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日晚，风雨过怀来......察哈尔兴业银行及察哈尔地区金融（下）

文│牛敬忠

察哈尔地区金融

民国十三年（1924年）

察哈尔裕盛银号银元券伍圆试印样票

晚清至民国时期是察哈尔地区金融新旧鼎革的时期，作为边疆地区，其金融发展既有与全国金融同步的一面，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末，察哈尔地区流通的通货有金、银两（元宝、银块）、银元、制钱、铜元、各种纸币（钱帖、铜元票、银行兑换券）等，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银两和制钱。金作为通货主要是一种贮藏手段，银两主要用于大宗商业交易的结算，制钱则主要流通于民间，作为民间买卖的主要价值尺度。银元、铜元是晚清开始在察哈尔地区盛行的，但在使用中都要折算成银两和制钱。钱帖、铜元票是旧式钱庄发行的信用证，银行兑换券（即文中提到的钞票）是现代金融机构发行的信用凭证，在理论上与银元是等值的，随时可以兑换。

晚清至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钱庄、票号，另一类是现代公司架构下的银行。票号主要由山西人开设，经营商业汇兑，而且和官方联系紧密，与一般民众的生活关系不大，辛亥革命后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一蹶不振，因此之故在民国时期所修《张北县志》《万全县志》中对其基本没有记载。钱庄是经营银钱兑换、借贷的传统金融机构，其在张家口有极大势力，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秩序。“彼时张垣商号晋商占十之六七，故晋商势力最厚，金融机关完全操纵，大者为汇兑商，专营汇兑本国各璋之事业，以收得汇费贴水为目的。小者为银钱店，专营本璋各商家来往借贷之事业，借入则出小利，贷出则得大利”。钱庄除经营银钱兑换、借贷外，一个主要的业务是发行钱帖。为保证所发钱帖的信用，钱庄业有其同业组织一钱行“发行钱帖非资本殷实之钱铺不得享此权利，并须其同业互相担保始能流通无阻。俟发行之后，该号即负永久兑现之责，即或倒闭歇业，其号东亦负完全责任。是以彼此钱帖之信用非常坚强可靠也”。

民国时期，张家口大境门，

上有察哈尔督统高维岳书写的“大好河山”

张家口在清代是对蒙贸易的重要地点“清末张库通商日繁，每年进出口约合口平银一万二千万两”，京张铁路通车后贸易额更达15000万两。以繁荣的贸易为基础，票号、钱庄的势力非常大。1931年钱行改组为钱业公会（有13家会员）。张家口之外，有些商业发达的县份也设有钱庄，没有钱庄的地方，相关的业务由一些大的商业机构代理。如蔚县“钱商虽无行，然全县钱庄亦不下数十”，张北县“本县向无汇兑商，银钱往来拔兑，由一二家商号代办。惟地点仅有张家口、张北两处。其它省区遇有汇兑由邮局代办”。

中国第一家现代公司架构下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由盛宣怀主持。之后，以大清银行 （ 民元后改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代表的现代公司架构组织的银行次第成立。 民国建立后，银行业保持了这一势头， 1912—1937年间即成立各种银行186家。 晚清至民国时期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即是发行纸币。 综合我们阅读的史料，这一时期在察哈尔地区先后营业、发行纸币的银行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察哈尔兴业银行、察哈尔商业钱局、西北银行、北洋保商银行、山西银行、河北银行、绥远平市官钱局、满蒙银行（日资）、蒙古银行（俄资）等，其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是占主导地位的。 以张北县为例“在民国纪元以前所行使者系省垣钱铺所出帖子，分一吊68及十吊两种。 后因中交两银行设立于省垣，始有银洋纸币发行，从前钱行帖子遂受淘汰。

万全县公署旧址

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是与社会经济形态密切相关的。在传统中国的自给自足状态下，地 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乃至同一地区内一般民众与市场的关系，相对于近代社会来说都不是很多。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晚清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传统的金融体系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阻力，甚至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对这一状态《万全县志》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晚清时期张家口地区金融业对民众生活、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是银钱之比价。 “我县货币虽以制钱为基本单位，而一切大宗交易、出入贩运皆以银两为标准，再以时价折以制钱。 此项银价则由各钱商所组成之钱行每日公议，或一日数易。

