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党玉琨盗宝案：大多数文物下落不明，西周夔纹铜禁命运坎坷

1928年9月5日，民国三大盗宝枭雄之一的党玉琨在凤翔被宋哲元军击毙。

党玉琨作为一方军阀，为了筹集军费敛财，他想到了曹操用过的办法—盗墓！

斗鸡台有一位乡绅名叫杨万胜，平日横行乡里，他为了讨好党玉琨，通过自己的同乡，时为党玉琨手下的张志贤向党玉琨透露了一个消息。

据杨万胜说，在戴家湾村村后的大沟里，断崖的山洞中，经常有当地的百姓在里面发现古董。那时，经常有人会偷偷地前往山洞挖宝，挖出来的东西到西安换个几十块银元很轻松。

当时，党玉琨于凤翔经营一名叫“宝兴城”的钱庄，作为他垄断金融、聚敛军资之用。同时他与古董商张九太私下里相互勾结，在凤翔大肆挖掘古墓，由于收获不大，所以他们亟需寻找到有价值的宝藏。

戴家湾村北有一条戴家沟。据史书记载，秦文公、秦宪公皆埋葬于此。经过两千年风雨的洗刷，原来树木茂密的植被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深埋在地下的墓葬也随着水土的流失渐渐地接近于地面。自从清朝末年起，这里就经常有青铜器出土。每逢大雨之后，很多重要的文物便会暴露于田间地头。

1927年春，党玉琨亲自到戴家湾进行调查，以便确定详细的盗宝方案。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党玉琨快定开始行动。

杨万胜，此时已经成了党玉琨的心腹，党玉琨每次到戴家湾盗宝现场视察，都会住在杨万胜的家中。除此之外，为了圆满地完成任务，党玉琨可谓挖空心思，还煞有介事地进行了周密部署：他委任凤翔“宝兴城”钱庄总经理范春芳负责现场发掘总指挥，此人对文物古玩颇有一番研究。另外还“聘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为挖宝的现场指导员，挖出的各种文物如何整修鉴定以及分级定价都由郑郁文负责；同时他还成立了监工队伍，任命了监工头目。准备妥当之后，一场空前的盗宝大案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挖宝，党玉琨手下的这帮喽罗们从附近的县、区农村中抓来大批的青壮年，据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每天同时在挖宝的人竟然达到1000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党玉琨组织起来的一帮挖宝大军几乎把戴家湾挖了个底朝天。解放后根据学者们估计，在这次肆无忌惮的盗宝狂潮中，党玉琨一伙一共盗得青铜器1000余件，其中完整的更是达到740余件。在这次疯狂的盗掘中，一共出土了3件青铜禁，目前留存在国内的唯一的一件，国宝西周夔纹铜禁。

那么，这件青铜禁又是如何到天津历史博物馆的呢？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28年， 冯玉祥令其属下陕西省主席宋哲元负责肃清陕西境内抗不听命的土著军阀。当年5月，宋哲元率领其部下的三个师、一个旅，围剿党玉琨的老巢凤翔。

凤翔地势远高于城外，因此易守难攻。宋哲元部攻了近半年，最终宋哲元决定挖掘坑道炸城。坑道是从凤翔城东的一家民宅开始的，在城墙的下面挖掘了一座房子大小的药室，然后埋下了将近四千公斤炸药。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总攻击的时间定在1928年8月25日上午10时，随着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了一个一二十丈长的口子。攻城的军队一拥而入，仅仅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结束了战斗。党玉琨也在战斗的过程中被乱军打死。

入城后，宋哲元部的士兵们发现党玉琨司令部内有一大铁门，虽然经历过枪炮的洗礼，但却依旧屹立不倒。当他们将铁门打开，犹如打开了四十大盗的宝库，只见里面摆放着100多口大板箱，箱内存放有周朝的青铜器以及大量的文物和金银财宝。这都是党玉琨在十几年内打家劫舍、私挖古墓所得的珍贵文物。宋哲元下令将党玉琨的财物全部没收，这样，这批文物又全部落到了宋哲元的手中。

后来，宋哲元将这批青铜器的几件送给了冯玉祥，其中的一件水鼎，解放后由冯玉祥先生的夫人李德全出，现藏于北京故宫。党玉琨盗掘的这批铜器，还包括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甲簋。其他大部分器物，则在宋哲元离开西安时由家人带到了天津，保存在天津英租界内的家中。就在这里，党玉琨盗掘的大批青铜器被宋哲元的老部下、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萧振瀛通过古董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对曾经积极抗日的宋哲元恨之入骨，派兵抄了宋哲元的家，剩余的青铜器都被扣押。

宋哲元的三弟宋慧泉先生经过交涉拉回部分文物，其中包含一件西周夔纹铜禁。宋先生知道该铜禁的贵重，于是将它藏于夫人王氏住处，并故意放在一破木箱内，其上压了许多煤球。解放后的一天，宋先生的女儿将铜禁的附件敲下一块，卖给废品收购站，换回5元钱。

之后，这件铜禁被宋家捐出。由于之前因宋家的家庭纠纷，铜禁被砸坏碎成50多块。1972年5月，天津市将铜禁碎片送往北京，经过专家们几个月的辛勤工作，铜禁终于被修复。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