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灯冷砚照穷愁”，从古代砚文化看中国文人的精神后花园

文/骚客文史

世界古代史上，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历数世界各民族的文字发展史，只有古代中国人，把写字用的笔墨纸砚，当做宝贝，叫做文房四宝，甚至由此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文化，例如笔文化、墨文化、纸文化、砚文化等。

如果说朝堂和战场，是中国文人施展自己“提笔安天下，上马定乾坤”的外部场所的话，书房和文房四宝，可以说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后花园。

那么，这种以砚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说砚文化是读书人的精神后花园的话，这个花园存在的原因和需求又是什么？

在古代书写材料贵重和知识垄断的大背景下，不免产生知识崇拜，古代砚文化也因此兴起

中国古代，笔墨纸砚之所以能成为文房四宝，固然有很多文人主观的因素，但究其根本，是客观上笔墨纸砚的匮乏，或者说质量上佳的笔墨纸砚的匮乏。

虽然造纸术发源于中国，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科技的限制，造出来的纸只能是勉强能用，而那些专供皇家的上品纸张，也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工物料，其本身的价值，在封建王朝早期就足以称得上“宝”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澄心堂”的纸，其价格堪比黄金。

图丨宋代蔡襄《澄心堂帖》

关于澄心堂纸，《江南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南唐主好蜀纸，得蜀工，使行境内，惟六合之水与蜀同，遂于扬州（六合当时属于扬州）置务。”

这种由一位皇帝亲自主刀制作的纸，有多贵呢？宋朝时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曾有诗写道：

“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谁哉！”

意思是说，虽然澄心堂的纸有了，可是谁舍得在这上面写字呢？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宰相，连宰相都舍不得用的纸，其价格可想而知。

同理，砚台也是一样的，在古代，上好的砚台，千金难求，不仅从材质用料上都非常讲究，还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北宋何薳著的《春渚纪闻》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艮岳，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芾书成，即捧研跪请曰：此研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

米芾作为宋代著名的大书法家，为了一方好砚不惜跟皇帝耍无赖，可见砚在文人眼中的重要之处。

图丨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

可是再好的东西，如果对人没用，也是没有价值的。那么皇帝、宰相，以及在封建王朝时期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于对笔墨纸砚的追求呢？

从其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对知识的崇拜。因为笔墨纸砚，是创造知识和学习知识的载体，所以它们才显得珍贵，尤其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能够读书识字，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不要说唐宋时期了，就是一直到了清朝末年，中国的文盲率还是九成多，可想而知读书人的珍贵，知识的珍贵。

所以，古人读书前焚香沐浴，以及对笔墨纸砚的追捧，实质是对知识的渴求。砚文化存在和发展，也是古人对知识崇拜的产物。

文房四宝是古代文人自发形成的“圈子文化”的表现，是文人阶层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来的价值壁垒

正是在这种知识极为匮乏的条件下，相应的读书人也就成了珍稀动物。那么怎么能彰显这种与众不同的珍稀呢？毕竟读书人不是熊猫，造型别致还会卖萌，他们跟普通百姓在外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个鼻子两只耳。

而砚文化以及文房四宝的存在，客观上就充当了读书人与其他阶层划分的一个标志。人都是需要存在感的，古代人也不例外，尤其是古代很长一段时间作为特权阶层的读书人，他们正是通过砚文化这种形式来彰显自己的不同，形成只在读书人中间盛行的“圈子文化”，在实质上，造成文人阶级区分于其他阶级的价值壁垒。

图丨文人阶层的“圈子文化”

其道理就如同皇帝说自己是上天之子，借以统治人民一样，是一种人为的地位阶层划分。用砚文化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对文人来说，至少有几方面好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高大上。作为读圣贤书的读书人，自然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喜欢钱，就算是喜欢也不好明着说。砚文化就不同了，它既能代表很多人渴求的知识，同时又不是金银这种俗物，有损读书人的身份。

其次，一个阶层想要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必须得是阶层内部都熟悉，但阶层外却一知半解的情况，否则你懂的大家都懂，你喜欢的大家都喜欢，还有什么特别呢？

