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人赫德：洞悉中国体制弊病的“中国义工”

衲曰

1911年9月20日，赫德去世

原载：《同舟共进》2018年第3期

作者：肖伊绯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占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海关大楼前的一座铜像，随即被推倒拆除，后来更是被熔化。铜像的造型，是一位大衣微敞，背手含胸，作低头沉思状的地道绅士形象，他就是赫德。

罗伯特·赫德，英国人，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1861-1911）之久，中国海关、邮政的早期创建者，晚清的政治、外交、军事、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都深受其影响。当日军拆除赫德铜像时，这位英国绅士已死去整整30年，可仍被看作是英美势力在中国的精神象征，必须予以铲除。

但这位曾在中国书写过重要篇章的英国人，注定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诚如铜像基座上的英文铭文所写，他是：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中国海上灯塔的首创者；中国国营邮政局的擘划经营者；中国政府所信任的顾问；全中国国民的忠实朋友；他是一位温文而有耐性，智慧而果断力的人，曾经克服了无数重大的困障，而终于完成了造福于中国与全世界的伟业。”铭文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艾里奥之手，而中国官方给予他的评价亦不低——他受到了来自李鸿章及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位皇帝的一致好评：“赫德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是一个“食其禄者忠其事”的大清忠臣。

然而，除了官方史书与铜像铭文外，围绕赫德的评价，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死后，都呈现出两极分化。仍有相当多的晚清官吏对其影响力表示忧虑与怀疑，认为这样一位高鼻梁、白皮肤的外国人操持海关大权，迟早会危及帝国的经济与海防命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事件，即光绪五年（1879年）薛福成的《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薛坚决反对清廷对其授予兵权：“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李鸿章虽然没有就赫德的人品评价表态，但还是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最终未将总海防司的要职授予赫德。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就是历史人物的两面性。海水里的盐与沙，该过滤的迟早会过滤，该沉淀的迟早会沉淀；人性烛光中的焦灼与光明，该燃烧的仍会燃烧，该熄灭的终会熄灭。我们不妨将史书暂且搁置，细致翻拣一下赫德的私人印迹，看看这位英国人是怎样在历经太平天国起义、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等剧烈动荡的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并结出不可思议的果来。

惊魂宁波

赫德出生于北爱尔兰阿尔玛郡的波塔当镇，父亲是小酒店老板，虽然祖先范·赫德曾是追随奥兰治的威廉三世与法国作战的海军将领，但到赫德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某天，赫德意外看到了一张以荣誉校长克拉伦登伯爵（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名义贴出的布告：英国外交部拟招募一批毕业生前往驻华使馆工作，担任翻译和随员。罗伯特马上报名，并获得家人的支持。临行前父亲给了他50英镑路费——对一个年收入仅有几百镑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慷慨的资助了。

1854年，19岁的赫德开启了中国之旅。他搭乘“堪地那号”轮船，辞别对他有着重振家业寄托的双亲。中国，此时还只是他脑海中的一个异域符号，或许只意味着即将到来的工作机会与人生机遇而已。

一路跋涉，有惊无险。1854年7月25日，赫德踏上了中国的第一站——香港。赫德在香港只呆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异国风光在他眼中并无迷人之处，他把自己关在住所，抓紧时间学习汉语。当年9月，他乘“艾奥纳”号前往上海。但一年前“小刀会起义”的余波，还在影响着这座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清帝国的军政力量、各种参差复杂的利益集团，与这里的西方列强租界势力混乱地纠缠在一起，正在为学习汉语而焦虑的赫德，不禁又平添了一丝莫名的无奈。10月，他匆匆离开上海，奔赴宁波，在英国领事馆当了一名见习翻译。

在宁波，赫德才算开始了真正的中国生活。他开始试探性地接触中国人与中国社会，他敏锐地意识到，汉语教材诸如《论语》《孟子》《诗经》等，虽然可以了解古典中国哲学、政治、文化的来源，却并不能成为此刻的中国生活指南。他认为关起门来读书是件令人倦乏的事，但这段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研究及深入了解，为赫德以后在晚清官场的如鱼得水打下了坚实根底。

