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破壁者（十七）：“硅谷市长”罗伯特诺伊斯开启的产业法则

请你想象这样一个人：

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奠定了半导体产业的基本法则，引领好几个半导体企业走向巅峰，是员工的良师益友与创业者们的天使投资人，被世界最顶尖的高科技公司管理者信赖与推崇，全球媒体都热衷于听取和传播他的言论……

是不是感觉既强悍又伟大？如果，他成为你的敌人呢？

这个令人心情矛盾的角色，就是罗伯特·诺伊斯。

诺伊斯的一生有许多头衔，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仙童、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硅谷模式”的开创者，战后最伟大的美国人等等……但他去世后，更具政治色彩的“硅谷市长”一词，为其一生功业盖棺定论。

在此，我们不再长篇累牍地赘述诺伊斯的丰功伟绩，而是通过他一生中重要的几张“战役”，来思考其所代表的独特群体——企业家，为何会扛起社会事务的重任，又给全球高科技战局带来哪些变数？

诺伊斯的战地素描

作为半导体行业的执牛耳者，诺伊斯是全球半导体市场竞争中的关键角色，重要程度有时堪比核武器——能一锤定音、终结战局的那种。

如果只是一个“好战分子”，为了取得胜利而机关算尽，显然不足以让硅谷那些桀骜不驯的天才甘愿称臣。在烽火硝烟中捍卫与重建了什么，是我们可以从诺伊斯的“戎马生涯”中所探寻的。

大家先跟随我的脚步，来到上世纪一个个半导体“遗址”，感受诺伊斯所亲历的战场：

第一站，我们来到半导体初兴的蛮荒年代。

今日被无数国家试图效仿打造、奉为圭臬的硅谷，在其生长之初，也离不开残酷的丛林竞争与厮杀。

尤其美国的高科技行业，还盛行无政府主义，硅谷距离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也很远，受到的关注和约束也最少。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竞争最混乱时，许多突破道德的行为也开始出现。比如一些人离开旧雇主，会互相争抢竞争对手的员工，模仿产品，有时还会提起诉讼。

在记者唐·霍夫勒创建的周刊《微电子新闻》（MicroElectronics News）中，硅谷芯片产业的许多丑闻就曾被曝光，类似潜入竞争对手的计算机系统盗走设计方案，创始人们在走廊上打架，把不能用的设备发给客户之类不堪的手段，此后都被资深人士证实大多都确有其事。

在这样的蛮荒时代，诺伊斯为整个行业梳理出了良性竞争法则，在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甚至推动了美国半导体企业放下前嫌，共享创新，相互合作，他是怎么做到的？

第二站，是诺伊斯本人有关的专利之战。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集成电路的发明者有两个吧？但这二人——诺伊斯和基尔比，并不是英雄惜英雄的关系，实际上，1964年二人双方的律师在法庭上，为集成电路的发明专利争得面红耳赤。

原来，1959年诺伊斯只为微型电路申请了专利，但没有为他用平面工艺制造的集成电路申请专利。而就职于德州仪器的基尔比早于诺伊斯申请了集成电路产品的专利。

这下问题来了，一旦被裁决专利归属于对手，即意味着仙童和德州仪器有一个需要为了制造IC芯片而向另一方要求授权。

整个20世纪60年代，仙童和德州仪器都在为此相互控告。最后，法庭决定一分为二：将集成电路的发明专利授予了基尔比，将关键的内部连接技术专利授予诺伊斯。

同样有专利，仙童市场表现远远超越德州仪器，诺伊斯的成果特殊在哪儿？

第三站，诺伊斯的第二个创业项目英特尔，与日本在DRAM市场狭路相逢。

在此前的系列文章中我们有过更详细的分析，这一战美国可以用惨烈来形容，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地位被日本彻底抢走，失去2.7万个工作岗位。英特尔市场份额也不断下降，导致在80年代中期陷入了困境。

身处旋涡之中的诺伊斯，为几近溃败的美国半导体行业找到了一个极为有效的突破口——游说政府。他不断地宣传半导体之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鼓励政府调查日本企业，最终以“倾销”的名义对日本企业展开制裁，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成功续命。

以一己之力撬动国家政策资源，诺伊斯凭什么？

第四站，美国在DRAM方面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诺伊斯临危受命，已经退休的他在1988年再度出山，担任美国Sematech(半导体制造联盟)的首席执行官，以期调解美国芯片公司的关系，挫败日本可能进一步的挑衅。

