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白灵的遭遇，反映的真实历史，更加令人唏嘘

前言

《白鹿原》中白嘉轩做了一个梦，梦见白鹿，眼窝里流着泪水，一转眼又好像是白灵，泪汪汪地好像要说什么，结果又不见了，在冰天雪地里，还委屈地叫了一声“爸”，就不见了。多年以后，组织上的人才到白鹿原找到白嘉轩，告诉白嘉轩白灵已经牺牲。碰巧的是白灵牺牲那一天正是白嘉轩做梦的那一天：

“阴历十一月初七！”

最终弄清白灵死亡过程的人是作家鹿鸣，白灵和兆鹏的儿子。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白嘉轩早就驾鹤西去了，自然至死也不清楚女儿灵灵死亡的具体情况。而鹿鸣通过翻阅一本专事追述死亡英雄的《革命英烈》杂志时，才发现了母亲白灵的点点信息。

似曾相识的情节

在阅读《白鹿原》的时候，读到白灵牺牲这个环节，就想了这个情节与上世纪的电影《北斗》也是非常的相似，《北斗》的主角是申长源和谢桂兰，陕北红军解放了他们的家乡。后来申长源参加了革命，以歌唱为掩护，在群众中宣传革命，给陕北红军传递情报。谢桂兰也被引导到革命队伍中间，并当上了宣传队员。

一次申长源来看望未婚妻谢桂兰时，她却被当成“敌人”送进了监狱。于是申长源为了给妻子平反，踏上了寻找中央红军之路，历经艰险终于找到了中央红军。党中央迅速制止陕北红军队伍中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申长源和谢桂兰这对患难夫妻，终于在革命部队中获得团圆。小时候看这部电影并没有看懂，只是觉得怪怪的。

不过《北斗》中是谢桂兰获救了，而《白鹿原》里的白灵却在肃反中被活埋，这不得不说这是令人唏嘘之事。

关于陕北红军内部肃反一事

历史上在1935年，陕北红军先后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在陕北站住了脚，也因此上了国民党方面的头版。而且这支陕北红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就是著名的陕北苏维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建立。

当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得知陕北根据地的消息后，立即北上，准备和陕北红军会合。可是队伍到达吴起镇，正准备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时候，毛泽东等人却发现了一个让大家无法相信事情。当地前来接应的干部，却告知刘志丹已经被抓起来了，关在瓦窑堡，作为陕北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刘志丹怎么会被抓呢？这到是什么原因呢？

毛泽东和当时中央的负责人洛甫立即研究了这件事。派人马上赶到瓦窑堡去，把刘志丹等陕北红军领导人保下来。

当时不仅仅是刘志丹被关了起来，其他委多高级干部也被关起来了，陕北红军队伍中怎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

这与当年上海的临时中央“左”倾问有很大的关系。杜衡还没叛变的时候，曾向上海临时中央报告相关领导人等的“右倾”问题。在执行极“左”路线的上海临时中央的影响下，1935年7月，所谓中央代表朱理治等，来到陕北就是处理陕北红军“右倾”问题，其矛头直接指向刘志丹等高级领导人。

刘志丹当时在陕北威望实在太高，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以任何理由抓起来，那朱理治等人又是为何认为刘志丹有右倾行为的呢？原来刘志丹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之中，与旧军队的将领是有些往来，目的就是要策反这些官兵，实施兵变，这中间他争取了很多旧军队的人员，加入到共产党一方，绝不轻易与之硬拼，可是在“左”倾领导人看来，这样的联系行为便成为了刘志丹的罪状。

徐海东和程子华的红二十五军在向陕北进军的过程中，曾经消灭了当时杨虎城部下的警备第三旅，并俘虏了第三旅的旅长。可是该旅旅张汉民同志却是打入国民党军中的地下党员。张汉民本来想利用自己的身份，避免和红二十五军发生直接战斗，使二十五军顺利通过杨虎城的防区。可是双方之间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二十五军并不知道张汉民是自己的同志，结果误杀了张汉民。因为张汉民自称共产党员，并接受刘志丹的领导，一些“肃反”人员对刘志丹更加怀疑。

再则就是红二十五军中发生了“三嘉原缴枪事件”，客观地讲，最初的队伍中确实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部队的内部成份也确实复杂。

1932年春节前，谢子长、刘志丹带领队伍在正宁三嘉原进行整编。某一天，一位百姓突然告状，说队长赵二娃带队抢了永宁集市，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走了。赵二娃本是刘志丹领导的第二支队队长。队委会连忙派人去查，果然情况属实。于是，谢子长决定召集队委会，整顿纪律。在整顿的过程中，赵二娃欲拔枪反抗，被警卫队队长一枪打死，更严重的是整个二支队的枪都被收缴，留下了几十名队员外，其余都被遣散回家。其领导刘志丹也受到了牵连，被软禁了起来，直到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把问题弄清楚后才被释放。