两年后的1856年冬，赫德在宁波经历了他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次“课程”。原来，自宁波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商务活动进展缓慢，逐渐成为毒品走私犯、海盗、土匪的汇聚之港，各国商船的护航业务随之得以壮大。但不久，护航业务落入以葡萄牙人為主的歹徒手中，他们一方面以护航名义对沿海商船、渔船进行敲诈勒索，一方面干着防盗自盗的勾当，当地居民也在其侵扰之列。这样一来，原本通商互利的初衷荡然无存，宁波城反倒成了匪盗横行之地，全城的氛围紧张而诡异。

宁波当地居民在酝酿武装反抗，而在宁波的外国侨民感到事态严重，终日议论纷纷。在领事馆里已能独当一面的赫德，也异常紧张，他独自睡在一间房里，把左轮手枪放在枕下，打开窗户，准备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立即跳窗逃走。

1857年夏，宁波人拿起武器，开始围剿葡萄牙人。战斗在水中和岸上同时进行，葡萄牙人狼狈不堪，伤亡惨重，他们甚至慌不择路，跑到英国领事馆门前大声求救。赫德近距离地看到了中国民众的力量，他选择了关上大门，不让这场灾难与自己有任何牵涉。

在中国安全第一，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七年后，赫德完成了他在中国的第一篇政治学论文《局外旁观论》，其核心思想“安全”，可能就来自于他在宁波的这场目击。

意外之喜

1858年3月20日，赫德结束了宁波之旅，调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二等助理及二等翻译。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期间，23岁的赫德，迎来了在中国的第一次人生机遇。

在激烈复杂的战局中，赫德以一口流利的中文、得体的绅士风度，不仅赢得了领事馆上司的赏识，也获得了中方官员的认可。他利用与中国官员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搜集到不少军政情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第一时间获悉清廷主战派僧格林沁布防重兵，阻止各国公使强行驻京的绝密情报。他将这一绝密情报上报给新到任的英国公使卜鲁斯，但未获重视。结果带着一支舰队赴京的英国公使，在大沽口遭受重创，铩羽而归。虽然这只是一次未获重视的个人能力之展现，但事实证明，赫德的能力无可限量，他不但可以独当一面，更可另起炉灶了。1859年5月27日，赫德向领事馆呈交辞职申请，开启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创业”之旅。他的辞职，是为了谋求正在兴建的中国海关负责征税的职位，他认定在新天地里会有更大的作为。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海关建制有着明显的“土著”色彩。自1757年确定广州单口贸易制度后，朝廷即令粤海关统一管理行商交易，征稽关税。但此时的朝廷满足于“四夷宾服”而不在乎贸易获利，加之担心洋船聚集、不便管理，旧海关的技术相当粗率，收入也较少。乾隆末年，粤海关每年账面收入不过110余万两白银，仅占岁入的3%。1842年后，单口通商变为五口，朝廷仍以旧海关负责人在新开埠地区筹建新关，并以两广总督兼任管理，海关人手不足，又缺乏统一章程，自然难有业绩。

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后，洋商乘机拒纳关税，英、美、法三国领事以“保护中国关税”为名，向上海道台吴建章提出建立由外国人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得到了吴的应允，并于次年成立了由英国人威妥玛、法国人斯密思、美国人卡尔参加的三人海关关税委员会，称为“税务司”，拉开了后来“帮办税务”的序幕。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据英、法、美三国与清政府所签署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帮办税务”的制度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并被正式推行到各通商口岸。英藉税务监督李泰国被“委以重任”，他不但被认为最有资格担任“总税务司”一职，更从中方先行获得了海关的人事任免权，“凡各口所用外国人，均责成李泰国选募”。

新任公使卜鲁斯，把辞职的赫德推荐给了李泰国，使其成为广州海关的不二人选。就在赫德成为广州海关副税务司，一切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际，李泰国自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给了赫德一个“意外之喜”，把他推上了更高规格的舞台。

1861年1月21日，恭亲王奕关于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的“札谕”已经发出，并函邀其进京到总理衙门商讨具体事宜。没有料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李氏竟拒绝赴京，告“病假”回英国休养去了。傲慢的李氏究竟得了什么“病”，无从知晓，可能是1859年在上海因干涉民众示威而被围攻殴伤，让他有些负气，有点“心病”罢了。此时，英国政府不得不紧急委派另一位官员费子洛赴任，但费子洛既不懂中文，又不了解中国官场，只能从广州海关抽调赫德予以辅佐。

