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用，和为贵，到底什么是和？朱熹的解释与众不同

跟随大师的脚步，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追随古圣先贤学习孔夫子的《论语》。我们继续跟随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学习他所编写的《论语集注》，这是本系列文章的第12篇。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到底是谁在观，是子在观，还是父与子之外的第三者在观？“其”又是指谁，指父还是子？阅读过朱子的注释，这两个疑问自然可以解除。朱子说：“父亲在的时候，儿子不能够当家做主，但能够了解他的志向；他父亲去世后，他当家做主，他的身行可以被更好地认知。从这两方面去考察，就可以了解他的善恶了。然而又必须三年不改父亲的行为原则，才能证明他的孝。不然，即使他的行为是好的，也不能称为孝。”

从朱子的观点来看，观的主体是父与子之外的第三者，“其”是指“子”而言，并非指“父”，是第三者观察那个作为儿子的人是否孝顺。

尹氏说：“若其父亲的行为原则符合道义，即使终身不改变也可以；若其不符合道义，又何须等到三年。然则三年不改，是因为孝子之心有所不忍的缘故。”游氏说：“三年不改，是针对可改可不改的原则与法则而言。”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朱子解释“礼”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什么是天理？什么又是节文？

天理和人欲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它们早在《礼记》中就提出，而它们的真正流行是由于宋朝理学的兴盛。天理可以理解为宇宙中一切规律和法则的总和，而它具有绝对的善，所以理学家们提倡“存天理”；人欲是人心中过多的、不正当的欲望，又称作私欲，或者私意，包含财色名利等容易使人堕落的欲望，因而理学家提倡“去人欲”。

苏轼在《礼以养人为本论》中说：“夫礼之初，始诸人情，视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 苏轼说礼在最初的时候，从人情出发，依据人们的喜好偏爱而定制节文。节文相当于礼节和仪式。仪则是指规律和法则。

弄明白各个词汇之后，就能理解朱子所说的“礼”是什么意思。“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礼就是宇宙规律和法则在人事上的体现，是人情事变的仪式和礼节。

朱子把“和”解释为“从容不迫”，并非如一般书籍所说的“和谐、调和”，他说：“和是从容不迫的意思。礼的本身有其严肃性，然而它都是出自人情自然的道理，所以它的用，必须从容不迫，才显得可贵。这是先王的法则之所以为美的缘故，不管大事小事都遵循它，不管大事小事都从容不迫。”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如上面所说，这样还有地方行不通的话，只是徒然知道“以从容不迫为贵”而一味地从容，不以礼来约束之，那么就不再是理的本然了，这样就变得放任自流，也是不可行的。

范氏说：“礼的本体以诚敬为主导，因而礼之发用讲究的是和。诚敬是礼之所以成立的根本；和是乐之所以生成的基础。有子可以说是通达了礼乐的根本。”

严肃而泰然，从容而有节制，是天理之当然，是礼的全体。若有毫厘之差，则都是有失中正，偏于一边，都是不可行的。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朱子注释：“信，约信也。义者，事之宜也。复，践言也。恭，致敬也。礼，节文也。因，犹依也。宗，犹主也。”信，约信，信守承诺。义，事之宜，事情的合宜，符合道义。复，践言，兑现诺言。

信守的诺言符合道义，那么诺言必定可以去践行。表达恭敬而符合礼节，则可以避免遭受耻辱。所依靠的都是可以依靠的人，则可以做他们的宗主。这里是指人的言行交际，都应当慎始慎终，考虑后果，不然，蝇营狗苟之间，将来不免会因失误而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