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囚笼社会里的虚假繁荣

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任人随意打扮。我们研究历史，就是一重一重破去迷雾和谎言，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历史。

我们都听到过一个历史名词“贞观之治”。历史学家们激动不已，历史却沉默不语。在这沉默不语的历史背后，有这样一连串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中国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时(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国志》)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

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另一连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当后人沉迷于大唐盛景带来的精神快感的时候，却并不知道李世民治下，实行了一套严密的囚笼式社会控制。在这背后，是好大喜功和控制百姓的国策产生出的招徕外国人，却封锁本国居民的怪胎式“开放”。

纵囚大戏：唐太宗户籍制度森严堪比暴秦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华夏出版社）

控制严密：唐太宗时高僧玄奘取经只能靠偷渡

唐代法律明文规定，凡是要通过边界关境者，一律得持有地方政府发放的通行证——“过所”，方可“度关”；出边塞逾月者，只有更换政府发放的“行牒”后，才继续有效。否则，出行者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这种情况，与“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形成了强烈对照。尽管玄奘出行的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已经是以“天可汗”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而出于当时基本立国理念的考虑，仍然“禁约百姓，不许出蕃”。

所以，当凉州都督李大亮得知玄奘将要西行取经的信息后，立即勒令其返回长安。玄奘西行虽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其顺利通过唐代边境，则实属侥幸。这不只是唐初北方边境局势紧张的权宜之计，而是有唐一代的基本之国策。由于唐代严格奉行对内封闭的基本国策，本地居民外出经商等活动受到严厉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唐代正常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一些时候，唐政府的使节外也外出，但他们外出的目的无非是炫耀国威、调节附属国之间的关系、获取皇室所需高级奢侈品等。从整体上看，中外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经过外国工商业者完成的。（摘自：《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作者：魏明孔，原题：《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

大唐开放？对外国人开放与控制国民对内封闭形成的幻觉

由于受唐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的影响，唐代的对外政策往往逃脱不了历史的窠臼，只是敞开大门迎接外籍人前来“慕华”、“奉进”，与此同时，却严格封闭边境阻止本国居民外出从事正常的经济、贸易乃至宗教等活动，这严重影响了本国人的视野和意识。在如此广泛的联系中，主要是外籍人来华的活动，而本国人尤其本国一般居民的外出则是非常少的。由于唐代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基于政治影响考虑的，对于本国居民的严格控制是其基本国策，这样唐政府自始至终对于本地居民严禁外出，即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对内封闭。唐代的对内封闭，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贸易活动，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天朝上国自满心理的膨胀，使唐代统治者热衷于“天可汗”地位以及保持“天可汗”的余威，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其实，唐代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只是在对外籍人开放这一点上徘徊，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允许本国居民外出这一关键的一步。（摘自：《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作者：魏明孔，原题：《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

“贞观之治”可谓是涂抹李世民“圣君”脸谱的重要一笔。只是这种大战乱后的恢复性增长的出现，不过是历史的必然，却被贪天功以为己有。

隋末战乱给了“贞观之治”空间。贞观外宾说出实情：城邑萧条不可与隋比。

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麴文泰在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终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华夏出版社）

“治世”描绘有蓝本：前代就有相同的类型化“之治”模版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却是不三代而亡，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来房玄龄在主修《晋书》时，要弃干宝的《晋纪》如敝屣了。（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华夏出版社）

“贞观之治”实质：战乱后恢复性增长遭贪天之功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都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贞观之治这段历史，在经历过后世的不断研究发现，已经逐步还原出其本来面目。李世民这种贪天之功，一味地把目标放在如何描绘自己是个“圣君”，同时为百姓打造囚笼社会的做法，为后世子孙开了一个恶例。也为后世不断涌现出的篡改历史，特务治国打了样板。于是，堂堂中国就陷入一轮又一轮的起起伏伏。正可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酒徒说梦”

作者名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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