定足北京

清廷雇佣洋人掌管海关虽是不得已之举，却也与当时掌权的恭亲王奕、文祥等人之开明有关。1861年6月5日，赫德抵达北京，顺利进入中国的政治心脏。时年26岁的赫德，与28岁的恭亲王奕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颇得器重与赏识。年轻的王爷称赞这位英国官员：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事情就好办了”，还频频以“我们的赫德”来征引其观点。

赫德深受恭亲王信任这一点，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感受很深。1875年2月21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马嘉理在云缅边境被杀；2月22日，柏郎探险队也在此地受到攻击，这两起事件，史称“滇案”。在“滇案”的交涉过程中，清政府接受了威妥玛的要求，答应各国驻华公使可以与清政府的大员来往，并在1876年春节实现了中外官员的互访。威妥玛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勋爵的信中，不无妒意地详述了恭亲王奕对赫德的接见：“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件就是对赫德的接见，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没有一位外国公使可以做到。恭亲王让赫德坐到自己的身边，随即就大声招呼户部的官员过去，介绍他们认识这位为中国政府征收一千万两的人。”该日，赫德也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道：“亲王说：‘现在你们户部官员喝一杯酒感谢他（赫德），要知道一千多万呢。”

在中英双方就“滇案”进行交涉的过程中，为尽快解决矛盾，1876年8月李鸿章拜访了赫德，没多久，赫德也回访了李鸿章。这一来一去，赫德在其中实际上充当了李鸿章的谋士。在李表示对谈判前途把握不定时，赫德胸有成竹地说：“不必担忧。只要你与我在一起工作，就毫无困难。在我们事先未取得一致意见前，你不必言，不必行，不必允诺任何事情。”10天后，李鸿章与威妥玛分别在《烟台条约》上画押，赫德也被邀请参加，至此，中英“滇案”交涉结束。《烟台条约》中的“优待往来”和通商事务部分，尤其是后者，几乎是以赫德所拟节略和他在谈判中的建议为基础的。

在帝都期间，赫德凭借着朝廷带来的荣耀与威权，一口气打开了天津、烟台、镇江、宁波、福州、汉口、九江等各地官员把持着的地盘，陆续在各地筹建海关。在此期间，他还积极献言海防海军的策略等，获得了清廷上下的一致好评与普遍好感。虽然这并不是筹建海关的份内事务，但赫德始终认为，只有大清帝国保持完整统一、安全有序，才能使其施展抱负，实现自我价值。从这个角度讲，他与在华的外国人、外国官员已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他不但是一位西方思维方式的英国绅士，更是大清帝国的一员、一位龙旗下的思考者。

1863年11月15日，恭亲王奕下达命令，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收到委任札谕的赫德，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生活一直很顺利，还不到29岁，已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了。”他雄心勃勃，在日记中给自己列出了八项计划：一、要使海关进入良好工作状态；二、力劝清廷建立一个小型舰队；三、劝说总理衙门在北京保留四个营的兵力，接受西洋军队训练；四、促使清廷向欧洲派遣使臣；五、发展中国的采矿与通讯业；六、促使中国商人摒弃木船，采用轮船和汽船贸易；七、将极为实用和有益的著作译成中文；八、从海关内部开始，给所有中国官吏以较高薪俸，以终止其敲诈贪污，保持政府的清廉。

上述这八项计划，后来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与实现。单单是看其中促成了北洋海军、现代化军备、外交大使、高薪养廉的四项计划，就足以证明赫德的远见，与当时中国政治运作的落后。

“局外旁观”者

1865年5月30日，赫德在日记中坦露了一个“文明人”面对东方古老帝国时的“雄心勃勃”，他立志要将古老的中国转变为近代文明国家的“使命感”更加强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我所提议的全都有了开端，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必须努力，为这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这些工作可能给我打开任何成功的大门。”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赫德的“雄心”与“使命感”便双双受挫，他感到所有的计划都像是在自说自话，即便中国皇帝为之频频点头，也未必有什么下一步真正落到实处的举措。他发现，中国的皇帝并不是绝对的权威，也只是进一步又退一步的随波逐流者罢了。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皇帝才能与群臣博弈，与朝廷内外的各种势力互相制衡，以确保在这种博弈与制衡中稳坐江山。

