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号称“夜郎故地”，不应该只有“夜郎自大”这样的偏见，它不仅是贵州的夜郎，也是南越国相邻的夜郎，更是秦汉帝国边缘的夜郎。早在2000多年前，地处岭南的南越国与地处西南的夜郎国就有着密切的联系，2000年后的今天，夜郎文化的珍贵文物来到南越王博物馆与南越文化相遇，为两地历史文化交往续写新的篇章。
神秘的夜郎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说明夜郎国不仅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还一度是西南夷诸国中最强大的，并具有一定军事实力，汉使唐蒙在向汉武帝上书中也称“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
关于夜郎国的空间范围，大约从云南高原东部一直到贵州高原北部和东部边缘。关于夜郎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其下限为西汉晚期的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前25年），夜郎王造反，被牂牁太守陈立剿灭，夜郎由此国亡。但夜郎的时间上限，至少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是具体时间难以确定。由于夜郎本身没有文字史料，有关夜郎的汉文献记载又相当简略，至今夜郎的都邑类中心遗址和上层贵族、王侯等高等级大墓均未有所发现，所以今天大家对于夜郎的相关问题仍疑问重重。
展览将通过“夜郎哪儿来？”“夜郎怎么样？”“夜郎去哪儿？”三个单元进行叙述，一同追寻神秘的夜郎足迹，揭开神秘的夜郎文化。
丰富多彩的夜郎文物
夜郎族群在贵州境内的活动轨迹，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而文献记载的夜郎国存续于战国秦汉时期，其文化在形成中，以本地早期文化为基础，不断吸收周边文明发展而来，形成独特灿烂的青铜文化。西汉末期，随着夜郎王兴被杀，夜郎作为国家在西汉以后不复存在，但其族群及文化并未就此消失，仍延续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展出的256件/套文物，涵盖从新石器时期至近现代的历代文物，全面展示不同时期的夜郎文明。这些展品中，以汉代夜郎国出土文物为主，既有反映夜郎本土特色的青铜装饰品、青铜兵器，以及用于套头葬的青铜容器，也有大量受到汉文化影响的汉系青铜器，充分体现了汉代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本次展览的文物精品有饰虎铜釜、牛头形铜带钩、龙首柄铜釜、武阳传舍比二铁炉、铜车马（辎车）等。
饰虎铜釜 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 赫章可乐274墓出土
铜釜出土时套于死者头部，口沿加铸仪态威猛的立虎，虎上套颈圈，彰示墓主不容侵犯的权威性和人所不能的神秘性。
牛头形铜带钩 战国至西汉 威宁中水7号墓出土
带钩设计打破常规，钩钮与钩首在同一个侧面，既保持了器物整体的形象美观，又不影响使用效果。
龙首柄铜釜 西汉 六盘水市黄土坡出土
铜釜长柄首部下弯，铸成龙首之形，龙口张开，尖状双耳后掠，一副拨云前行的形态。长长的柄身似矫健的龙身，造型厚重精美。
武阳传舍比二铁炉 东汉 赫章可乐58号墓出土
可乐出土铁炉上有“武阳传舍”铭文，“武阳”是西汉犍为郡属县，“传舍”即邮亭驿站，其出土印证了“南夷始置邮亭”的记载。
铜车马（辎车） 东汉 万屯8号墓出土
铜车马造型与汉代有帷盖的辎车相似，采用分段铸造，子母口套合方式拼装，工艺精湛高超，表明墓主人可能为县令和其妻妾一类。
南越国和夜郎国
在西汉初年，南越国和夜郎国之间的商贸来往十分兴盛，这一方面与西南夷地区物产丰富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两国之间便捷的水路有关，从夜郎国顺牂牁江（今珠江上游南北盘江）可直达南越国都城蕃禺（今广州）。此外，夜郎国还作为西南地区的货物集散中心，将巴蜀地区生产的各种商品转贩至南越国，最具代表的实例则是史书记载的“枸酱之路”了。建元六年(前135年)，汉使在南越吃到蜀地产“枸酱”，了解到从巴蜀经夜郎有水路与南越相通，由此，夜郎开始进入汉王朝视野，并促使朝廷有了修建从僰道（今四川宜宾）直抵牂柯江的“南夷道”，并利用夜郎精兵奇袭南越的计划。此外，南越国的一些出土器物也反应了两国之间的联系，如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环耳鍪，与铁三脚架配套使用，造型和用法与夜郎地区同类器物相同，以及岭南地区的一些西汉前期墓出土的巴蜀风格青铜器，很可能是通过夜郎输入进入南越国。
“寻找夜郎”作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原创展览，结合了贵州现有最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全方位展示了夜郎文化的各个方面，展览寻找到的定是不同寻常的“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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