王先生是当下苏轼研究乃至宋代文学研究的最大权威，但我仍想斗胆说一句：在解读这首小词的时候，王先生恐怕是让苏轼设置的阅读障碍给“挡在外头”了。

在这首小词的下片中，“东山之志”和“泪洒西州门”很可能是两个喻义截然不同的典故。

写就这首小词的当时，苏轼刚刚在杭州知州任上接到了朝廷的诏命，命他奉诏还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

虽然翰林学士素有“储相”之名，看似位高权重，但此时的朝廷正陷于新旧两党的激烈纷争。

苏轼龃龉两方，腹背受敌。他本来就是为了避祸才自请出知杭州的。现在重回京城，等于再入是非之地。其中有多大风险，作为一个经历过“乌台诗案”的“老运动员”，苏轼不会不清楚。但他既然决心回朝，就不能临阵退缩。

以谢安自况，苏轼绝不是要告诉道潜“我已经想好了未来和你一起归隐的生活”，像这种朝受皇命、夕思退计的苟且之事，苏轼哪儿能干得出来？

关于谢安的“东山之志”，许多人只看到他想“江道还东”，而忘记谢安早为东还预设了前提——“经略粗定”：须得功成，方能身退。不把社稷之事先交代明白了，自己的人生能交代得明白吗？

苏轼写下“东山之志”，意思端在此处：今番再入朝堂，他将矢志以谢安为法，力争实现谢安未完的夙愿——谢安只是功成，还没来得及身退便含恨以终，苏轼希望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一个更完满的结局。

这个愿望固然美好。但苏轼毕竟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政治家而不是充满幻想的热血青年，他对时局有深刻的观察，对前途有清醒的判断。

此次回京出任翰林学士，苏轼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相比于谢安出山的时候要严酷得多了。谢安都没能功成身退，苏轼敢给自己打包票吗？

要是失败了（这个概率要比成功大上很多倍），又该怎么说呢——“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如果我苏轼遭遇不幸，朋友（指道潜）请别为我哭泣！

显而易见，对“泪洒西州门”这个典故，我做出了一个和王水照先生截然相反的解释。那我解释的依据是什么呢？正是开篇的起兴：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把这两句歌词的场景还原出来，应该是这样的：古人不懂太阳、地球和月亮等星体的位置与引潮力大小的关系，他们相信钱塘潮的涨落都是风力使然。

观潮的人总是盼着潮来，遗憾潮退。所以潮来之际，出于欣喜，他们就会感谢秋风送潮的“有情”，而潮水退去的时候，意犹未尽的人们又转而开始抱怨，甚至咒骂，是“无情”的风把潮水送走。

观潮者的前喜后悲，能说是秋风作祟？它可是没有意识的啊。所谓“有情”、“无情”，难道不是观潮者妄念虚生的内心戏吗？

人生的聚散离合也有它的定数，跟潮来潮去没什么两样。再坚贞的友情，总有缘尽的时候。倘若真到了死亡要将我们分开的那天，而你却要为这分离痛哭，那不就像咒骂秋风无情的观潮者一样看不开吗？

苏轼以钱塘观潮的意象起兴，他要说的就是这样一道“禅机”。只不过要领悟这道禅机，苏轼设置了“两重障碍”：

如果你不熟悉禅法机要的表达，可能不会想到要将潮来潮去同聚散离合之事相印作解；如果你不是苏轼的朋友，没有和他一起经历过“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那你也不可能熟知苏轼对潮来潮去的感慨。

但这些我们不熟悉的内容，恰恰是诗僧道潜最熟悉的。因此这首歌词的起兴就像是江湖人物的“切口”，苏轼显然只希望道潜看懂他的“密语”。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首歌词在写就的当时就能被大多数人读懂，那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尴尬——毕竟奉调还京，擢为宰辅，说明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对苏轼圣眷优隆、给予厚望。

这当口儿苏轼却对朋友交代“遗嘱”，说“我回朝之后，万一遭了不幸，你可别哭”，这话要是让皇帝和太后听了，该怎么想呢？

当然，深一层说：“只有你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苏轼的潜意识里可能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再一次有力地印证：道潜才是那个能够抵达他灵魂深处的知己。

毫无疑问，这首《八声甘州》因为使用了起兴的手法而使诗旨变得晦涩难解。但我们要是因此抱怨苏轼：“你为什么不能把话说明白点儿”？那出洋相的人只会是我们自己：人家两朋友之间咬耳朵根子的话干嘛要对旁人说明白呢？

别忘了，我们今天解读《八声甘州》，其实是顶着“学术研究”的名义窥测苏轼的隐私啊！所以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兴”法并不因为它的模糊晦涩、歧义多方就一定不好，只要用在适当的地方，它自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那剩下的难题就要抛给作为读者的我们了：万一碰到那么一些作品，我们不像解读这首《八声甘州》时有误打误撞的幸运，始终参不透它的“兴”义，那又该怎么办呢？

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在他的《毛诗会笺》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思路。具体说来，是关于下面这首诗：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诗经·召南·草虫》

这是一首显而易见的情歌，以一个女孩子的口吻诉说对情郎的思念。它开篇的这两句起兴“喓喓草虫，趯趯阜螽”该怎么解释呢？郑玄说：

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异种同类，犹男女佳时以礼相求呼。

——《毛诗正义》

诗中的“草虫”是指蝈蝈，而阜螽则是还没长成的蚱蜢。虽然我打小就是玩泥巴、捉虫子长大的，但我还真没见过郑玄说的“异类相从”——蚱蜢会因为蝈蝈的召唤而与它亲近。这个解释看上去非常牵强，完全不符合昆虫的习性。

如果“草虫”与“阜螽”的意象真是对男女之情的某种暗示，那我倒更愿意相信是诗人把“草虫”和“阜螽”误当做了同一种昆虫的雌雄两体（草虫，也叫“草螽”，既然与阜螽同名为“螽”，在古人看来应该同属一类，只不过为了表达的变化，在这首诗里改称“草虫”而已），在自然界中，雄性以鸣叫表达求偶之意是非常普遍的行为，而“趯趯”可能就是雌性对雄性“喓喓”之鸣的积极响应。

但是关于这种猜测，因为我暂时还找不到可靠的旁证，所以无法坐实。也就是说对这两句诗的“兴”义，我们仍是不能完全参透。那要怎么办呢？竹添光鸿说：

赋也。草虫鸣而阜螽跃。君子行役未反，空闺不堪秋也。

——《毛诗会笺》

《毛诗传》本来指明“喓喓草虫”为兴，可竹添光鸿却狡猾地绕开《毛传》，说我们不妨将它作“赋”笔看。

别去追究草螽有何深意啦，就把它看成这样一幅图景吧：在秋意渐深的时候，一个独守空闺的女子听着草虫的残鸣，孤独的心情难以抑扼。不禁想起了自己漂泊在外的情郎。

这样读来，画面感也很逼真，而且足够动人。

参考文献：

竹添光鸿《毛诗会笺》；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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