1865年7月5日，赫德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他的心得体会。他惭惭领悟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光凭“雄心”与“使命感”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做到既在局中又在局外，才是最为重要的，即使是中国皇帝，也要一直思考与践行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在赫德发现了中国体制的“秘密”两个月后，他向总理衙门递呈了洋洋4000字的政治学论文，坦承自己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前途的观察和建议，名曰《局外旁观论》。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评述了那个他即将“入局”的中国政局。

赫德在《局外旁观论》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敢抒所见，或效一得之愚”，劝清政府认清历经“变迁”后的形势。当然应该看到历史悠久“莫古于中国”，也应看到，与世界各国相比较，“竟莫弱于中国”。中国实行闭关政策，可西方各国“近数十年渐渐与中国往来”，资本的势力已深入中国，“拒绝不得”，必须面对现实，因时制宜进行改革，正确处理内政外交上所遇到的新问题。

赫德直指中国“内情坏而外情险”“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的现状，他认为封建王朝的财政窘迫奥秘在于，中国并非无财，也不是政府征收得少，主要是被当官的贪污了。政治上有法不依，因循守旧，内外员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胥吏专权，“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使民生不得安业。军事上则“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在外交上，赫德提出，中国应与各国有来有往，平等相处。中国皇帝应“召见各国驻京大使”，以示友好。中国亦应“委派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大有益处。在京所驻之大臣，若请办有理之事，中国自应照办；若请办无理之事，中国若无大臣驻其本国，难以不照办”。

赫德最后总结道，若照行以上所劝之事，“泰西各国，必致欣悦，无事不助，无时不合”，必能使“民化而国兴……无难为万国之首”。

这番谦卑而不失尖锐的策论，后来成为总署向各地督抚征集整顿海防建议的引子之一。而朝廷对《局外旁观论》的第一项积极回应，便是批准赫德在1866年带领5位中级官僚和同文馆学生赴欧考察，此即晚清第一个遣外使团——斌椿使团。

残梦上海

1864年5月，已经在上海履职半年的赫德，突然又回到北京，向总理衙门递交一份重要文件。这份文件，就是后来签发的致各口税务司的通令。这一通令的核心思想就是“本地化”，就是要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决策与实践。

赫德对自己和海关职员有一个明确的定位：“首先，我们必须毫不含糊的、经常地牢记：海关总税务司署是中国衙门，而不是洋机关，所以每位职员均须依中国人的意志行事——无论是百姓或大吏，避免触怒中国人，引起中国人的反感……那些食君俸禄、受雇于官府的人，至少在行事态度上不要引起中国人的不悦，或激起他们的嫉妒、猜疑、嫌恶之感……每个人须先牢记他们领的是朝廷的俸禄，为朝廷执行海关这项工作，把它做好应是首要之务。”随后，在上海海关内部的训令中，赫德也始终强调“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处于中国人的助手，而不是主人的地位”，始终鼓励部下尽可能学好中文，多深入中国社会，都要努力做“中国通”。

“本地化”准则，是赫德在中国的为官之道。在宁波，他还只是感悟安全第一；在广州，他渐渐懂得中国社会的机遇何在；在北京，他“反客为主”的法宝就是换位思考；在上海，他必然要将“本地化”原则奉为最高准则了。从近代海关制度的创建，到海务工作的拓延与管理，再到海防事业的筹措与整合，没有“本地化”准则，这位英国绅士的中国梦，不但无法实现，更会瞬间梦醒。

30年后，李鸿章的一道奏折，就很能说明中国海关“本地化”的成果。奏折中写道：

中国海面辽阔，港汊纷歧，绵亘万余里。经总税务司赫德历年设立警船、灯塔、浮桩等二百六十余处。如北洋之大沽、曹妃甸、辽河口莫邪岛、成山头、崆峒岛、猴矶岛及海军提臣丁汝昌商同添造旅顺老铁山、威海卫、赵北咀等处，均属险要地方。自设置灯塔后，往来船只即使遇到风暴，不致迷向触礁，于水师行驶、商船入货获益匪浅。现值巡阅海军，臣等顺道勘视北洋各处灯塔、船桩，深为合法。该税务司赫德尽心筹划，不无微劳。

这道奏折，褒奖了中国海关30年的“本地化”成果，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现实结果，即赫德的海关业绩。

