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溪苏区互助合作运动及其现实启示

才溪苏区互助合作运动及其现实启示

——基于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历史考察

□陈发来

　　1933年11月，毛泽东第三次深入上杭才溪进行社会调查，调查了解才溪乡扩大红军、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情况，以便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同时为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经过十多天的深入细致调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在调查中，毛泽东着重调查了才溪苏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充分肯定了其对苏区经济建设所起的重大作用。在苏区经济建设中，才溪苏区积极倡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创办了耕田队、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解决了经济建设面临的诸多难题，为才溪苏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现实意义看，《才溪乡调查》对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建设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1933年，毛泽东同志在才溪乡调查（绘画局部）

首创农业互助合作，发展苏区农业经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农业生产是传统的耕作方式，需要投入足够的劳动生产才能维持较高的产出。而随着土地革命的发展，苏区各地普遍出现了劳动力和耕牛不足的困难，对苏区农业经济造成极大影响，势必影响到苏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因此，解决农业生产劳动力和耕牛不足问题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经过探索，才溪苏区首创了农业互助合作，对劳动力和耕牛进行重新组合和调剂，成为解决苏区农业生产劳动力和耕牛紧缺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

　　早在1929年，由于大量劳动力在才溪暴动后参加红军，加之战争的破坏，才溪农业生产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造成才溪“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才溪农民根据以往农忙时以工换工、以人工换牛工的习惯，首先办起了耕田队，耕田队由几户人家自愿结合组成。后来，在才溪乡苏领导下，这种小规模的耕田队逐渐扩大和推广开来。每村成立一个耕田队，并选出一名队长，一个队管几个耕田小组，每组5人，主要是帮助红军家属及群众开展互助。耕田队将红军家属的地从犁田、插秧、收割都包了，而且自带饭包，不计工钱。耕田队的成立，很好地解决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问题，很受才溪苏区群众的欢迎。

　　1930年6月，毛泽东到才溪指导革命工作，主持召开了区乡工作人员、妇女代表、耕田队长等调查会，对才溪首创的劳动互助性质的耕田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道“你们的耕田队很好”，同时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指示在耕田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互助组，把范围从几户人扩大到村、乡，以帮助解决除红军家属外其他群众的困难。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才溪苏区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参加红军上前线或去做地方工作。至1933年11月，“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才溪苏区农业生产劳动力严重不足，势必直接影响苏区群众的生活和红军的后勤保障。

毛泽东著作《才溪乡调查》（史料图片）

　　1931年夏，为了彻底地解决农业生产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才溪苏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即互助组），成为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源地。劳动合作社是以乡为单位，根据群众自愿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调剂劳动力。劳动合作社“统筹全局，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五人，主任筹划一乡。四村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要请工的，必经村委员，不能私请，否则混乱了劳动力的调剂。工钱，‘雇’‘佣’双方自理，不经委员。”“其任务是帮助红属与群众互助”，“以区为单位调剂劳力，做劳动工”，“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乡，帮助不足的乡。”“帮助红属：带饭包（不带菜），带农具，割禾也是这样。”“群众互助：议定每天工钱二毛，男女一样，紧时平时一样，一九三○年起就这样做。工钱，红属帮助红属，每天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二毛；群众帮助红属，不要工钱。”

莳田

　　在才溪乡劳动合作社的示范下，1932年以后闽西苏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得到广泛的发展。中央苏区形成后，临时中央政府及时总结和大力推广才溪耕田队、劳动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1933年2月，中央土地部制定并颁发了《春耕计划》，提出在今年做到比去年多两成收获的办法，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普遍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无论人工、耕牛、农具、种子一概彼此互助，以便解决目前春耕中的各种困难，来促进耕种运动的顺利进行。”

　　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陆续颁布了《耕田队条例》《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等政策法律法规，从政策上指导和规范苏区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有了详细的组织纲要，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中央苏区得到深入广泛的开展。至1934年，仅长汀一县就有社员6717人。

　　在苏区的农业生产活动中，“耕牛的作用仅仅次于人工”。由于耕牛被国民党军队大肆抢劫和屠杀，加之奸商故意宰杀耕牛又把耕牛大批地运到白色区域出卖，因此才溪苏区耕牛相当缺乏，“两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家无牛”。为此，才溪苏区政府一方面禁止宰杀耕牛和贩卖耕牛到白区，另一方面又组织了“犁牛合作社”。

　　才溪苏区在经济建设中首创了农业互助合作，积极组建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有组织地调剂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和耕牛，有效地解决了才溪苏区劳动力和耕牛不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才溪苏区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33年，农业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全区粮食……今年则已有余了。”而且，才溪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被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为中央苏区粮食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有着巨大意义，从而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创商业互助合作，发展苏区商业经济

　　为了扼杀红色政权，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残酷的经济封锁，致使苏区内的土特产品如粮食、烟丝、纸、木材等无法外销导致价格暴跌，而苏区急需的用品特别是食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加上一部分商人、投机分子乘机搞贱买贵卖、囤积居奇，致使苏区形成了严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苏区经济形势迅速恶化，严重影响了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为支援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才溪苏区开创了商业互助合作，积极建立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合作社商业，使苏区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促进了苏区商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早在闽西苏区初创时期，闽西苏区就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日趋扩大的现象：“一方面农产品飞快的降低（米价大池每元四斗多，古田二斗多，虎冈三斗多，北三、四区二斗，龙门、龙岩一斗五、六；肉价各地多系五两；鸡蛋等等都是跌价）。另一方面城市工业品反而涨价（尤其是盐、糖、洋油等涨得快），工人工资一般的提高（岩城一般提高四成，农村间也提高二成）。”导致闽西苏区“发生了很严重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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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红色饭店（原粮食合作社旧址，已灭失）

