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到香港最贫穷、最普通的人群里，一封信将劳工工作时间缩短至每天8小时

△童年时光（左为杜叶锡恩姐姐）（1916年）

1913年出生于英国纽卡斯尔，2015年去世于香港。1948年，杜叶锡恩被普利茅斯弟兄会派往江西南昌传教，1951年到达香港，创立慕光英文书院。1963年至1995年，叶锡恩出任市政局议员。1997年至1998年，获委任为临时立法会议员，在深圳及香港出席会议，直到1998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她不再连任，并从此引退。杜叶锡恩原本只是一名从英国来到中国大陆的传教士。1951年2月，她离开南昌，前往香港。到香港后，原本要回英国的她，被劝说留在黄大仙区的一个寮屋区的教堂。这一留，就没再离开。

杜叶锡恩是乘火车到罗湖边界再前往的香港。一路顺利的她从深圳由一座窄窄的小桥到达英国统治的香港。上桥前，她打量了一下，看到“桥的这一端飘扬着中国国旗，另一端则是英国国旗”，当时，怀着理想主义的她相信英国国旗即代表着英国的正义。但现实很快就打了她的脸。

到香港后，她的一位在港府工务局工作的教友即告诉了她香港存在的贪污受贿等违法现象，但她并不怎么相信，她认为教友在夸大其词。她的另外一位朋友，为香港政府工作的一名欧籍医生，也告诉了她类似事情。这位医生朋友还建议她买部相机，把她将要看到的贪污受贿现象拍下来送到报社去发表，以此“惹火”高官们。

1951年，在香港的殖民者看来，香港是有着“我们”和“他们”共存的香港。“我们”是指殖民者，这些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们”，指的是数百万的普通市民。当然，少数富有的市民也会被殖民者施恩，认作是“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允许你们到我们美丽的花园香港来，你们应当感恩才是。然而你们却不满足。”杜叶锡恩听到一个怀有帝国主义思想的女士对一位中国男士这么说。

杜叶锡恩在香港曾做过多年老师，她最初教历史讲到鸦片战争时，向学生们讲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怎样进攻中国，迫使中国接受鸦片，作为支付这些国家获得的中国货品的钱款。她的学生们有时会很愤怒地问她，为什么这些国家要对中国做这样的事。她很难堪地解释说，“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也不赞成我的先辈们的这些行动”。

杜叶锡恩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弄明白了香港人群的“我们”“他们”这样简单而粗暴的区分。她的国籍，注定了她是可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但她在站队时，主动站到了“他们”这一边，而且，站到了“他们”中最贫穷、最普通的人群里。

杜叶锡恩原本只是一名从英国来到中国大陆的传教士。1951年2月，她离开南昌，前往香港。到香港后，原本要回英国的她，被劝说留在黄大仙区的一个寮屋区的教堂。这一留，就没再离开。

杜叶锡恩是乘火车到罗湖边界再前往的香港。一路顺利的她从深圳由一座窄窄的小桥到达英国统治的香港。上桥前，她打量了一下，看到“桥的这一端飘扬着中国国旗，另一端则是英国国旗”，当时，怀着理想主义的她相信英国国旗即代表着英国的正义。但现实很快就打了她的脸。

到香港后，她的一位在港府工务局工作的教友即告诉了她香港存在的贪污受贿等违法现象，但她并不怎么相信，她认为教友在夸大其词。她的另外一位朋友，为香港政府工作的一名欧籍医生，也告诉了她类似事情。这位医生朋友还建议她买部相机，把她将要看到的贪污受贿现象拍下来送到报社去发表，以此“惹火”高官们。

1951年，在香港的殖民者看来，香港是有着“我们”和“他们”共存的香港。“我们”是指殖民者，这些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们”，指的是数百万的普通市民。当然，少数富有的市民也会被殖民者施恩，认作是“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允许你们到我们美丽的花园香港来，你们应当感恩才是。然而你们却不满足。”杜叶锡恩听到一个怀有帝国主义思想的女士对一位中国男士这么说。

杜叶锡恩在香港曾做过多年老师，她最初教历史讲到鸦片战争时，向学生们讲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怎样进攻中国，迫使中国接受鸦片，作为支付这些国家获得的中国货品的钱款。她的学生们有时会很愤怒地问她，为什么这些国家要对中国做这样的事。她很难堪地解释说，“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也不赞成我的先辈们的这些行动”。

杜叶锡恩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弄明白了香港人群的“我们”“他们”这样简单而粗暴的区分。她的国籍，注定了她是可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但她在站队时，主动站到了“他们”这一边，而且，站到了“他们”中最贫穷、最普通的人群里。

△1958 年，拍摄于启德新村办公地点兼家中。

初到香港，杜叶锡恩住在寮屋区。寮屋指的是以铁皮和木板搭建的临时建筑，住在寮屋区的，一般是外地来香港的非原住民。她的邻居有一批来自汕头的绣花女。她注意到她们绣出精美的桌布和衬衫，而这些东西的售价却极低，哪怕她们从早忙到黑，绣得最快的绣花女一天所得也不会超过1.2港元。因为用不起电，也舍不得点油灯，她们眯着眼睛“费力地捕捉白天的每一瞬亮光来干活”。

杜叶锡恩在《卫报》上看到一篇批评中国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的劳工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杜叶锡恩看到后，当即给《卫报》撰文说她并不清楚中国的劳工现状，但她知道，她认识的所有在香港的中国人，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长。

杜叶锡恩的这封信后来辗转到了议会。在经历了一场争论之后，香港劳工的工作时间缩短到了每天8小时。杜叶锡恩没觉得自己胜利了，因为关于劳工工作时长还有一个附加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自愿超时工作。她注意到，为了不丢掉工作，几乎所有个人都“自愿加班”。

那封信是杜叶锡恩第一次“得罪”殖民当局的行为。当时，她还是埃里奥特夫人。埃里奥特是她前夫的姓。

因为教会严格限制妇女站出来讲话，因为前夫不仅不允许她就所见到的不公正现象投书报章，还不允许给除了亲属和私人朋友以外的任何人写信，杜叶锡恩先后离开了教会和前夫。

没了教会的束缚和前夫的限制，杜叶锡恩开始“为所欲为”了。当年的香港，街边小贩不给警察和“小贩管理队”“派片”（黑钱），就会被拳打脚踢、充公货物、罚款坐牢；山边木屋区或旧楼发生火警，消防到来，“有水（钱）有水、没水没水”，居民求助无门……在这个时候，杜叶锡恩就会出现在这些无助的市民面前，为他们多方奔走，还亲身到政府部门举报和向传媒揭发公职人员贪污恶行。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来源：潇湘晨报】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