在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期间，全面引入了英国海关的管理方式，当时的中国海关，基本可看作为一个国际化的“独立王国”——1865年，全国14个新关共有报检员以上中高级雇员71人，其中英国人46名，美国、法国人各9名，其余德意志人5名，丹麦、瑞士人各1名。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为防止舞弊，赫德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须按章征税，申报、查验、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章程作为依据。中国政府既无从插手、又不通内情。当然，海关内部亦偶有贪污发生，但均属基层下级员役所为，绝无中上层官员参与的集团案件。而这套管理制度，甚至一直延续至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

此外，赫德还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海关的附属职权。1868年他下令在海关体制内成立海务部，负责勘测水文、疏浚航道、绘制航行图表、制定航行规程、建筑灯塔以及其他助航设备、港区规划管理、航行气象保障等工作。中国第一批灯塔、引水船以及保证航行安全的航道浮标、信号灯，便是在海务部主持下修建的。

同在1868年，第一艘海关缉私舰开始执行任务，1887年又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3艘钢制蒸汽炮舰，专事打击海盗、海上缉私以及查禁从新加坡到中国的鸦片贸易。1887年10月，海关关舰“福州”号成功铺设了从台湾淡水通往福建厦门的中国第一条海底电报电缆线。1896年，朝廷又批准开办全国邮政，由总理衙门管辖，以赫德总司其职。

随着海关、海务、海防综合体系的有序发展与持续积累，还间接促成了清帝国海军的成长，北洋水师的实力渐趋完备。

前述李鸿章的奏折递进紫禁城的1894年，正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年。

1893年，已获得英国女王授予男爵士封号，并获清廷封赏无数的赫德，对这样一份表功奏折，着实没表现出太大的喜悦。这倒不是因为宠辱不惊，只是赫德凭借多年对中国局势的考察，以及对中国官场、人性的了解，深知中国还没有赢得这场战争的实力与底气。他试图促成英国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起制衡作用，但此时只愿自保、不愿牵扯其中的英国政府，竟表现出浓厚的“亲日”倾向。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除了震惊与忧虑之外，赫德更多的是无奈与无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正在设法筹集现款，购买武器并招聘人员，我们能有什么作为？如果我们失败了，海关自然要化为乌有，日本人将会换上他们自己的人员。我很难过，但是我看不出躲开这场大灾难的办法。”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看到，这位英国绅士频频写下书信，信封上贴用他自己发明的印有龙纹的中国邮票，四处求援、申诉与通报。

果然，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以两亿两白银与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开放商埠的惨痛代价，结束了这场耻辱的血战。当然，西方列强与日本的激烈博弈，最终并没有发生让“海关化为乌有”的极端结果，赫德本人作为该机构的最高长官，也还能勉强支撑下去。战争结束后，赫德预言：“中国人历经两千年来的驯化，热血早已冷却，不过我认为这些日子以来的绝望，会使热血以最狂暴的方式沸騰，届时我们这些洋人都会被赶出北京。”不幸言中，在日后的义和团运动中，赫德在北京的一切被付之一炬，但他还是略带同情地评价道：“简言之，它纯粹是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其宗旨乃在于振兴中国——它也是中国人的戏码。”

别了，赫德爵士

进入1907年，正在推行“新政”的清政府打算收回关税管理权。《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以海关关税为抵押，年迈的赫德再也无力回天，他收拾行装，准备离开。这年冬天，已是72岁的老人上书朝廷“请长假”，获得了批准。1908年4月13日，赫德乘火车离京，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上午7时，路宾·赫德走了。”他的侄女后来写道：我记得他离开的那个早上，朗朗晴空，总税务司的私人乐队演奏《友谊地久天长》。”

三年后，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逝于英国的白金汉郡家中，清政府追封他为“太子太保”。20天后，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轰然崩塌。

赫德逝世后，江海关为纪念他们的领袖，为赫德打造了那尊著名的铜像。1914年3月27日，造价15000两白银的铜像，被运至上海。5月25日，铜像在赫德当年告别中国的地界——上海外滩海关大楼，重新树立起来。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头顶飘扬的不再是大清帝国的龙旗，而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渐次替换。如果这尊铜像能保存到现在，刚好是一百年的纪念。可它矗立在上海外滩还不到30年光景，就因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拆除且熔化了。

别了，龙旗下的“局外”沉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