这样看来，还有什么比笔墨纸砚更合适的对象呢？十年寒窗苦读，整日里都对着案牍劳形，所看所想所接触的，就是笔墨纸砚，读书人对这个太熟悉了。同时，非读书人群体很少有人去钻研这些东西，完美的满足了读书人的需求。

图丨砚台完美表达了读书人的价值追求

更巧妙的是，以砚文化为代表的雅致文化，给读书人内部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完美的靶子——就好像今天的互联网从业者开口必提人工智能一样。古代读书人见面，大家都还不是很熟，聊诗词歌赋虽然很好，但也指不定对方不善此道，要是聊岔劈了岂不是很尴尬？

但砚文化就不同了，不管你有没有一方好砚，至少你得是有砚的吧，平常都怎么使用，那种砚配那种墨写出来的字更好，而这些，就构成了中国砚文化的初级内涵。

如北宋何薳著的《春渚纪闻》里，就记载了一次读书人一起品砚的故事：

“余过嘉禾王悟静处士，坐间有客怀出莲叶研，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跟，活润可爱。形制复甚精妙，正如芳莲脱叶状。其薄如五六重纸，大如掌。磨之索索有声，而墨光可鉴也。”

由此可见，砚文化，正是古代文人交流时的一个重要话题。

综上，可以说以砚文化为代表的文房四宝文化的盛行，既是砚本身的艺术价值的体现，也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刻意营造的结果，是读书人用来区别自己和普通人的手段，也是他们内部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话题。

砚文化既是在文人现实生活中案牍劳形的自我纾解，也是对统治者文化强压政策的逃避与发泄

除了个体的存在感之外，中国古代文人当然也不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这个时候，砚文化为代表的文房四宝文化，就是他们精神上的后花园。

首先，你想要“兼济天下”，当然不是说随便读两本书就可以的，你还得经过科举制度的层层选拔，十年寒窗苦读，才能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

在讲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代中国，读书人是个例外，他们必须三更灯火五更鸡，才能走过科举的独木桥。那么在无数个夜晚陪伴他们的是什么呢？

图丨寒窗苦读的读书人

红袖添香吗？当然不是，且不说有多少读书人有让红袖添香的实力，就算是那些豪阀士族，对读书人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说是青灯古佛常为伴，但陪着他们的，也就只有笔墨纸砚了。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集》的序中写到：

“于百一之中，又多以声色为乐，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端砚涌岩泉，焦桐鸣佩玉，不知身居尘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

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以科举制为目标的高强度的学习下，砚文化就是读书人自我纾解的一个方式，将其谓之读书人精神世界的后花园，实至名归。

另一方面，从历史的长轴来看，砚文化虽然发端很早，但真正大行其道，还是在明清两代，这是因为明清都是中国封建王朝制度的集大成者，高压下的统治不仅是对于普通百姓，读书人也波及其中，而且比百姓更有过之。

图丨明清文化专治波及读书人

至少百姓不会因为一句话说的不对就被拖出去廷杖，至少百姓不用面对“文字狱”的威胁。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之下，读书人只能寻找安全的，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纾解方式。

基于此之上，砚文化作为读书人的精神后花园，实质是他们一个避难的场所。如果世道清明，圣君在上，那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昏君在位，奸臣当道，至少读书人还可以躲在书房里，自得其乐。

综上，中国古代文人对砚文化以及文房四宝的追捧，即是笔墨纸砚自身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价值体现，更是在知识垄断的年代里，广大下层读书种子对于知识的崇拜形成的。

砚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开来，也是士大夫阶层作为统治阶层与普通百姓区分的主观选择，是士大夫们追求高雅的情趣导向。同时，砚文化作为读书人之间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他们加深彼此认同的方式。

同时，以砚文化为代表的书房文化的盛行，也是在封建集权统治下的读书人，为自己开辟的一方避风港，是他们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时的一种寄托。

参考文献：

《春渚纪闻》

《洞天清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