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一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谓成王败寇，厚厚的《二十四史》之中，有多少历史的真相被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所篡改，是后世的人们所不能了解的。
因为古代历史被刻在竹简上，所以叫“青史”
但作为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的化妆师，中国古代史官们，也不是没有不惧生死，秉笔直书的先例。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原本相对独立的记录真实历史的古代史官，逐渐走向依附皇权，任凭当权者篡改历史的道路上的呢？
一、上古时期，由于知识的匮乏，以及史官这种工作所需要的体系性的知识储备，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史官群体相对独立于政权，能够秉笔直书的社会基础
西周以前的奴隶制历史之中，史官并非一个单独的职位，往往由朝廷之中负责管理祭祀和礼仪的官员兼任。中国古代职业化的史官，应该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随着诸子百家争鸣，中华文化迎来一个思想上的高峰。
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辈们，也许是出于延续文明的被动意识，也许是出于给后人借鉴，以稳固统治的政治目的，不约而同地重视起了对于本国历史的记载和传承，史官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产生了。
这种对于历史的重视，随着封建时代的来临，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特有的史官制度。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修饰过的历史
从此之后，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之中，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基本上秉承了一种每五百年，就出现一次思想文化的大变革的进程。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是历经王朝更迭依然不改其初衷的话，那么对于历史的尊重和重视，应该就在其中。
记录春秋时期历史的《左传·崔杼弑其君》中说：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 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齐国的崔杼杀了他的君主，被当时的史官记录在了历史书上，崔柕因此杀了史官，想让继任史官改动记载，但接任的史官是上一任史官的弟弟与儿子，依然坚持真实的记录历史，崔柕一看史官根本不害怕被杀，只好无奈的被他给放了。当时的其他史官们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跑去齐国等着崔柕杀了史官之后接任史官的位置，直到知道崔柕没有再杀人，才返回。
一个连君王都可以杀的人，却屈从于史官们前赴后继的“赴死”上，每每读此，让人感佩莫名。中国古代史官们秉笔直书，宁愿父子俱死，也要坚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给后人，其气节可见一斑。
但是从这段记载之中，也能看出一点为何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能够秉笔直书的原因所在，那就是史官相对于政权的独立性。
古代起居注
史官从名义上来说，也是国家的官员，按理来说官员的任命应该是由最高统治者负责的，但上古时代，由于历史记载所需要的体系性的知识，促使一般人无法担任这个职位，史官的继承，只能是在家族传承的基础之上，自成体系。
这就导致了君主除了杀史官之外，不能任命听从于自己的史官，或者更准确的说就算任命了，也不会被史官这个独特的圈子所接受。
相对独立性，是上古时期史官能够秉笔直书的制度性保障。
二、古代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知识的下沉，促使史官们同时失去了相对独立性和“技术壁垒”，只能依附于皇权
而随着历史继续往前演进，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逐渐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皇权逐渐走向至高无上。
这个时候，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在日渐加深的皇帝威权之下，就失去了其独立性，变成了政权的附庸，从而使史官能够秉笔直书的制度性保障没有了。
历史上能宽容史官的皇帝李世民
用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去解释，就是物质决定基础。不畏生死的秉笔直书固然是一种值得敬佩的十架精神，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以这样的精神或者，喜生惧死，也是人作为一种生物的本能。
一旦失去了制度性的保障，那么史官的秉笔直书所面对的，就不是那一位比较残酷的皇帝，而是所有的当权者，其压力自然是不用说的。
另一个层面来看，春秋乃至以前的历史之中，史官之所以能够保障其独立性，是历史记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一个本来就知识匮乏的年代，史官以其独特的工作性质，可以说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壁垒。
换句最直白的话来解释，就是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当史官的。在这种前提下，君王可以杀死一个史官，却无法杀绝整个史官群体，因此才能保障史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唐宋以后，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读书人的数量迅速的增多了，其中可以做史官这个位置的人才，也慢慢多了起来。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格曾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完善，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技术的发展，促使知识下沉，这时候其实史官这个工种的技术壁垒就不在了，皇帝都不需要再去杀史官，只要在不符合心意的时候换一个人来做史官，就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结果。
随意更改起居注的明嘉靖皇帝
所以说，一切抛开历史背景谈论历史事件的行为，都是耍流氓。并非史官一代不如一代，而是塑造史官的制度，不允许史官再去秉笔直书。
三、史官们丧失独立性，成为皇权附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不以史官或者是皇帝的个人节操为转移
反过来，从君王或者是当权者的角度去看，既然史官没有变坏，难道是君主们一代不如一代了吗？
当然也不是，儒家被称之为亚圣之一的荀子，曾经在《荀子·天论》中说过一句话：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天地万物自有其道理，不会因为皇帝是像尧舜禹那样的贤明君主，或者是夏桀商纣王那样的昏庸君主而做出改变。
人自然也是天地万物之一，其内心道德的高低，与时间的前进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决定一个人教养，节操，道德水准的，只能是他受到的教育，和生长的环境。
奴隶制社会的西州时期，也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封建社会的明清时期，也有贤明宽容的君主。
之所以在后世就算是贤明的君主之下，对史官们的控制也要强于古代，则是因为统治的需要决定的。
随着秦始皇一统六国，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就开始了，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生产力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是生产关系的模式却一直维持在封建关系之上。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既然生产力进步了，生产关系却为什么没有改变呢？
宣武门之变
这是因为古代的帝王们，用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强行的把生产关系固定在了封建时代。从秦汉时代皇帝与宰相的分庭抗礼，到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采取厂卫等特务政治维护统治。
皇权不断加深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在生产力逐渐进步的背景之下，封建王朝想要稳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不断的加强对于臣民的控制，也就是中央集权的过程。
而这种加强控制的统治思想，反映到精神领域，就是以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来施行对于臣民的精神控制。这个时候，如果再放任史官们如实地记录皇帝的言行，很可能就会损害到皇帝形象，从而危及的统治秩序的稳固。
时间越往后，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反噬就越严重，而皇帝们为了稳固统治所需要的文化专制，也就越强烈。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之所以后代的皇帝们要加强对于史官的控制，使史官失去了秉笔直书的机会，变成一个个“曲笔事权的幸臣”，实际上是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大势所趋。
四、结语
时势造英雄，个人的力量在浩荡的历史潮流面前，终究是渺小的。中国古代史官们从最初的秉笔直书，到后来的不得不看皇帝的脸色行事，从本质上讲，既不能将之归咎于史官节操的缺失，也不能一概的归咎于皇帝。
实际上，从唐宋以后知识的下沉以后，史官独立性开始丧失以来，史官依附于权利几乎就成了必然。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苛责史官坚持秉笔直书的品格，不是史官们做不到，是现实情况不允许。
反过来也是一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错位，后代皇帝们不得不通过不断的加强中央集权，控制臣民思想来维护统治的背景下，要求他们以自身的道德，去放开对于史官的约束，也是不现实的。
古代史官制度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监察体系，与现在的舆论监督是一样的，在社会制度法律不够完善的时候，要求纯粹的自由，不是法治，是犯罪。
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
人们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参考文献：
《左传》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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