在清光宣之际，银价每两约合制钱一千左右，钱商即利用此习以行其私尝，欲擒先纵，故低其值以求出售，一俟人入其彀则反卖为买，最终定价即为本日银价之行市。全市金融出诸儿戏，于已有利，置人民生计于不顾。自银币通行后，本有一定重量，似不应再用银两制矣，然谬于旧习，钱商阴阻之，不欲实行以失其利。于是将一定重量之银币变为无定量之活动银两，即每元每日随便定其重量，本七钱二也，必减为六钱八至六钱九，随银价之高低，日有变化，或一日数易，皆由钱商操纵也。”这样的金融状态已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曰常生活，以至民众称钱行为“钱鬼子”“尤以农民受害为最烈”。

从晚清大清银行成立即着力于改变这种局面，试图统一金融，尤其是在币制上，但清政府未及实现即被辛亥革命推翻。民国以来，历届政府在金融统一这一点上均着力甚多，前述察哈尔兴业银行在纸币发行权上与财政部的角力即是表现之。民国以来，由于政治局势不稳定，中央政府在金融上的现代化措施时常被打断，这样的反复又往往造成更大的金融混乱。1916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兑事件就给察哈尔地区带来极大的困扰。民初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纸币发行后，张家口地区的钱帖已逐渐式微。但这次中交银行的停兑“虽一元可以兑取铜元，然杯水车薪，只能救济小本之营业，而一遇稍钜款项则拔兑殊难；虽铜元亦有纸币，官钱局尚能取现，然流通未久，仅能普及于本璋而未能取信于乡民”，而且当时正是张家口传统商业的标期（7月1日），从而造成市场混乱、物价腾贵、粮食缺乏。

察哈尔地区街景

为此，张家口商会决定“钱庄公出凭帖”20万吊，以解决商业拔兑周转不灵的问题，并拟定了具体的发行办法。这样做的基础，是钱庄凭帖在乡民中有信用，二是“口商交易偏重现银，洋元虽极易行而银块终未淘汰，遇有大宗拨项往往以银作洋，故钱庄存有现银每超过现洋与纸币之数。及纸币停兑而此项现银渺不可睹，推究其由，要不愿代人兑现，有此一因遂使全璋闭塞周转不灵，今若令出凭帖则责无旁贷而现银自能兑换，停市之险可保其无”。也就是说，由于传统钱庄存有大量现银，而商人在结算拔兑时又对此十分注重，利用钱庄在民众中的信用及其所存现银为保证发行钱帖来解决市场的危机。这一措施得到了财政部、农商部的批准。在察哈尔地区金融现代化的过程中，利用传统的金融工具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是经常用到的，1919年至1926年，在凉城县当局的支持下，为维持市面，凉城县商会多次发行“饷糈票”也是同样的手段。但金融货币的统一是当时的历史趋势，这于时人也是有体认的。前述张家口商会在请准发行20万吊钱帖时即认识到“国家方筹平市，断不容私家之凭帖发生，惟念时事艰难有非此不能救济”，表示一旦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开始兑现即停止发行并次第收回。

民国十五年（1926年）察哈尔兴业银行当拾铜元貳拾枚

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及之后一系列的财政金融措施是中国金融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措施，“至二十二年废两改元，银价无涨落，金融始能安定”，同时也意味着传统钱庄业的衰落。以多伦为例，据日本人佐藤晴雄1935年的调查，万兴成等8家“银钱店”1929年尚在营业，1933年已有6家倒闭，仅存的两家营业额也大幅缩水。此时的察哈尔地区已处于抗日的前线，不断的战事已使察哈尔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不能正常进行了。

货币演变遵从从具体的物品到抽象的符号演变的轨迹，即从按重量交易的贵金属，发展为用贵金属加工而成的铸币，再发展为可兑换贵金属的纸币，最后发展为不可兑现的纸币（法币）。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前三个阶段的货币形态同时存在，这在察哈尔地区也有明确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