我们知道，硅谷长期是一个游离在政治之外、更尊崇技术创新的地方，此时居然要大家联合起来，听从政府的干预进行技术攻关与共享？

这一任务并不比撮合国共联合抗日更容易。所以《哈佛商业报道》这样评价诺伊斯的选择——“他是电子世界的一个传奇”。

尽管诺伊斯过早地在这一职位上离开人世，但他取得的成果是明显的。1992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份额重新超过了日本，这种力量转换的源头，与诺伊斯的推动有着直接关系。诺伊斯又是如何做到的？

经过这四个半导体历史上著名的“战争遗址”，我们会发现残酷的厮杀伴随着半导体产业升级进化的始终。而诺伊斯的存在，无疑是美国能够持续站在产业顶端的基石。

正如仙童一位创始人所说的那样，“如果诺伊斯爬到船上，他一定会成为船长。”这位船长不仅引领方向，统筹船员，还赢得了包括对手的尊重。

我们可以用许多极尽美好的词汇总结：天才、高瞻远瞩、虚怀若谷、以天下为己任……可是这一就会陷入英雄主义的视角——如果没有诞生这样一个人，那这个国家的半导体产业就没有希望了吗？

显然不是，日韩欧洲等半导体区位的崛起都没有绝对同步出现诺伊斯式的人物。

所以，我们不妨将目光从诺伊斯的个人特质短暂地转移开来，从“硅谷市长”这一身份的产业动作上，从其为美国半导体行业奠定的产业法则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法则一：坚持务实的技术研发

尊重技术创新，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什么样的技术才算创新，新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怎样的创新可以带来商业价值？这些更细致问题的答案，才是成就硅谷的真正原因。

这也是诺伊斯用一生时间来探求的道路，前沿技术的应用落地，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这也是为什么，当人们提及诺伊斯对产业界的贡献时，都会提到一句——使半导体产业由“发明时代”进入了“商用时代”，也是诺伊斯与基尔比在集成电路研发思路上的最大差异。

博士毕业之后，诺伊斯就投身工业界，不想单纯搞理论研究，希望用所学做一点实际工作。所以他在众多公司的邀请中，选择了做晶体管的飞歌，但这家公司令他很失望。这时肖克利许诺诺伊斯，他可以在自己的半导体公司与业界最具前途的人们共同研究晶体管，推出有市场前景的产品。诺伊斯没有一丝犹豫就决定前往。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了，肖克利对技术方向十分执着，于是诺伊斯又化身“八叛逆”之一，成立了仙童，并在此期间成功实现了IC芯片的量产。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业内出现了一种名为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etal-Oxide Semiconductor，简称MOS）的技术，速度更快、更便宜也更省电，但仙童却长期抵制这一技术。

这与诺伊斯所看中的技术产业趋势不符，尽管他作为元老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吃一辈子老本，但依然选择了离开。

英特尔成立之后，在DRAM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所以当有人提出发明微处理器时，大家都认为其无关重要。但诺伊斯敏锐地察觉到微处理器的重要作用，他开始奔走游说，鼓励微处理器的开发。英特尔的运行经理、董事会主席等都曾表达过，如果没有诺伊斯的努力，微处理器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诺伊斯是一位天才科学家，也是一个务实的产业者。他并不像一般的创业公司一样非要从头摸索、从零开始，而是利用已有的、成熟的技术去制造产品，思考产品的市场潜力与生产可行性。这也是为什么，英特尔成立不到18个月就打造出了全新的3101型芯片。

用最高的良率，最短的时间，最具前景的产品，让技术抵达大众，才是诺伊斯的终极目标。

法则二：创新与生产的融合

面对来自美国的半导体制裁，华为余承东曾不无遗憾地说，只切入芯片设计（而不是制造），是一个错误。

其实，这并不单纯是战略选择的失误。在半导体领域，一直存在一种“紫色瘟疫”或“红色死亡”，简单来说就是从产品研发到制造环节中，原本表现稳定的元器件也可能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而诺伊斯早在上个世纪，就尝试努力弥合研发与制造之间的鸿沟。

在研究时，它就会思考怎样才能让产品运出工厂的大门，而不是单纯刷学术界的存在感。这也是为什么，诺伊斯会将一些技术方案放下，其中就包括基尔比率先争夺的“固体电路”专利。他认为这一设计毫无“审美感”可言，根本无法大规模量产。

这也是诺伊斯将突破的重点放在制造工艺上的原因，通过其平面工艺，可以让下一代晶体管的材料成本趋近于零，从而让消费产品和家电变得廉价，改变电子产业。

诺伊斯坚持融合技术与制造，在仙童的管理工作中，他也一直努调节研发部门和制造部门的紧张关系。比如将他们召集到一起，探讨如何让两个部门在新产品的衔接和沟通上保持顺畅。

诺伊斯始终将集成电路视为一项工艺上的突破，而非科学成就。在被孩子们问到“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奖”时，他总会调侃着说“他们不会将诺贝尔奖授予从事工程研究或做实事的人”。

