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这是黄宏在1999年春晚小品《打气》的经典台词。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是刘欢在1997年创作的歌曲。
”我不下岗谁下岗“、”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下岗职工对黄宏和刘欢这两位演艺明星来说，实在是太容易了，一句话一首歌就解决问题了。一天收入几十万的人怎么会懂得最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这与晋惠帝说何不食肉糜没什么区别。
有一部反映下岗工人的电影《钢的琴》，主人翁的女儿喜欢钢琴，作为下岗职工的家庭是没有条件买钢琴的，为实现女儿的梦想大家一起合力手工制造钢琴。电影很简单，没什么票房，都忙着追星呢，谁还关注以前的下岗职工呢？
财经作家吴晓波看过电影《钢的琴》的以后，写了一篇《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胜过吴晓波以前所有著作的价值，因为他说出来一个真实的历史，一个难以忘记的残酷历史。
吴晓波曾经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吴晓波记述了两个下岗工人的故事：
一个是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另一个故事是，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他们没有黄宏”我不下岗谁下岗“的觉悟，更不会唱”只不过从头再来“，只是在现实的逼迫下苟且偷生或者命丧黄泉。
1997年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计划和“抓大放小”方针的确立，“下岗”开始成为中国工人生活的一部分。下岗高峰期是1998年至2001年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时期。其间，每年下岗工人人数都维持在700～900万之间。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统计，中国历年累计的下岗职工约3000万。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早就提出过，”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经济学界流传的这一名言“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成本论代价论牺牲论，言而总之就是牺牲最底层的人，还要让人家感恩戴德。吴晓波说，中国经济学界没有谁在持续关注这个群体。
改革需要牺牲，改革需要成本，改革需要代价，问题谁来牺牲，谁来承受？工人农民难道就是天生的牺牲品吗？ 他们看不到，“由于生活极为艰难，职工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不断上升，严重的是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刘欢唱歌黄宏演戏，就是让工人高高兴兴去下岗，这就是荒诞的现实。
吴晓波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说过，“不论怎样，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收入辛苦生活时，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经济学家不应忘记生活无着落的下岗职工》）
吴晓波感叹，“我们今天正在享受的成果，是以消灭了一代40到60岁间的产业工人为代价的，他们彻底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命。一个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人本是第一位的，改革最关键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钢的琴》导演张猛说：“我们今天走得太快了，眼下，是时候该停停自己的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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