　　为解决“剪刀差”和粮食价格暴跌问题，1929年9月3日，中共闽西特委颁布了《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分析了闽西“剪刀差”的产生原因及其危害，指出“调剂剪刀差现象是苏维埃当前急务”；并制定了解决“剪刀差”的“闽西党的剪刀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措施是：“由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并帮助奖励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削，而农村储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1929年10月，才溪区下才溪乡创办了油盐合作社、布匹合作社，上才溪乡创办了油盐、屠宰、布匹合作社。

　　1929年11月，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强调创办合作社的问题，指出“解决赤色区域中剪刀差现象的特殊经济问题，成为目前闽西党当务之急”，“各级政府工作，应针对群众要求，为群众解决痛苦，在目前应努力帮助建立合作社之组织”。根据中共闽西特委的指示，1929年11月，才溪苏区创办了闽西乃至中央苏区最早的消费合作社——才溪乡消费合作社，初创时80余人，股金40余元，借了一些公款，开始营业，价格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红军家属或红军部队购买时，按原价出售，卖给群众时照本赚5％。消费合作社是苏区群众为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共同出资，以平等互利为原则，所得盈利分配给社员，抵制中间商人操纵商品价格和剥削而形成的组织。至1933年11月，据毛泽东统计，才溪“全区八乡有十四个消费合作社。”上才溪有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下才溪有布匹合作社、油盐肉合作社和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加入消费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百分之六十，下才溪百分之九十。”“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货价，红属（有证章）照市价减百分之五，社员不减。别乡甚至别区的红属来买亦然，旧县、南阳、官庄等区的红属，均有来买货的。”消费合作社便利了群众生活，维护了群众利益，得到才溪苏区人民极高赞扬，说“合作社第一好。”

　　在才溪消费合作社的影响下，闽西苏区各地纷纷成立消费合作社，至1933年11月闽西苏区形成了乡、区、县、省各级消费合作社。中央苏区形成后，才溪消费合作社的成功经验也被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1933年12月5日，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才溪区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了消费合作社的工作经验。1934年1月1日，《红色中华》报第139期登载了文章《一个模范的消费合作社一一才溪区消费合作分社》，客观总结了消费合作社的经验与教训，号召全苏区“大家来学习它的光荣的模范。”

　　为彻底解决粮价暴跌导致“谷贱伤农”的严重问题，1930年6月1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l5号）——关于组织粮食调剂局问题》，“决定调剂米价办法，组织粮食调剂局，以救济贫农。”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坚决的为工人贫农阶级谋利益”，大力筹集资金，使各乡农民得到普遍的救济；同时还严格规定，粮食调剂局筹得的款项“无论何人不准移作别用，如有侵吞此款十元以上者，即行枪决以儆效尤。”1930年，才溪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粮食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向生活较好的人家募集股金，每股大洋一元。“每乡组织一个调剂局，全区八个局，共有股金一千八百一十元。”调剂办法是：“每年向群众买进谷米，比私人买的少收二升，……卖出时先卖给红军家属，后卖给困难群众。……卖出时，也不照当时市价，仅照买进价格略除耗失。……红军家属无钱的，群众特别困难的，可以借给，割禾后照数归还，不取利息。每年收谷出谷工作完了，由乡苏通知群众，举出代表，向调剂局负责人算账，并发公告。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仓，用乡苏长条标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众决定，群众需要了，即开仓出卖。大概每年三月田时与五月青黄不接时，均是出谷时节。”据邓子恢回忆：“这种政策当时甚受农民欢迎，粮价也从此稳定下来。这种政策同时也推广到闽西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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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旧址列宁堂内景

　　才溪苏区开创了商业互助合作运动，建立了许多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商业互助合作组织，从而调节了苏区内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相差极大的剪刀差现象，消除了商人资本的剥削，基本稳定了苏区的物价，不仅解决了才溪苏区人民生产生活需要，而且促进了苏区商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中央苏区的全面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才溪苏区互助合作运动的现实启示

　　我国是农业大国，近7亿人为农业人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农业现代化，是关系国家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没有农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

　　然而，我国农业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一是在市场化大潮中，农业生产日益向社会化、商品化、专业化发展，农民依靠个体的力量要实现生产目标，获得既定利益越来越难，迫切需要依靠组织以及集体的力量来发展生产；二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务工，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缺乏问题日益严重，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面临着老龄化、妇幼化、弱质化问题，难以担当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任。三是由于农户分散经营，农村经济呈现分散化的状态，农户家庭经营的小生产很难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衔接，在参与国内特别是国外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因此，实现农业现代化亟须加强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汲取才溪互助合作运动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高水平高层次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保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下，调整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界限，按照自愿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经济互助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解决农业组织化程度不高和农民进入市场难、竞争力弱的问题，能够解决单个人在生产经营中不能解决的经济方面问题，能够完成一家一户农民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合算的事。农民专业合作社入社农户通过在农产品销售、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技术信息服务以及农产品加工等某个环节上展开合作经营，降低各自分散经营的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市场议价能力，增强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最终达到增加经营收入的目标。

　　实践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经营主体通过组织制度创新，能够较好地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服务社员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对周边农户产生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

　　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市场主体地位、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载体，是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主力军，必将为农业现代化建设乃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才溪苏区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创办了耕田队、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有效地解决了苏区经济建设所遇到的许多难题，为才溪苏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有效的措施，对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系古田会议纪念馆。本文部分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