诺伊斯这一科学家与企业家的融合特质，使其能够推动美国半导体产业技术落地、规模扩张的原因。

事实也证明，仙童也好，英特尔也好，两个诺伊斯执掌的企业都在商业与客户口碑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法则三：硅谷精神

个人能力的成功，并不足以收获“硅谷市长”的殊荣。

能成为硅谷的无冕之王，源自诺伊斯奠定了硅谷的核心精神。

比如今天互联网企业都在推崇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当时在美国企业中并不常见，而诺伊斯在管理仙童和英特尔期间，就一直在推动取消管理上的等级观念。

他取消了办公室的隔间，1964年有位仙童的造访者吐槽“摩托罗拉的办公室是诺伊斯办公室的四倍”，如今开放式办公成为高科技公司的文化象征；

提出了公司股权制，三分之一的普通员工都能得到股权，这种全新的劳资关系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公司吸引人才的模式。对于研究人员，他也允许其自由探索，“博士们利用一年的时间构思自己的设想”而不强调具体的成果，这不就是各种“企业研究院”的雏形吗？

至于硅谷成为全球创新的风险投资中心，诺伊斯正是“天使投资”最早的一批实践者之一。在转交了英特尔的日常管理任务之后，诺伊斯就开始用资金扶持创业者，投入100万美元成立了卡兰尼斯基金。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苹果创始人乔布斯。

乔布斯曾在多个场合中说过，“鲍伯·诺伊斯将我揽入他的羽翼之下，尽可能地让我熟悉情况。”

诺伊斯认为，硅谷的英雄不是律师，不是金融家，而是创业者。将硅谷打造成全世界创业者向往的“天堂”，诺伊斯也成了硅谷精神的创造者与布道师。

法则四：企业家的公共职能

挣到了财务自由的钱，受全球创业者尊重的名望，学术上更足以载入史册，这些足够一个人成为“市长”吗？

涉足政治事务，服务于公众/产业利益，才是诺伊斯“硅谷市长”身份的核心属性。

从1974年开始，诺伊斯不再管理英特尔的日常运作，而是作为硅谷和整个美国半导体工业的非官方代言人，承担起了更具公共价值属性的责任。

比如出任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的主席，帮助美国抵抗日本的DRAM冲击。

诺伊斯不断通过媒体发声，制造声势，提醒大众注意日本半导体威胁。他告诉《财富》杂志，日本人正在“试图撕破我们的喉咙”。从《洛杉矶时报》向大众喊话，“无论在汽车还是航天产业，半导体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积极游说政府，督促其从单一的客户身份中转变，加快对本国半导体行业的支持。他不断跟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强调，美国的半导体行业为电子产业提供的是“原油”。在1978年年末，政府决定将所得税税率降低至28%，以减少美国半导体企业的经营压力。

产业政策怎样才能平衡国家参与和市场活力，即便是顶尖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都不敢说自己能力挽狂澜。而作为拯救美国半导体行业运动的一部分，诺伊斯在半导体行业委员会中“身先士卒”。

除了四处奔走、争取政策资源之外，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模式——创建一种激励人们去创新、创造和坚持的体系。

在诺伊斯看来，鼓励发明创造比政府直接帮助更有效，但怎样才能让各怀心思的企业能够精诚合作呢？

诺伊斯不得不在关键时期出任半导体制造联盟的首席执行官，组织美国半导体企业共同研发，共享创新成果。

早在仙童时代，就有创始人不无前瞻地认为，诺伊斯比我们（其他创始人）更像是一位政治家。还有什么能比“硅谷市长”这一虚拟职衔，更能代表诺伊斯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贡献呢？

不难看到，诺伊斯所奠定的半导体产业法则今天依然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而诺伊斯个人身上所承载的复杂角色，也许无法重新复制在其他区位、其他产业者身上，却可以通过拆解、细分，组成集体作战的突围力量。

他们需要是远见卓识的科学家，能够带领产业界奔跑在技术应用的正确跑道上；

他们需要是运筹帷幄的企业家，有人格魅力、商业谋略、资金资源来帮助员工和企业有能力、有信心在残酷产业竞争中乘风破浪；

他们也应该是心怀天下的政治家，既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文情怀，也有“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责任感。

当然，他们也必须有绝佳的沟通公关能力，能够将自身的价值主张、技术思想借助媒体、联盟、政界的力量，化为利剑，击碎挑衅者的一次次试探与冲锋。

回归到历史长河里，任何一个伟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都是在无数封锁、战斗中成长崛起的。所以，就用诺伊斯所作的诗句来结尾，与君共勉吧——

这就是世界应该变老的方式，应该轰轰烈烈，而不是呜咽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