这个事件的发生让当时的陕西省委上升到了“敌我矛盾”的关系，也就有了后来杜衡事件。也让上海临时中央对陕北红军存在严重的偏见，因此特派朱理治、聂洪钧等人来西北，对陕北红军进行思想改造。受“左”倾思想影响，朱理治到陕北后，对陕北领导人不信任，没有深入了解当地实情，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些方案遭到了二十六军将领们的反对和抵制，这更加深了他们对刘志丹等人的成见。因此，更加让他们认为刘志丹等人有问题。

但是即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这些“肃反”人员要抓刘志丹，也不敢轻易下手。要是动了刘志丹，那些指战员不得跟你拼命啊。

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写信给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指挥员，要红二十五军的人帮忙去抓刘志丹，而当时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前线并肩作战，其实红二十五军的指挥员拿到这封信的话，估计也不会执行这样的命令，如果是二十五军的政工人员拿到这封信，情况也许有所不同，因为二十六里也存浓重的肃反情节。

可偏不巧，这封信直接送到了刘志丹手里。因为这个送信的通信员不知道信的内容，只知道是送给军首长的，所以一见到刘志丹就把信交了出来。刘志丹打开一看，要要未是抓自己的，这时候，刘志丹以大局为重的品格就体现出来了。自己直接到了“肃反”办公室出示了这封信，主动让相关人员把自己抓起来。

刘志丹被抓起来以后，陕北根据地的很多相关领导人都被抓了起来，这里面或许就是有《白鹿原》里的廖军长和白灵。刘志丹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搞清自己的问题的，但忽略了当时“肃反”的残酷性，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把他们解救了出来，后来就难说了。

刘志丹被解救出来以后见到了毛泽东，第一眼看到毛泽东的鞋都是破的，让他觉得很感慨，于是回来后让自己的妻子同桂荣马上给毛泽东做了一双鞋。同桂荣花两天时间做好了鞋送过去，毛泽东穿上以后感觉非常好，专门夸赞了同桂荣的手艺。

把这些陕北的红军领导人解救出来，应该说是中央红军当时非常英明的决定。当时红一方面军经过草地到达陕北的时候，部队已经不到一万人，而且给养物资严重不足。

而且解救刘志丹等领导人之后，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也因此全力支持了中央红军，拿了最大的力量来迎接中央红军，使红军顺利在陕北站住了脚。

一声叹息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一点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复杂程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国、共、日几方相互渗透，各方对渗透进来的人员都是深恶痛绝。只是觉得很奇怪的是红军领导人也能被抓，这就叫人无法想明白了。

这里就涉及一到两个名词：“右倾”“左倾”。

在《白鹿原》搞肃反的是毕政委，在面对廖军长对抓白灵提出质疑的时候，毫不退让：

“之所以拘押部分干部，是为了禁绝右倾思潮的蔓延，与潜伏特务有区别。不拘他们就会影响肃反进一步深入工作。”

当时的肃反小组被赋予绝对权力，可以审查一切人包括红军领导人，所以《白鹿原》里的廖军长实际只剩下对敌作战这一项军事指挥权。而且毕政委说：“你也防止右倾思潮冒头。”

这里提到有“左”倾是带了引号的。原来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

这种“左”倾思想则是一种盲动和冒险的倾向。表现为冒进求成，主观上夸大自身的力量，忽视敌人力量的强大和客观存在的困难，对外采取盲目革命行动；在革命组织内部采取无情打击的政策，可以说“左”倾思想对革命队伍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当时上海中央临时政府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上海中央局成立以后，曾遭受过敌人三次较大的破坏。三次破坏都与革命队伍中的变节分子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上海中央临时政府就陷入了“左”倾主义。照理说肃清革命队伍中的可疑分子，也没什么大的错误，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能力查清楚每一个真实阅历。因此很多时候就把行为进行了扩大化，很多情况下还加入肃反人员的个人感情因素。

因此就产生了很多冤案和错案，在《白鹿原》里毕政委，最后虽然向周恩来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但是给革命队伍造成的损害却已经无法挽回了。因此，改换了姓名，已无从查找……。因此，《白鹿原》书中白灵的结局，也反映了当时陕北红军内部肃反的历史。

无论如何，陕北红军队伍中许多同志都能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相信党，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